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审判长终于结束了发言，用优雅的动作拿起一张纸，将其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纸上写着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陪审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退庭而高兴，但又仿佛害臊似的，两手不知往哪儿搁才好。他们鱼贯而行，进入议事室。等他们全部进去并关上门，就有一个宪兵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搁在肩上，在门外站岗。法官们也从座位上起身，走出去。被告们也被带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室，像原先一样，头一件事就是掏出烟卷，开始吸烟。刚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举止言行都得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因此每人或多或少都感到拘束。但是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他们如释重负，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个姑娘是无辜的，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当从宽发落。”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但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

“审判长的总结发言挺精彩。”那个上校说。

“哼，挺精彩，我听着直想打瞌睡。”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不是玛丝洛娃找他们商量，那两个仆人也不会知道房间里藏有现金。”那个脸型像犹太人的商店掌柜说。

“您的意见是，钱是她偷的？”一个陪审员说。

“我怎么也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肯定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包奇科娃见财起意，盗取钱时将商人杀死。”

“全是一路货，都喝得醉醺醺的。”上校说。

“可她说从没踏进那个房间。”

“你太相信她了。我可一辈子也不会相信这个贱婆娘。”

“你不相信是你的事，和弄清案情关系不大。”犹太掌柜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说过好几遍了吗？”商人又叫了起来，“那个大个子老板脾气暴躁，又喝醉了酒，稍不如意，就痛打了她一顿。真够她受的，可后来呢，据我们所知道的，他又感到懊悔，怜悯她，就说：给你这个戒指吧，别哭了。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刚才听了验尸报告，我想，他有二俄尺十二俄寸的个头，八普特[1]的体重呢！”

“这些与案情无关，”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打断了他的话，“问题在于：是她暗中唆使并亲自动手作案的呢，还是那两个仆役。”

“单只两个仆役是作不了案的。钥匙在她手里。”

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进行了很久。

“喂，请原谅，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请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就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来。

“这些妓女也都是坏蛋，”犹太掌柜说。为了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这一看法，他讲了一个妓女如何在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里偷了他一个同事的怀表的事。

上校趁这个场合，也讲了一个偷窃银茶炊的案子，更令人啧啧称奇。

“诸位先生，请你们按问题的顺序讨论吧。”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安静了下来。法官所提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皮文斯克县波尔基村农民，三十三岁，他是否犯有下列罪行：188年1月17日，在某城，他见财起意，图谋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性命，从而串通他人在酒中放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偷盗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甫菲米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小市民，四十三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举的罪行？

（三）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玛丝洛娃，小市民，二十七岁，是不是犯了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参与犯杀人的罪行，那么她是否犯了下述罪行：188年1月17日，她在某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当侍役时，从投宿该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里秘密窃取现款二千五百卢布，为了打开放在原处的皮箱，她随身带去事先配好的钥匙？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

“呶，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快做了回答。大家一致同意说：“是的，他犯了罪。”——认定他既参与下毒杀人，又结伙盗取钱财。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2]领袖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他在任何问题上的回答都抱有无罪判决的目的。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明白案情，就向他解释，不论从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无疑都是有罪的，但他回答说他对案情全盘知悉，但总觉得最好以宽恕为本。“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说，就这样保留自己的意见。

至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磋商讨论和说明解释以后，得出一致的回答：就这个问题的范围而言，“她无罪。”因为说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缺乏确凿的证据，她的律师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商人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坚持说包奇科娃是一切犯罪事实的主谋。好几个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他说，没有证据能断定她参与了下毒杀人，经过长时期争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胜利了。

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则回答说：就这个问题的范围而言，“她确实有罪。”经过劳动组合领袖的坚持，大家加上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第三个关于玛丝洛娃的问题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她既犯有毒死人命罪，也犯有抢劫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犹太掌柜和劳动组合领袖也站在商人一边。其余的人则似乎有些摇摆不定。但是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慢慢地占了上风，特别是因为全体陪审员都疲倦了，就更乐意附和那种能较快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大家都好散会休息。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的整个审讯的情况，根据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深信她既没有犯盗窃罪，也没有犯毒死人命罪，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拿准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此时此刻他察觉到，因为商人的拙劣的辩护词明显源于他对玛丝洛娃的性感，而他又毫不掩饰地表露出自己的好色，又因为首席陪审官正是针对这一点对他进行反击，但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已疲倦了，因此就倾向于判马丝洛娃有罪，聂赫留朵夫想拍案而起，扭转这个趋势，但他又害怕发言替玛丝洛娃辩护，偏袒她——他诚惶诚恐地感到，纸包不住火，大家会意识到他同她有特殊关系。而同时他又感到不应当就此罢手，这案子本就应该推翻。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要说话，忽然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起身表态了。在这之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一直沉默着，他显然被首席陪审员的专横独断的口吻激怒，就发言反驳他。他要说的话也正是聂赫留朵夫想要说的话。

