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船的武器装备

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手段。对一艘战船来说，进攻手段和防御手段是由技术上的装备设施和战术上的作战方式这两方面来保证的。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兵器，除了有冷兵器、火器之分，还可按射击距离分为接舷战兵器、近战兵器和远距离兵器三种。接舷战兵器包括刀、矛、斧、戈、钩强、冲角、铁嘴、枪筏、火毯、火桶、火砖、火罐、烟球、火炮及纵火船等等；近战兵器有弓弩、镖、抛石机、拍竿等等；远距离兵器有各种火铳、大炮、强弩、火箭等等。防御设施有女墙（矮墙）、用牛皮和竹帘制成的战船盖和棚、铁制装甲、水密隔舱、拦江铁链，以及设置于水中的铁锥、沉船、水雷等。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兵器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春秋到五代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在后期开始使用原油纵火等火攻法，但整体看来还是冷兵器占主导地位。从北宋开始到1840年前的清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火器逐步装备于战船，前期是以冷兵器为主、火器为辅，到中、后期逐渐过渡到以火器为主、冷兵器为辅。

先秦到隋朝之前：防护、火攻、拍竿

春秋以前，战船上的兵器与陆战兵器相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便于进行接舷战，开始将陆战兵器加长，变成专用的水战兵器。据《物原》记载，吴国战船“大翼”上就配备有长钩、长矛、长斧各4把，弩32把，箭3200支，头盔32个。楚国舟师使用了鲁班设计的兵器——钩强，这是最早为水战设计制造的专用兵器。它是一种带有铁钩的竹篙，敌船进攻时可以用它来阻挡，敌船败逃时可以用它将敌船钩住（《墨子·鲁问》）。1935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1964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嵌错图像铜壶”，以及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宴乐渔猎攻战壶”等青铜器上，都有春秋战国时期手执长戈、弓箭、大刀、长矛等兵器的战士进行激烈水战的生动场面。

到了秦汉时期，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生产力飞速发展，造船业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当时的东地中海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战船不但种类多、船具齐全，而且性能好。汉代的战船非常重视加强防护措施。例如主力舰“楼船”，塔楼的四周每层都设有约3尺高的女（矮）墙，作为士兵防御敌方箭矢的掩体，还有用坚硬的木材制成的“战格”，要害部分蒙上皮革以防矢石。攻击船“蒙冲”的棚盖上也蒙有牛皮以防矢石；重武装战船“舰”，上下有塔楼两层，四周设置木板以防矢石，其内如牢栏也（《释名·释船》）。

三国时期（220—280年）火攻开始用于水战，例如发生在208年（建安十三年）冬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将数十艘“蒙冲”和“斗舰”装满芦苇、干柴，灌入了油脂，外面加以伪装，每艘战船后还系着一条小船“走舸”。船队沿长江而上驶向赤壁，趁东风点燃船上的柴草，直冲向曹操的连环战船，使曹操水寨的战船着火烧毁，歼灭曹操大部分人马，孙刘水师的战士则乘走舸而回。（《三国志》中的吴主传和先主传）官渡之战中，曹操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这是中国最早见于实战的抛石车，唐以后又名“炮兵”。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戍”，它具有简单的自动性能。此外，三国时的刀已经安上了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

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司马炎发兵20万，六路伐吴。吴国将领为了阻止晋军进攻，预先在晋军必经的航道西陵峡的上游水面上设立了拦江铁链，在水下则布设了许多一丈多长的铁锥。这是中国古代水师设置水面和水下障碍的最早记载。晋将王浚用几十个百步见方的大筏子打先锋，铁锥碰到筏子就被挂住扫入江底。王浚又在每艘战船的前方装上火把，火把每个长十多丈、粗数十围，灌上油，遇到拦江铁链就将它烧软后砍断，从而破除了这些水面障碍。最终晋军于280年（太康元年）三月攻克了西陵。（《晋书·王浚传》）

“拍竿”在冷兵器时代是战船上威力巨大的兵器。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近距离上用高悬的巨石拍击敌船的水战利器。“拍竿”最初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叫作“桔槔”。杜弢起义时组建了强大的水师，曾“作桔槔打官军船舰”。

