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在一切有关战争的宏大叙述中，骑兵永远都是其中最浪漫的一部分。他们英姿飒爽的身形、锃锃发亮的铠甲，无不昭示他们高贵的出身和超群的技艺。有时，他们是英雄，为国家摘取胜利的果实；有时，他们是魔鬼，给人民带来混沌与毁灭。虽然骑兵向来都是文学作家中意的描写对象，但有关骑兵的科学性研究似乎很少，在中文学界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莫德所著的《骑兵论》无疑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野。

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Frederic Natusch Maude）,185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莫德曾在威灵顿学院与皇家军事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并于1873年加入皇家工兵队，后被擢升至上校。莫德在军事理论方面著作颇丰，但他最有名的还是与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不解之缘。莫德最早在1872年发现了《战争论》，但他花了不少时间才认识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莫德不仅称赞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规律的分析，对克氏提出的“概然性”与“摩擦力”的概念也十分认同。莫德认为，对《战争论》最高的概括便是书中的一句话：“战争中的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当沙盘上的计划应用于实战之时，因为各种既有的阻力，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虽然莫德十分欣赏《战争论》一书，但他对书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全盘接受。譬如说，他就不赞成克氏对拿破仑的分析。虽说如此，当莫德督促《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作者富勒研究拿破仑战争时，他还是推荐了《战争论》。

格拉哈姆在1873年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克氏的《战争论》，但《战争论》是借莫德之手才真正推广起来的。1908年，莫德再版了《战争论》，并将其分为三卷。莫德对《战争论》的译文并未做太多修改，但是他对其做了一系列的注释，指出自克氏的时代以来，技术和组织上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也为新版的《战争论》做了一篇短序，内容虽然尊崇克劳塞维茨，却极度仇视德国，全文还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因此，后人所认为的“战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说法，与其说是出自克劳塞维茨，不如说是出自莫德。莫德再版的《战争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也多次再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文《战争论》的标准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论》现在享誉国际，拥有举世无双的地位，莫德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莫德虽然投身于军事理论的研究，但他的目标是实用主义的，一切军事历史的研究都必须与现实生活中的英军改革挂上钩。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德国的矛盾态度上看出来。一方面，莫德极度仇视德国，认为英国必须在一次战争中彻底摧毁德国这个“自然天敌”；另一方面，莫德又认为德国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军事经验，而英军改革必须向德国看齐。莫德对《战争论》推广所做的努力就是基于此。

《骑兵论》也是如此，可以说莫德是带有目的性地在写这本书。莫德早就对英国军队感到不满，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的英军僵硬迟钝的特点，更让他感觉到改革的急迫性。但莫德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场席卷欧洲的大战争来袭。为此，莫德与中将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合著了一本小说，名为《1890年的大战争：预想》。在此书中，莫德预言在19世纪90年代将发生一场大战争，牵扯英法德俄四国加入，他甚至精准地宣称导火索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发生在1914年，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但这并没有动摇莫德的想法，因为在1903年出版的《骑兵论》中，莫德还在号召英国人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要了理解莫德的军事思想，必须了解当时欧洲的大背景。在普法战争以后，欧洲承平四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军事技术迅速发展、铁路大量普及，让大规模的部队能迅速集结，而电信通讯的发展，使指挥大集团军成为可能。但最可怕的还是杀伤力武器的提升。布洛克在1897年出版的《从技术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关系来研究未来的战争》中对日后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情况做了一番精准到可怕的预言：“最初是屠杀的程度日益增加，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使得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们最先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的条件下作战，尽量地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最后才算是学会了一个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个企图……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圆镐将和他的步枪一样，变成不可缺少的兵器。所有的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特性，军人们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之权却是操在‘饥饿’的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正是如此。因为参战的军队都装备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堑壕战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选择强行突破敌人的战线，就与将大量士兵送上处刑场无异。在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每月平均损失七万人；而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伤亡人数加起来有一百万之多。

与布洛克一样，莫德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正确地指出：“围城是延长的会战，而会战是短期的围城。”就算是在一天之内能结束的会战，进攻者的目标也是要成功突破防守者的阵线。但对英国军队来说，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短期内结束会战，似乎变得越来越难。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莫德为此感到忧虑。虽然布洛克和莫德都预见战争在往僵硬的阵地战方向发展，但他们对时局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布洛克来说，因为交战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会战的胜利，能站到最后的便是经济上更为强势的一方，而失败者会因为经济崩溃、无法支撑战争而败北。这个说法不可谓没有道理。对莫德来说，一战前的军事形势只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在莫德眼中，军事历史就是步兵与骑兵力量此消彼长的一种周期。很明显，步兵的机动性比不上骑兵，当步兵的力量强于骑兵时，战争就会往迟钝、缓慢的方向发展；当骑兵的力量强于步兵时，战争就会表现得更加灵活与机动。对于莫德来说，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完善的骑兵部队，在步骑对抗中占上风。

当然，根据我们对后来历史的了解，骑兵并没有成为解决一战问题的“钥匙”。在西线可怕的堑壕战中，骑兵根本毫无用武之地。但骑兵确实是当时唯一的机动兵种，所以莫德寄希望于骑兵，希望它能打破当时堑壕战的僵局，是情有可原的。就连一战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也认为“骑兵的价值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可见莫德的思想颇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思考成果。但莫德在写作《骑兵论》时，不会知道未来“坦克”这个发明的出现。一战的问题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最后也因为技术进步而得到解决。坦克的出现解决了战争中机动性的问题，并取代了本来属于骑兵的历史任务。虽说如此，莫德的思想内核依然重要，并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对“机动性”和“突破敌军战线”的重视。师从莫德的富勒在日后便依此提出了装甲战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富勒与莫德思想上的联系。富勒的装甲战思想颇受希特勒的青睐，他是唯一受邀参加1935年纳粹德国装甲阅兵的外国人。从职能上来说，装甲部队完全替代了骑兵部队，这点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除了莫德对战争的思考以外，《骑兵论》还有许多其他价值。莫德选取了不少骑兵的经典战例，并对其加以分析，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点在莫德的资料引用上便能窥见一二。莫德通晓英法德三种语言，他在论述战例时尤其注重德国的资料，这在有关骑兵的历史著作中十分难得。同时，作为一名职业军官，莫德在第十三到十六章对骑兵建设，尤其是养马、马术方面的领域做了详尽的论述，填补了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要感谢吴畋前辈在学术上的指导和支持；张潜的翻译水平和文字功底十分优秀，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一针强心剂；陈建兆是我的知己好友，在本书的进程出现问题时，是他敦促我坚持下去；Lillie Mermoud提供了书中法语内容的翻译。同时我也要感谢翻译过程中指文图书编辑的耐心与校对。此书虽已完成，仍或有些许瑕疵，还请读者指正。

周执中

2019年1月23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