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现代研究对历史观点的检验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跨期选择的心理因素的分析大部分来自内省或者零星的实证。心理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而经济学家从80年代开始了跨期选择的实证研究。他们评估了雷、西尼尔、杰文斯、庞巴维克和费雪的一些猜测。

3.2.1 雷和西尼尔观点的当代研究

雷论及的四个影响时间折扣的因素都被研究者进行了实证检验。预期寿命对时间折扣影响的证据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是也有相反证据。斯莱特林（Slymrod，1986）对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储蓄率与核战争威胁的变化呈现弱的系统相关。随着核战争威胁的变大，储蓄率下降，其中储蓄率可以作为时间折扣的指标。他通过横截面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储蓄水平和核战争的威胁感受呈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与预期寿命影响时间折扣的假设相符。拉哈夫等人（Lahav et al.,2011）在以色列对比了在暴力地区服义务兵役的士兵样本和居住在和平地区的大学生的折扣率，发现前者的时间折扣要高于后者，其原因可能是士兵更高的死亡风险感知。如果以年龄作为预期生存期限的指标，那么按照雷的观点，老年人相应地应该比年轻人折扣率更高。一个大样本（1288人）的18~86岁的中国被试的调研发现，随着年龄增加折扣率递增（Liu et al.,2016）。青年被试（18~30岁）的折扣率低于中年被试（31~60岁）和老年被试（60岁以上）；中年被试的折扣率又低于老年被试。这个研究的结果与格林等人（Green et al.,1994）、哈里森等人（Harrison et al.,2002）的发现一致。其他关于年龄对折扣率影响的研究发现的趋势虽与以上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支持老年人比年轻人折扣率更高的结论。比如阿特马等人（Attema et al.,2018）通过对年龄为30~50岁的法国巴黎居民的现场研究发现，年龄和折扣率呈现U形关系，40岁左右的人具有最低的折扣率，他们的研究结果和恩兹勒等人以及里德等人（Enzler et al.,2014；Read et al.,2004）对年龄跨度更大的英国居民的研究结果一致。对19~89岁的英国居民的研究发现，老年被试的折扣率高于年轻被试，而中年被试的折扣率又都低于这两个群体（Read et al.,2004）。然而，在南非的一个研究却发现折扣率和健康水平及预期寿命呈现U形关系，那些健康水平高、预期寿命长以及那些健康水平低、预期寿命短的被试的主观折扣率高，而那些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一般的被试反而折扣率低（Chao et al.,2009）。

馈赠动机对时间折扣影响的证据同样不一致。赫德（Hurd，1987）比较了有孩子和没有孩子夫妇的储蓄率（作为折扣率的指标），发现两者并无差异，没有证实馈赠动机的影响。然而，国内的研究发现孕妇相对于非孕妇女折扣率更低，也更愿意保护环境（李爱梅等，2015；李爱梅等，2018），间接支持了馈赠动机对时间偏好的影响。韦德等人（Wade et al.,2012）通过实验的方式操纵了被试的死亡意识，发现相比于控制组，在死亡威胁启动下的被试更愿意分配资源给下一代而非当代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遗产的动机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检验了社会经济阶层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其中包括雷涉及的社会阶层、财富和种族。阿特马等人通过对法国巴黎居民的现场研究发现，社会经济阶层对金钱的时间折扣基本没有影响，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教育水平、是否有工作、家庭收入高低等因素皆无影响，只有是否在公共部门工作这一因素有影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被试比在非公共部门工作的被试的折扣率要低，他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在法国公共部门工作的被试职业安全性更高，从而导致折扣率更低。有研究者采用45个国家的大学生样本调查发现，不同国家的折扣率不仅与国家财富水平、增长率和教育等因素相关，而且与长期趋向等文化因素相关（Wang et al.,2016）。人均GDP较高、增长率较低国家的被试的折扣率较低，更愿意等待未来更大的金钱收益选项。长期趋向文化中的个体的折扣率更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个体的折扣率也更低（Hofstede et al.,1991）。

雷关于延迟满足带来痛苦的猜测似乎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与其同事对延迟消费的观点类似于西尼尔。米歇尔的两阶段跨期选择理论的第一阶段对应庞巴维克的观点，而第二阶段对应西尼尔的观点。第一阶段包括选择延迟的选项，这个过程需要更为冷静的认知过程的参与，而第二阶段包括执行延迟的决策，这个过程则需要面对忍受节制的痛苦。