南北朝时期水战极为频繁，这时“桔槔”已经改称“拍竿”了。陈朝徐世谱讨伐侯景时就曾制造“拍舰”“火舫”等，以加强自己的军力（《陈书·徐世谱传》）。在陈朝水师消灭王琳割据势力的战斗中，王琳的水师投掷“火炬”袭烧陈军战船，而陈朝战船则“发拍以击琳舰”（《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八》）。

隋、唐和五代：火药的最初应用

589年（隋开皇九年），杨素在永安造“五牙”楼船，船上有塔楼5层，高百余尺，搭载士卒800人，在船的前后左右设置了6根拍竿，高50尺（《隋书·杨素传》）。在一次水战中，隋朝的五牙楼船用拍竿就砸沉了陈朝水师十多艘战船，使隋军大获全胜。“拍竿”一直沿用到火器使用以后的南宋时代。当时洞庭湖杨幺起义军所造的大型明轮战船上，就设置了“拍竿”，高十余丈，顶端系巨石，底部改用辘轳操纵，这就较以前更为进步了。

唐代战船上已配备“车弩一支”和“两弓弩一支”。唐朝晚期（9世纪末），中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并于904年第一次将火药用于军事。时人称之为“发机飞火”（路振《九国志》），实际是一种“火药箭”，就是把火药缚于箭头近处，用引线点着后射出。

宋朝以前，在中国水师中还出现了一种“枪筏”，即在筏的四周均装上矛头，可用来运兵和冲撞敌船，也可用来装载燃烧物，发火烧毁敌船。

宋代：水战兵器发展的新时期

从北宋开始，中国水战兵器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与发展。从此冷兵器不再独占鳌头，中国水战兵器也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火器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北宋时仅有燃烧性火器，南宋时进一步创制了金属爆炸火器，并且开始出现以竹、木为体的管形火器。

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呈送给朝廷，并因此受到了奖励。到仁宗朝（1023—1063年），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综述了当时的火器，有火箭、火炮、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十余种。到了南宋初期的1129年（建炎三年），监察御史林之平建议在舰船上装备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加强福建、广东的海防。后来南宋水师都装备了火炮。1132年（宋高宗绍兴二年），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它是一种管形火器，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人。这是世界上管形火器的鼻祖。

另外，关于陆战攻城器械的文献中描述的那些牵引式或配重式抛石机，在水战中也有精确的对应物。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上与杨幺叛军的明轮战船交战时，曾经使用抛石机发射装有石灰的“炮弹”：他们用的是非常薄的陶瓷容器，里面放着有毒的药物（可能是砷）、石灰和铁屑（还有火药）。当这些容器在交战中被扔到叛军船上时，石灰就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以至于叛军的水手们无法睁开眼睛。叛军希望复制这一装置，但由于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无法找到或制造正确的容器，因此他们失败了。

1161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军时，宋军曾使用牵引式抛石机投掷软壳炮弹——“霹雳炮”。宋代杨万里编著的《诚斋集》上记载，这种炮响声如雷，故称霹雳炮，是用纸筒装石灰和硫黄制成的，点着后发射入空中，降入水内，硫黄、石灰得水而火发，再从水内跳出（有些炮装有定时引信，在它们触到水面之前就会爆炸），纸筒裂开，石灰烟雾四散，迷住敌方人马的眼睛。史书中记载：宋军的霹雳炮一接触敌船，其外壳就当场破裂，散开掺有火药和石灰的毒烟，“我们的战船趁机向前发动进攻，他们的人和马都淹死了”。

中国古代要塞有时位于河边，这模糊了围城战和水战之间的界限。例如，1207年南宋对襄阳的防御以使用从城墙上发射的霹雳炮而闻名，但在同一篇史料中，我们还读到后来在汉江上的一次攻击行动。这次行动可能是由宋军的明轮战船发动的：

在25日的傍晚，利用雨天和阴云密布的天空，指挥官紧急派遣张福和郝燕准备大大小小的船只，数量超过30艘，足以携带1000名弩手、500名三叉戟手以及100名鼓手，船上还装备了大量霹雳炮和火药箭。这些战船就隐蔽在敌军营地下游的河岸旁边……然后，随着一响鼓声，弩手们先放了一轮，紧接着所有的鼓都响起，整支舰队的弩手随之开始齐射。与此同时，霹雳炮和火药箭也被发射到了敌人的营地内。

