经费之困

1894年春光明媚的5月，遵照《北洋海军章程》中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检阅的规定，北洋海军调集主力军舰于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操演训练，接受北洋大臣等要员的校阅，广东水师随同北洋海军操练的“广甲”“广乙”“广丙”3舰跟随一起受阅，南洋水师也派出了“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北上参加会操。针对中国海军这次重要的演练活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均向中国提出了申请，各自派出军舰到场观察评估。深知此时北洋海军已经舰械老旧的李鸿章，为了竭力维系海军的战略威慑价值，特地叮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操演时必须格外突出地表现，以便在外人面前夸示北洋海军的军威，获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效果：“英、法、俄、倭各有兵轮睨视其旁，相帅意恐稍涉疏懈，不足以警耳目。”

当次，北洋海军主要进行了炮术射击、鱼雷射击、抗鱼雷艇夜袭等科目的演练，表现均属上佳，令李鸿章感到十分满意，到场旁观的日本军舰“赤城”在报告中也提及北洋海军训练有素。当演习中的舰队抵达威海时，李鸿章于刘公岛上题联：“万里天风，永靖鲸鲵波浪；三山海日，照来龙虎云雷。”这似乎是在抒发大阅海军的豪迈心情，又仿佛是祝祷祈望北洋海军能够如龙虎云雷般继续永靖海疆。

1894年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巡洋舰“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号（Admiral Kornilov）在大连湾观摩北洋海军大阅，期间舰上的军官帕维尔·杜尔诺沃（Pavel Durnovo）拍摄了一组北洋海军舰船照片，这张极为珍贵的北洋海军编队驶离大连湾的照片就是其中之一，照片中排列为纵队的军舰由近及远依次是：“济远”舰、“致远”舰、“超勇”“扬威”舰、“经远”“来远”舰、“镇远”和“定远”舰

李鸿章当时的复杂心情，在大阅海军后的奏折中彻底表露了出来，在向光绪帝报告了海防建设的成就后，李鸿章笔锋一转，开始论及他所担忧的海防建设中的不足之处：

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北洋海军舰船落后，长期得不到更新，这是让李鸿章忧心忡忡的重要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最直接、最表面的原因则要追溯到三年之前的1891年。那一年的五六月间，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在黄渤海地区对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的第一次校阅，事后李鸿章上奏汇报成果，认为渤海湾的海上防御已属坚强可靠：“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清政府闻奏后加以勉励：“海军关系至要，必须精益求精。仍著李鸿章、张曜切实讲求，督饬提、镇各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然而就在做出激励海军建设的表态之前，清政府于1891年6月1日批准了户部的一项奏请，即著名的停购海军军火二年的决策。此举意味着清政府下令有钱也不允许为海军购买新军火，等同于宣布停止北洋海军的装备发展。令出之后，李鸿章感到难以理解——“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遂上奏辩论，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这一扼杀北洋海军发展的禁令至1893年时届满，不过清王朝并没有弛禁的意思，禁令一直到1894年仍然在发挥着效力，所以李鸿章才会在1894年大阅后旧事重提，不点名地道出北洋海军的装备问题。

1891年“横空出世”的海军外购军火禁令，彻底扼住了北洋海军的咽喉命脉，使北洋海军的发展顿时裹足不前，这是造成北洋海军落后于日本海军的关键因素。按照常理分析，清王朝投入数千万两巨资，耗费十余年之功才得到了一支实力雄踞亚洲之冠的海军舰队，似乎并没有理由悭惜小费，不再继续投入，导致功亏一篑。对清王朝这种自废武功的举动，后世常感到困惑，相关的解读尝试，大致趋向于两种思路。

其一，根据海军外购军火禁令是由户部提出的这一表象，将焦点集中到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身上，通过对翁同龢其人的多角度剖析，发现翁同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之间确有政见、私交不合的种种迹象，由此认为该禁令是翁同龢为了整治李鸿章而做出的“小动作”。

另一种解读思路的视界更开阔，超越翁李之争，注意到户部上奏请示禁购海军军火时清王朝的财政状况，认为户部之所以做出这一举动，是为了节流开源，以应对当时政府大项开支日益增多、国库支绌的局面，进而分析当时清政府新增的大项开支，最终使得颐和园工程浮现——给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以及新修颐和园等活动耗费巨大，最终导致了户部不得不裁停海军外购，甚至挪用海军经费以供应园林工程。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昆明换渤海”之说即基于这一解读提出，总体上将海军外购禁令的责任归结到慈禧太后的贪图享受。

事实上海军外购军火禁令的产生背景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这一事件牵扯到清王朝中枢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最高权力之争。

