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与唐代骑兵 武备、战马与战术、战例分析
7世纪前期至8世纪中期，远东伟大的唐帝国进入了最辉煌时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这个时代被世界史公认为中华帝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华历史上最具备开拓、探索与包容精神的时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浪漫地描述西域，同时又富有尚武豪气的诗句只能出现在唐帝国时期。上一个如此关注、探索西域的时期则要追溯至另一个伟大的时代——西汉，而在数百年之后，唐帝国将继续这条西行之路，并将其推进得更加深远。
中国古代王朝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整体框架较西方的大帝国，诸如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或者阿拉伯帝国，更加稳定，但这同样带来了问题——中国相对较难得到与其他多种文明直接交流的机会。同时因为海路在早期对中国影响较小，还无法便利地连通另一处重要的文明地带——欧亚交融处文明地带，所以往往掌握西域或利用“丝绸之路”直接或间接联络西亚的王朝。
如此，帝国会有着极佳的资源、信息、技术获取途径，文化风气上也毫不闭关自守，而是视野开阔，拥有充分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同时具备着极大的包容性，王朝往往既强大也富有活力。而一旦统一中原却不掌握这条向西的重要通道，王朝就会在妄自尊大或者不以为然的自满状态下逐步沉沦，文化风气也变得固执封闭，技术不但不像过去飞速发展，而且有时还会出现倒退。
4世纪的西晋王朝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各游牧民族借助西晋王朝的内乱，潮水般地涌入中原，王朝本身则在内乱中崩溃。各游牧民族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杀。无节制的战争与屠杀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停歇，经济与人口都遭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这是一个毁灭的时代，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占据江南的东晋王朝从西晋王朝的堕落状态中脱离，在南方站稳脚跟，通过长时期稳定的南朝演变，继续保存并输出着中原文化。而北方游牧民族混战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进行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广阔的视野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习俗，甚至一直影响到南朝。这些变化也使中华文化转型并重新向外关注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直接带来技术文化上的革新，走向6—8世纪真正的辉煌。
《丽人行》，反映了唐朝妇女春日骑马出游的场景，展示了西域文化影响下的开放局面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丰富的东亚与内亚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交融中，大量的军事技术被革新。首先，中国地区率先发明了马镫。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而且马镫让骑兵更充分地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在冲击时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扰。在其他优势方面，马镫给骑手带来了更大的平衡，能让骑兵更为方便地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甚至让骑兵在奔驰时，能同时使用剑与盾牌，或是双手持握重型长骑矛。虽然经过严格训练的无马镫骑兵也可以做到，但马镫让这一切变得自如与容易得多。
使用马镫正在冲锋的中国铁甲重骑兵
除了马镫之外，其他一些军事技术也在这个时期飞速发展。中国的全身马铠开始出现；重骑兵开始拥有保护全身的骑兵甲；之前在中亚骑兵强国帕提亚王国或是萨珊帝国盛行的、长度达到3—5米的冲击型长骑矛，也在中国得以广泛应用；而较东汉时代更高鞍桥的马鞍，也让中国骑兵的冲锋更加稳定。中国骑兵在这一时刻几乎登上了世界骑兵的顶峰水准，只是由于地区的分裂无法集中有效的力量。而进入隋唐统一时代后，中国庞大的人力物力、各民族的文化与技术革新结合起来，中原地区也不再以被动方式与内亚或东北亚游牧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唐帝国时期，向西域探索与扩展前所未有的强烈，中华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在这个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
唐帝国无论是军事制度还是技术，都延续了南北朝时期至隋王朝的成果，而这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进步都与骑兵有关，因此在唐帝国的军事系统中，骑兵之重要性毋庸置疑，某些时候，甚至代表了王朝的兴衰与成败。唐代骑兵是这个外向的、兼容并蓄的、多文化王朝最坚实的军事支柱，并在不断的对外作战中担任当之无愧的主力。而由于唐帝国主动地在西域扩展，各种先进的骑兵战术得以交流，并能够大量引进西域、中亚、内亚的战马——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马种群。唐王朝通过努力建设马政，拥有中原政权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马规模，且引入世界的顶级战马马种，真正达到中国中原王朝骑兵最强大、最兴盛的时代。
敦煌壁画中唐军骑兵征战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