值得一提的是，霹雳炮虽然是爆炸兵器的雏形，但还没有杀伤威力。

大约在13世纪初叶，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如铁火雷（金人称之为“震天雷”）。金国在最后一次针对南宋发动的战役中，就引入了这种硬壳的铁制炸弹，这标志着中国军事技术又向前迈了一步。有记载的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它们，可以追溯到1221年南宋齐州被金朝围困的时候，炸弹爆炸时产生的碎片可以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南宋的一名军官在爆炸中失明，另有六人受伤。铁制炸弹很快就出现在了水战中，1231年，为防御己方城市，金军首次在黄河上使用铁弹轰击一支由舰队支援的蒙古军队。然而，蒙古人攻陷了这座城市，金人沿着黄河向南逃跑，根据文献记载，他们又向蒙古舰队发射了铁壳炸弹，以冲破封锁线。“闪光和火焰清晰可见。北方人（即蒙古人）的驳船上没有多少军队，所以最终金军的船队突围了。”

上文中提到，在1272年宋朝的明轮战船舰队曾往襄阳运送城内紧缺的补给，有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宋军舰队携带了抛石机和炸弹：“它们（宋军战船）排成一个长方形的队列，每艘船上都装备有火筒、抛石机和炸弹，还有燃烧的木炭、大斧头和沉重的巨弩。当入夜已经45分钟的时候，水钟敲响了，船队起锚出航，并用红灯作为信号。”然而，这时的蒙古人已经从金国人手中获取了铁壳炸弹，当宋军的舰队接近时，他们就利用这些炸弹展开了进攻。“敌军炸弹轰隆作响，我们的船队在连续30多里的河段都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船上，我们战士的脚踝都被浸在了血泊之中。”1274年，蒙古人在第一次入侵日本时也使用了铁壳炸弹。它们很可能是从一种被称为“旋风炮”的牵引式抛石机中发射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蒙古战船甲板上的抛石机是固定式的，还是轮式的。

一种非常特别的战船——连环舟，可以将延迟引爆的炸药运送到敌人的位置。该船的一个关键设计是它可以分成互相连接的两部分。这种战船是在针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条运河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淤塞，因此，战船分开两半后可以分别通过浅水通道，在那里，较大的船只不得不等待水位上升之后才能继续行驶。它的目标是在黑暗的掩护下接近一座城市或一座桥梁，船上的人解开放置爆炸物的船头部分，并在快速逃离时点燃船头的引信。

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寿春府创制了以大竹管为筒、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子窠是瓷片、碎铁粒、石子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原始的弹丸。

拜占庭有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其原理是利用压力喷射石油并将其引燃。中国水师使用的一种攻城武器非常类似希腊火。在975年宋朝和南唐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上的一场战斗中，南唐军队“利用火焰喷射装置喷射油脂来消灭敌人”时，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一开始，宋军无法抵挡，可此时突然刮起一阵北风，把空中的烟雾和火焰吹向南唐自己的船只和人员。多达15万名士兵和水手被卷入其中，不知所措。于是，南唐水师的指挥官悲痛欲绝，纵身投入火海，自杀身亡。一个世纪后，当宋朝的李纲将军在1126年开封围城之前试图阻止金军渡过黄河时，宋军更成功地运用了“希腊火”。

此外，中国还发展了在水战中使用燃烧弹发动攻击的技术。1279年，南宋与元军在广东沿海进行了最后一次交锋。元军指挥官在缴获的几艘船上填充浸满油的稻草，点燃它们，待风向有利即出动打击宋军舰队。简言之，就是把这些船改造成了纵火船。但是宋军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给自己的战船涂上了泥巴——这也是围城战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经典的技巧。此外，宋军还准备了“数不清的水管”，可能是用于从战船甲板上的水箱里取水的。宋军利用长杆钩强将燃烧的稻草捆撕成碎片，再通过软管将水抽出来，把火扑灭，这些软管似乎以类似于悬挂吊杆的方式布设在战船上。他们甚至借此击退了蒙古人的夜袭，但这些战术并没有让宋军获胜，最终只有16艘宋军战船突破了蒙古人的封锁。