在海军外购军火禁令出台的三十年前，清王朝内部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高层政变，彼时咸丰帝驾崩未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等联手发动祺祥政变，诛杀顾命八大臣，推翻了咸丰帝留下的政治格局。此后，恭亲王在外领班军机、执掌总理衙门，控制实权，慈禧在内垂帘听政，掌握同治皇帝，操纵国柄。由于各自都是野心勃勃，恭亲王和慈禧的政治联盟很快出现裂痕，进而出现了互相间钩心斗角的激烈政争。纷乱之中，对慈禧言听计从的同治皇帝患厉疾暴毙，风传是被恭亲王长子载澂勾引邪游所致。此后，慈禧的妹夫醇亲王之子载湉继位为光绪皇帝。慈禧隐忍至1884年，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的藉口，发动史称甲申易枢的猛烈政治攻势，恭亲王奕被逐出权力中心，醇亲王奕譞开始崛起，清廷中央形成了慈禧与醇王内外配合的新政局。也就在这一时期，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时任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表达忠心，慈禧太后、醇亲王对近卫京畿、手握淮系重兵的李鸿章也投以青眼。获得慈禧太后和醇亲王的联合支持，北洋海防建设从1885年开始步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添购“致远”“经远”等级新式巡洋舰，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北洋海军的建军。

然而就在北洋海军建设如日中天时，醇亲王于1891年元旦突然去世，慈禧太后失去最得力的外援倚靠，对内也少了可以羁縻光绪帝的法宝，于1889年正式亲政的光绪帝，其政见已经日益靠近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方向。醇亲王死后，慈禧太后内外失据，被视为后党羽翼的李鸿章及其淮军和北洋海军也顿失靠山，陷入了尴尬境地，恰在此时户部上书要求停购海军军火，令人不由得不去揣摩紫禁城里的权力消长带来的影响。

事关国家军事的走向，如果没有最高权力层的支持、裁可，很难想象仅凭户部尚书的个人好恶，就能使海军建设半途而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大寿，以及新修颐和园等事，也不能简单解读为统治者贪图个人享受。光绪帝已经亲政，新修颐和园一方面是向天下昭示皇帝为孝道模范，另外还可以作为将慈禧从政治中心迁出的手段，一旦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工程竣工，慈禧就势必前往颐养天年，再难直接、快速地过问与干涉朝政。

除了上述这个犹如巨大棋局的政治背景外，文化传统、思想意识方面的背景也值得注意。1891年6月1日清廷下旨宣布暂停海军购买外洋军火后，除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曾进行过上奏抗辩外，在整个清政府朝堂上乃至民间舆论中，再没有出现什么反对声音，连善于物议的清流言官也都集体漠然，这种奇怪的缄默局面，可以理解为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圈、知识圈并不反对暂停海军建设这一决策。全国上下都对这一明显失当的决策没有异议，和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畸形的海洋观、海军观有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海洋很多时候被看作如同高山大漠一般的天堑屏障，是护卫中国不受外来者侵犯的天然藩篱，而并不是通往另一片新世界的通途。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海洋屏障被列强突破，此后清王朝开始努力建设如同西方海军一般的近代化海军，但其建军的根本目标在于“海防”二字，即利用近代化的海军挽回失防的万里海疆。作为一支以捍卫国家海外利益为目标的海军，只要为国家攫取利益的任务没有结束，投入和发展就不会结束；作为一支以侵略扩张、进取海外为目标的海军，只要侵略的目标没有实现，投入和发展就会持续加大，因为必须时刻保持对假想敌的优势地位。然而作为一支以海防为目标的海军，在实现了海防巩固的那一刻，它就完成了任务。这一刻很可能是这支海军衰亡的开始，往往只有在大海再度失防时，这支海军才会得到再一次的投入和发展。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堕入的就是最后一种魔咒。整个国家社会对北洋海军的期待，仅仅是巩固防海，所以在渤海门户“深固不摇”时，暂停海军建设投入、为国家节约资金，就成了全社会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主张。

1894年大阅过后李鸿章呼吁加强海军装备建设，但是毫无效果，停购海军军火的禁令事实上继续有效。6月1日，暂停海军外购军火已满三周年，当天广东水师的“广甲”号巡洋舰从威海湾起锚出航，南下广州，负责接运当年新产的岭南荔枝。凭借蒸汽化军舰的高效运输，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北京的禁苑里也能品尝到南方的新鲜佳果。

还是在这个春夏相交的时节，黄海对岸的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名为东学的秘密民间组织为了反抗暴政，掀起了规模浩大的起义。

仿佛是预感到了些什么，大阅结束之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6月5日下令，可以给予全军家在直隶、山东等北方省份的军官、士兵半月假期，以便各自回家省亲、完婚，又特别强调“届期务当遄返威防，毋得迟缓稽延，致干重咎”。

第二天，丁汝昌派“康济”号练习舰将批准给假的数百名官兵从威海刘公岛运往附近的商埠城市烟台，以便各自搭乘商船回籍。就在这天夜里，一份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的电报通过电报线抵达刘公岛，李鸿章向北洋海军通告：应朝鲜政府请援，朝廷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协助镇压农民起义，首批援朝陆军部队已于当天傍晚从天津塘沽乘坐轮船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