在一系列针对儿童被试的研究中，米歇尔（Mischel，1974）集中研究了决策执行阶段。在典型的研究中，儿童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被告知他可以随时按铃召唤实验者。然后实验者向他展示一个差的选项（比如一粒糖果）和一个好的选项（比如3颗糖果）。实验者向儿童说明，如果他等到实验者回来可以获得好的选项，但是他也可以随时按铃获得差的选项。因变量为儿童等待的时间，通常以15分钟为限（15分钟后实验者会带着预先承诺的奖品回来）。米歇尔检验了即刻和延迟奖赏的视觉刺激呈现与否对延迟满足的影响。米歇尔发现不论是即刻还是延迟奖赏，相比于不呈现，奖赏呈现时被试的等待时间更短。米歇尔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告知被试在等待时分散注意力或者进行认知重构，比如把棉花糖想象成白云，把巧克力想象成木条。他发现这两种策略都可以增加被试的等待时间。这些结果支持了节制的观点，加剧了被试等待时的剥夺感的一些因素，比如奖赏的物理视觉的呈现减少了他们的等待时间。而通过分散注意力和认知重构可以减少剥夺感，从而增加等待时间。Lowenstein（1996）通过成人被试的研究发现，能够减少厌恶唤醒状态（饥饿、性唤起、戒断症状）的选项在时间和物理上的接近会导致这些选项的吸引力不成比例地增加。事实上，它们甚至可以创造一种剥夺的感觉：当我们看到牛排时会感到饥饿，当我们看到潜在的伴侣时会引起性唤起。

但是，里德（Read，2004）认为，虽然剥夺感可以解释冲动的选择，但情绪的唤醒却不是由延迟引起的，而是由加重情绪的物理刺激的存在引起的。如果消费者看不到或者闻不到食物，这些食物时间上的接近可能不会导致冲动的偏好；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并闻到它，即使他不能消费，这些食物仍然会导致强烈而压倒性的欲望。通常，剥夺感的存在与消费延迟容易被混淆，但当剥夺感没有伴随时间接近时，它仍然具有预期的效果。里德等人（Read et al.,1998）的研究发现，如果被试被告知一个星期内不能吃零食，他在饥饿时更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零食。

3.2.2 杰文斯观点的当代研究

杰文斯的观点有些极端。我们很少因为现在可以体会到未来消费的快乐而推迟消费。然而至少有部分的跨期选择现象是可以由杰文斯的这个观点来解释：一些快乐和痛苦的确是由于期待所产生的。科特尔等人（Cottle et al.,1974）认为，仅仅是想象的能力并不足以产生自愿的延迟行为，除非想象的同时还有情绪的体验，而这也正是杰文斯的观点。他们的证据包括动物的行为，也包括额叶切除病人的短视行为。

可以作为杰文斯观点佐证的是即刻效应的发现（Prelec et al.,1991）。虽然杰文斯强调预期的作用，但是他认识到即刻体验的作用要远强于预期的作用。比如，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1984）测量了孕妇在生产前的偏好：是否在生产时使用麻醉。大部分的孕妇都拒绝使用麻醉。然而在真正生产时，她们的偏好却改变了。虽然克里斯滕森-萨拉斯基根据折扣随着时间的临近而加速的观点来解释（Ainslie，1975），但是用预期的观点更为合适，在生产之前虽然孕妇可以想象到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与真实的痛苦相比还是微乎其微。

此外，支持杰文斯观点的还有对于负性结果产生负折扣（或没有呈现正折扣）的现象（Hardisty et al.,2013；Loewenstein，1987）。按照DU模型正折扣的假设，决策者对于负面结果应该希望尽量推迟。然而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对于一些厌恶性的刺激希望尽快而不是推迟经历。比如伯恩斯等人（Berns et al.,2006）发现，大多数人宁愿立即受到电击而不是等待电击，甚至有些人因为希望避免等待期间的害怕情绪而接受强度更大但等待时间更短的电击（“3秒后强度为90%最大电压的电击”），而不是强度更弱但等待时间更长的电击（“27秒后强度为60%最大电压的电击”）。尽管这些人在真正遭受电击时神经化学反应与选择等待更长时间的更低电压的人类似，但是他们的评价认为等待时间更长的更弱电击更让人害怕。这意味着，虽然他们遭受电击时的痛苦是相似的，但是他们似乎经历了更多的恐惧。因而与杰文斯预期产生痛苦的观点一致。

即使对于某些积极的结果，研究者也发现了被试愿意适当推迟而不是即刻享有的现象。比如，让被试假想可以获得自己喜欢的明星的一个吻，这个吻被设置成在延迟不同的时间段获得。研究者发现，被试对延迟3天而不是即刻获得的选项的评价最高（Loewenstein，1987）。这个现象也与DU模型相悖，而与杰文斯的观点相符。