元代：金属管型火器的出现

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到14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型火器。1332年（至顺三年）制造的一具铜火铳，口径三寸一分八，长一尺一寸，重28斤，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一具金属管形火器。在这以后，用铜或铁铸成的滑膛炮就开始逐步装备战船了。

明代：水战火器发展的高峰

明朝，水战火器发展到了高峰阶段，不但种类繁多、威力巨大，而且出现了世界兵器史上最早的水雷、鱼雷和两级火箭等。

关于明代战船装备火器的数量和种类，一个经典范例是：据《登坛必究》记载，大福船上装有发熕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筒、喷筒60个、鸟咀铳11门、烟罐100个、弩箭500支、药弩11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火炮20个、钩镰100把、砍刀100把、镖枪100支、宁波弓5张、过船钉30根等；海沧船上装有大佛郎机4座、碗口铳3个、鸟咀铳6把，喷筒50个、烟罐80个、火炮11个、火砖50块、火箭200支；弩箭100支、钩镰6把、砍刀6把、过船钉10根、标枪80根、宁波弓2张、灰罐50个等；苍山船上装有大佛郎机2座、碗口铳3个、鸟咀铳4把、火绳24根、喷筒40个、烟罐60个、火砖2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钩镰4把、砍刀4把、过船钉8根、标枪40支、灰罐30个等。

明代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对兵器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明史》中也有对兵器的介绍。其主要包括：管型火器、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以及火箭。

1．管型火器

除了各种铜铳、铁铳之外，还有佛郎机炮、鸟咀铳、红夷大炮。

佛郎机炮是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葡萄牙船只抵达广州时输入的。“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此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这种炮与明朝原有的火炮相比，具有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1523年（明世宗嘉靖二年），明朝开始仿照，称之为“大将军”。后又经研究改良，增减其重量和长度，制成了发熕以及大样、中样、小样佛郎机铁铳等多种火炮。其中，铜发熕重500斤，发射的铅弹每个重4斤，石弹大于小斗。大样铜（铁）佛郎机长二尺八寸五分，重300多斤，射程可达五六里。戚继光又根据大样佛郎机改出百子佛郎机，主要是将身管加长加厚，装在木制两轮炮车上，发射时去掉两轮，以内部充实棉絮的铁筒置于炮后，作为活动的横档，借以防止火炮后坐。

鸟咀铳也被称为“鸟铳”，是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平倭寇的战争中俘获的。与过去的火铳相比，它的侵彻力强、命中精度好——因为鸟咀铳的身管长，所以射出的子弹“势远有力”，又因下面有木托，发射时不易摇摆，所以“十发有八九发命中”。它的缺点是用火绳发火，遇风雨不便使用，又没有刺刀，“执空铳与敌角必不幸”。1598年，赵士祯仿照西域人进贡的火炮，创制鲁密铳，较鸟咀铳又有了进步，除加长了身管和改良了发火装置之外，枪床尾部还装有钢刀，近战可作为斩马刀使用。他还创造了能连续发射的掣电铳和迅雷铳，已经近似近代的多管机关枪了。

红夷大炮是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从荷兰输入的。《明史》记载：“（红夷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年间，赐以“大将军”号，并开始仿照。神飞炮为17世纪30年代提取佛郎机炮和红夷炮的优点创制而成，封为“神威飞电大将军”。

2．燃烧性火器

明代燃烧性火器在性能和性质上，较前代均有所改进，火药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发明了很多发烟、发雾以及毒剂的处方。除利用冷兵器和人力抛射火箭、火球、火筒、火砖等，还发明了各种喷筒，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战。例如毒药喷筒：用2寸直径的竹筒一根，长2尺多，以麻绳密缠，筒下端安上5尺长的竹木柄，装药时先下燃烧药，次下发射药，再下砒霜药饼一枚，一枚一层共装5层，其喷射火焰可远达数十丈，粘上船帆、船篷等立即引起燃烧并使敌人中毒。

