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韩愈的瑕疵

韩愈的大名自中唐以来，一直如雷贯耳。即使在今天，凡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也都无人不知韩愈。

在《马说》和《师说》里，韩先生敢于打破陈规，公然宣扬自己“好为人师”；在《进学解》中韩愈告诉我们，他是个为了文化事业“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而当我们读了他的《送穷文》《祭鳄鱼文》后，则又会发现他幽默达观的一面。

韩愈文章读得越多，我们越会对这位活跃于千年前的文学夫子有惊人的发现。而最终我们得知，他的不足、他的缺憾与他的优秀、他的绚丽一样，也是足令景仰他的后人诧异。

韩愈一生写有诗文700多篇，其中散文300多篇，体裁有杂著、书启、赠序、碑志等。在唐朝，为离世的人写碑志是很兴盛的事情，韩愈作为当时的文学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卷进这一热潮中去。为死者写碑志，若能实事求是便也无可厚非。写得好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同样可以流传千古。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立身名节及对文学的杰出贡献，而且对卖友者作了谴责。

但韩愈的碑志文章并非篇篇如此。在他所写的70多篇碑志中，有一小部分是为王侯将相、达官贵人而写的，在典雅庄重的文字之下，行的却是言过其实、文过饰非之实。比如韩弘，其人是个跋扈的军人，对部下很残暴，但在韩愈的墓志文章中，却成了一个“其罪杀人，不发声色，问法如何，不自为重”的守法长者。另一位叫王用的人，是唐宪宗的舅舅，本无功业可言，韩愈却在《太原郡公神道碑文》中称其“持以礼法，不挟不矜（不仗势不自大）。”“皆以选进，不专为恩（靠本人才能，不倚仗皇亲国戚身份）。”王用在韩愈的笔下成了完美的君子。

韩愈在为王用写碑志时，已进入朝廷投身官场，他写这类违心的文字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韩愈的无奈在这篇碑志中便有所披露：“公（王用）之姐婿（姐夫）京兆尹李翛谓太子右庶子韩愈曰：‘子以文常铭贤公卿，今不可以辞。’应曰：‘诺。’”人家是皇亲国戚，得罪不起。在对方软中带硬的请求面前，韩愈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韩愈文中的这段对话，决不可能是闲笔，他是让世人（包括后世之人）知道他的实际状况，以便必要时“说清楚”。

有人认为，韩愈之所以写了些“谀墓”文字，是因为“高稿酬”的缘故。韩愈确实因为写碑志而收受了不少的酬谢，如王用的后人就送给韩愈一匹马和一条白玉带。但以韩愈的为人，让他仅仅为了这个不惜以牺牲文格、人格为代价，实在不可能。他之所以违心做事，除了前面提到的是出于人情的无奈而外，也许还是出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通盘考虑。他心中一直有个“事业窥皋稷”的宏愿。为了顾全那个“大局”，他不得不忍一些小辱。若他活着真的是为了物质上的荣华富贵，就不会有后来冒杀头之罪，给宪宗皇帝写《论佛骨表》之举了。

在韩愈那数量不算少的碑志里，真正称得上“谀墓”的文章仅是少数几篇。更多的，都被他以巧妙灵活的笔法，将可能成为“谀墓”的文字变成了摇曳多姿的文学作品。如在《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中，虽记述的是一生无事可记的纨绔公子，韩愈却从自己与他们祖子孙三代的交谊写开来，“自始至今，（韩愈）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于人世何如也！”这已经变成了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殊为可贵和不易的是，韩愈在他的碑志中，还能针对死者生前的不良言行给予实事求是的讽刺和谴责。在《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中，先写隐士石洪如何高尚，而后笔锋一转，写当某节度使“以币先走庐下”，石洪便因其所“得”，而不做隐士了。韩愈为此进行了委婉的讽刺。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韩愈对墓主服食丹砂下血而死深表惋惜的同时，也谴责了他们的愚昧和迷信，更像是一篇激烈的檄文。

韩愈的“谀墓”文字尽管有限，而且“事出有因”，但仍逃不脱历代人们的议论批评，可见白纸黑字的文章需要谨慎为之。为文一定先要做好为人，一个人若没有骨头，下笔就容易有媚气。文如其人，这话不是白说的。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