研究者也通过对患者和学生的观察证实了预期情绪的作用。有研究者发现，对化疗有特别负面评价的癌症患者在化疗前一天表现出预期治疗的症状，比如呕吐和恶心（Andrykowski et al.,1985）。认为自己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比那些认为自己表现良好的学生在等待出成绩的时候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Golub et al.,2009）。目前尚不清楚预期产生的情绪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体验结果时的情绪，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两种体验在神经区域存在相当大的重叠，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Knutson et al.,2005）。

现实中，人们还知道其他一些经验也可以获得预期的情绪（Baucells et al.,2016）。比如，游客喜欢提前几个月预订假期，妇女喜欢收藏衣服，孩子喜欢囤积糖果。相反，人们更希望提前牙科预约的日期，提早知道体检的结果和负面的财务消息，以减少这些预期经历引起的痛苦（Bentham，1789；Loewenstein，1987）。

人们希望避免或者获得预期情绪的事件一般而言是一过性的（fleeting），而不是持久的。没有人希望把持久的快乐推迟或者把持久的痛苦提前，比如，没有人会希望加薪来得迟一些，也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早点卧床不起。

3.2.3 庞巴维克观点的当代研究

庞巴维克对跨期选择的观点基本是认知的，但是又包括情绪的成分。他的这些观点尤其是认知的观点得到了后来研究跨期选择的学者的继承和发展。

比如，贝克尔等人（Becker et al.,1997）的模型认为决策者的折扣率是想象未来时投入的资源的函数。在他们的模型中，决策者能否最大化生命周期的效用取决于想象未来的准确程度。因此，决策者需要花费心理资源使未来形象生动、清晰。比如，我们可能不知道年老时自己需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花时间和父母待在一起，观察他们，从而提醒自己，当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需求是什么。

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是解释水平理论（Liberman et al.,2002；Trope，2000）。该理论认为一个选项的不同属性的权重随着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变化。不同属性可划分成两类：高水平和低水平。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定义很广泛，但通常低水平属性比高水平属性更具体和平凡。该理论认为，随着选项的延迟，它们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地受到高水平属性的支配，因此它们的现值也会受到这些属性的影响。例如，“撰写书籍章节”这一行为的高水平属性可能是“获得出版”或“分享知识”，而其低水平属性包括“写作的困难”。当截止日期是远期而非近期时，低水平属性并不那么重要。而截止日期临近时，低水平属性变得重要。这可能导致高水平和低水平属性值在不同选项之间的时间不一致。低水平属性值较小但是高水平属性值较大的选项在延迟时占优，但是在时间临近时，反而是低水平属性值较大但是高水平属性值较小的选项占优。该理论可以解释索曼（Soman，1998）的退税研究。索曼表明，当人们评估具有正面成分（收到退税）和负面成分（退税所需的努力：填写表格）的选项时，负面成分在选项延迟时间越长时得到的权重越小。他认为如果申请退税需要耗费的精力和退税获得金钱都延迟时要比这些立即发生更有效。如果以解释水平理论来理解，高水平属性是奖励金额，而低水平属性是所涉及的努力，而高水平属性相对于低水平属性的重要性在于延迟时更高。

时间折扣包括意志力失败的观点也被一些研究者继承和发展。比如塞勒等人（Thaler et al.,1981）提出了计划者—行动者模型。在该模型里，个体有两个自我——短视的行动者和具有远见的计划者。计划者关注终生效用的最大化，而行动者仅关注当前的效用，不顾未来。因而个体面临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冲突。为了终生效用的最大化，计划者需要凭借意志力或者规则来限制当前的消费。

3.2.4 费雪观点的当代研究

与庞巴维克和雷不同，费雪更加注重外在因素对时间偏好的影响。他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得到了后续一系列研究的支持。与费雪观点间接相关的是，现在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折扣率并非稳定，而受跨期选择的任务表达形式以及与决策问题无关的情绪的影响（Lerner et al.,2013）。比如个体的折扣会受到时间表达框架的影响（Read et al.,2005）。里德等人认为把延迟表达成具体的时间可以促进被试选择延迟的选项（见第4章）；又如，勒纳等人（Lerner et al.,2013）先诱导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跨期选择。相对于在厌恶和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在悲伤状态下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即刻的小奖励，而非延迟的大奖励，因而表现出的折扣率更高（见第6章）。与费雪认为风潮影响的观点更为直接相关的是有研究发现同伴的跨期选择对个体选择的影响，卡卢索等人（Calluso et al.,2017）让个体先进行跨期选择（作为基线），然后在观察同伴的选择后再进行选择，发现他们的第二次选择更接近于他们同伴的选择（见第10章）。

可以看到，在当代的跨期选择研究中，研究先辈所阐述的心理学观点又回来了，在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方法下被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