3．爆炸性火器

分为炸弹、地雷和水雷三种。炸弹类是在燃烧性的“霹雳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炸弹有铁弹、石弹、木弹、泥弹等品种。水雷类有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水底雷、既济雷四种。其中，水底龙王炮用熟铁打造，每个重4、5、6斤不等，内装炸药5升至1斗，炮口安香头引火，香头的长短根据轰击敌船的远近而定。点燃香头后，将炮装入牛膀胱做的囊中，加以密封，载在木板上用石块坠入水中，囊内有羊肠引到水面，置于鹅雁翎做成的浮筏上，以通空气，黑夜顺流放下，接近敌船时，香烬火发将敌船炸毁。“在一个黑暗的夜晚，”一份关于这种武器的文献记录道，“水雷被送到河的下游，当香烛烧到导火索时，就会发生巨大的爆炸。”“混江龙”的构造与水底龙王炮相同，只是发火装置有所改进。它是在皮囊中安设火石、火镰，用长绳牵到岸上，将炮沉入水底，待敌船经过时，岸上拉动绳索，使火石与火镰撞击，发火引爆，击毁敌船。这些水雷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雷。1512年，明朝水师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刘七率领的水师在今天江苏南通狼山附近展开水战，曾使用名为“水老鸦”的兵器。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是：“藏药及火于炮矢中发之。又为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机发自为运转，转透船沉。”可以看出这是近代鱼雷的雏形。

4．火箭

单发火箭有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箭杆长6尺，粗5—6分，缚于箭镞之下，箭头涂毒药，能穿铠甲，射程可达500步。多发火箭有“一窝蜂”“群豹横奔箭”等。多级火箭有“火龙出水”，是古代中国一个重大发明。这种火箭可水陆两用，系用毛竹5尺、两头装上以木料雕刻的龙头、龙尾制成。龙口向上，龙腹内装火箭数支，龙头下面两边安装半斤重的火箭筒两个，龙尾两旁亦安装火箭筒两个。这四个火箭筒的引信总汇一处，并与腹内火箭的引信连接好。水战时，可离水面三四尺点火，龙头和龙尾下的四支火箭推动火龙前进，待燃烧殆尽时，又引燃腹内的火箭，这时火箭由龙口飞出继续前进，飞向目标使敌船着火焚烧，能飞行二三里远。

明代冷兵器由于火器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失去优势地位。拍竿逐渐被管形火器淘汰。枪和长柄刀较宋代简化、轻便、适用。战船上还有钩镰（用长竹制成，刃弯而利），用以钩割敌船上的各种绳索；撩钩，用以在水中捞取敌人首级，或勾敌船缭索以牵其棚；犁头镖，用于在船头上朝下掷敌船，中船必穿洞，中人必碎。小镖，在我船高大、敌船低小、相距二十丈之内时，使用此器最利。明代大型战船的首部都装有铁制的“铁壁铧咀”，用以在战斗中“犁沉”敌船。

明朝水师的火攻船也较多，有火龙船、子母舟和连环舟等。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装甲

桨轮的使用令中国船工有机会为他们的船只提供更为严密的防护，他们甚至为自己的船只安装了装甲，而这种防护方式是橹桨船及风帆船都无法使用的。有趣的是，在1130年的黄天荡之战中，金国水师的作战水平不及宋军，因此，他们采用了以防御为主的作战原则。金军水手们操纵的战船配有带桨孔的防护舷墙（具体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尚不清楚），并用火箭突袭了毫无准备的宋朝舰队。然而，金军战船的这种防御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早在三国时期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人使用某种快速战船，并且在战船的舷墙上覆盖湿润的兽皮以抵御燃烧弹的袭击。

除了舷墙和兽皮之外，中国战舰上还有限使用了某种金属装甲（当然与近代的“铁甲战舰”不相同），这在文献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金属装甲的起源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即在船底布设薄金属板作为一种防腐措施。由于中国古代水师的主要战术是使用远程投射武器，而不是近距离格斗和跳帮作战，因此将这种保护延伸到舰船上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战船上用了多少铁甲以及把铁甲放在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1370年明朝远征军抗击四川叛乱者的战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叛乱者是趁元朝灭亡的时候宣布独立的。以下是关于这次平叛行动中水师作战的一些细节的记载：

那里（四川）的悬崖非常陡峭，水流也非常湍急，四川人在那里布设了铁链，还搭建了吊桥，堵在流经峡谷的河道上，这样就没有船只能够通过了。于是，廖永忠派了几百名士兵，带着粮食和水，从陆路将一些小船搬运到了河流的上游，从而绕过了这些防御工事。四川的山区树木繁茂，他命令士兵们穿上绿色的衣服和用树叶做成的无袖雨衣，这样，士兵们就可以隐蔽地穿过森林和岩石下山了。到了第五天晚上，明军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开始了进攻。明军战船的船头都用铁包裹着，上面还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金属弓。叛军的三座吊桥都被烧毁了，铁链也断了。

根据这段记述，明军使用了船头包铁的战船，这就清楚地表明其主要战术是冲撞敌船，当然，也可以用于冲破铁链。然而，不能依据14世纪中国人对战船的改造就推断出，中国战船在朝着像希腊三列桨战船那样的专用撞击舰方向发展。事实上，相反的结论似乎是有根据的：按照传统，中国帆船的设计都是船首翘起的平底船，不适合使用冲撞战术。不过，在文献中偶尔也会提到这一战术，比如220年的一份记载提到“他们使用的战船是可以利用船桨互相撞击的，就像用角一样”。我们还知道，在汉代，小船的船头通常装有铁锤。

明朝水师战船上的防护设施与以前相比也有较大改进。大型的楼船有铁甲防护，即“艣箱皆裹以铁”；在没有设女墙的战船上，两舷装有罟网，它是用数十层渔网编成的，用来防止敌人跳入己船，并可防矢石等。

中国古代水战战术：以远程打击为主

中国古代船只和中国古代军队一样，在战斗中，旌旗招展，战鼓震天。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在江海上还是湖泊上的水战，尤其是船对船的战斗，都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战术。其中一些与我们熟悉的西方水战战术有相似之处，另一些则截然不同，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对“钩强”的使用。光看名字，你可能会以为钩强是钩子、链条和耙子这类的装置，用来把一艘敌船拉近并固定在那里，这样登船的人就可以猛攻这艘船，并相对容易地撤离。然而，在中国水战中，首选的战术通常不是跳帮登船，而是远距离攻击，是用抛石机或是强弓劲弩向敌军战船投射大量火力。这导致中国在钩强的使用上比较独特：通过使用钩强，让己方船只和敌船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将其固定在自己的船边。因此，中国钩强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武器”，由某种形状的“锤头”组成，比如给50英尺长的吊杆的一端装上沉重铁钉，将吊杆的另一端牢牢地铰接在战船的上层建筑上。唐朝的一幅插图显示了一艘楼船的两侧各装有三支吊杆。当靠近敌船时，这些攻击武器会被释放，并呈弧形重重地落在敌船的甲板上。

如果敌船只是一些小船，锤头砸穿其木制甲板很可能会令其沉没。如果敌舰仍然漂浮在水面上，它就会和攻击者牢牢连在一起。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绝不是提供跳帮登船的平台。相反，这些钩强将在一个适合弓弩攻击的距离（弩的攻击距离通常很近）上牢牢地固定住敌船。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上与叛军作战时，就使用了这种战术。在对战中，海盗们使用的钩强类武器似乎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据说他们仅仅在30英尺长的竹竿末端安装了锤头，但“这些竹竿挫败了宋军近距离登船和攻击的企图”。在另一个文献中，叛军实际使用的锤头被描述为一块木头、有几英尺长、两端十分锋利。然而，就像明轮战船一样，宋军也有类似的武器，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另一种战术巧妙地糅合了攻击和防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它发生在1130年的黄天荡之战中。宋军统帅在他的战船上安装了铁链，铁链的末端装有钩子。不知通过何种方法，这些铁链被抛到了金军的战船上，然后将其牢牢地固定住。至于宋军战船，我们必须假设都是明轮船，它们开始反向行驶，将敌船拖走，而这些伸出来的链子为持续的弩箭火力提供了必要的距离。

虽然使用跳帮登船战术可能不是中国水战的首选方法，但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战船上均部署了大量的士兵或“水师陆战队员”即印证了这一点。文献中所有关于战船的插图表明，当时水师战士穿的铠甲和头盔与他们在陆地上的同行相同，还配备着常用的长杆武器，如直刃的长矛、弯刃的戟，还有戈。我们注意到，在最早的船对船战斗的插图中，戈就像长矛再加上一柄短刀（与矛头成直角）。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插图中发现一些形状更奇特的、带有多个刀刃的长矛。在近战中，中国古代水师通常以短剑和匕首为主要武器。此外，还有陶瓷外壳的炸弹作为弩和火绳枪等远程武器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