“容让我说几句，”他开口了，“您说是她偷了钱，因为她有钥匙。难道她走后，旅馆的仆役们不能另配一把钥匙？”

“是啊，是啊。”商人附和。

“再者，她也不可能拿那钱，以她的处境，钱是无处放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说。”商人支持他说。

“多半是她取了钱后，旅馆里的两个仆役起了坏心，然后乘机作案，又把罪责推到她的头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得很激动。他的激动越发刺激了首席陪审员，因此他特别顽强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发言很有说服力，因而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认为玛丝洛娃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宝石戒指。宝石戒指是人家送给她的。当话题转到她参与毒死人命时，热心袒护她的商人说，在这件事上也应当判她无罪，因为她没有必要毒死他。首席陪审员则说，不可能判她无罪，因为她本人已承认她投放了药粉。

“她投放了药粉，但是她认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用鸦片也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上校说，他总爱使谈话离开本题，在此场合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内兄弟的妻子有一次吃鸦片中毒的故事，要不是附近的医生及时采取措施抢救，那女人早一命呜呼了。上校讲得如此生动、如此自信，再加上他的威严的外表，谁也没斗胆猝然插嘴。唯独那个老板，受这个事例的感染，决定要打断他，以便陈述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这种毒品，”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的内兄弟妻子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这样吧，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面向大家说，“我们裁定她有罪，但没有蓄意抢劫，也没有偷钱，好不好？”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见自己的发言产生了效果，有几分满足，就同意了。

“但应当从宽处理。”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反正结果就是这样，”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劫财的意图，也没有偷窃钱物，由此可见，没有犯罪。”

“就这样吧，再加上从宽发落：这意味着，对她有利的评判依然留着，除去了那些对她较不利的评判，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商人欢乐地说道。

大家是如此疲劳，如此纠缠于争论之中，以致谁也没想到要在答词中加上一句：是有罪，但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

聂赫留朵夫是那样的激动，以致他也没有觉察到这个疏忽。答词就以这样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呈送给法庭。

拉伯雷写道，有一个精通法律的人，人们来到他那儿，请他去参加一次审判，他在煞有介事地引证了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之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在这里发生的是同样的情况。做出这样的判词而不是其他判词，并非因为大家都一致从心底同意，而是由于下列原因，第一，审判长做总结发言虽冗长而周到，可这一次却漏掉了他平时常常提到的一个法律常识，唯有具备这个常识，陪审员们在回答问题时，才会说“是有罪，但没有杀人的企图”；第二，上校讲述他的内兄弟的妻子的故事，情节繁复，又很枯燥，徒然耗费听众的时间和精力；第三，聂赫留朵夫的心情太激动了，七上八下，以致没有发觉答词中的一个漏洞：缺少没有杀人企图的补充说明，他心里以为，既然存在没有抢劫意图的附加说明，就可以不会判罪了；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没有在室内，当首席陪审员宣读全部问题和答词时，他恰巧走出去了，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疲劳了，所有的人想很快休息，因而都附和这个能导致一切都很快结束的判词。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从议事室里走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其事地拿着一张纸，他走近审判长，将这张纸递给了他。审判长阅后，露出大吃一惊的样子，双手一摊，转身向两边的同事征求意见。审判长发现陪审员们附加了第一项条件：“没有抢劫意图”，却没有附加第二项：“没有杀人的企图”。按陪审员们的判词，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玛丝洛娃没有偷东西，没有抢劫，可是下毒杀了一个人，并且没有明显的目的。

“您瞧，他们送来了一份多么荒谬的东西。”审判长对左边的一位法官说，“要知道，这要判苦役的，可她又没有罪。”

“真的吗？她怎么会没有罪啊。”那位严厉的法官说。

“她简直就没有罪。我看，这种情况适合应用第八百一十八条[3]。”

“您觉得怎么样？”审判长对那位和善的法官说。

那位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即作答。他的眼睛却盯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公文的号码，用心算将那几个数字加在一起，所得的结果不能用三除尽。原来他是在占卜，要是其结果能被三除尽，就很吉利，他也就表示同意。但是，他毕竟心地善良，尽管不能除尽，他还是同意了审判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当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审判长问那位好生气的法官。

“我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能同意这种姑息的做法，”他断然回答道，“报纸上已经在议论，说陪审员们往往随意宣布罪犯无罪；如果法庭也随意为他们开脱，人家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做法。”

审判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但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无可奈何地把那份写着问题和答词的表交给首席陪审员去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两只脚轮换地站着，咳了两声，把各个问题和答词都读了一遍。所有的法庭成员——书记官、律师们，乃至检察官听明白后，都显出惊讶的表情。

被告们平静地坐在那里。他们显然还不明白这些答词的含义。大家又坐下来。审判长问副检察官，他建议对被告判什么刑。

副检察长心花怒放：在玛丝洛娃的案子上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把这种成功归因于他的雄辩的口才。他翻了翻法典，在座位上欠起身来说：

“对西蒙·卡尔津金，我认为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加以处罚，对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加以处罚，对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加以处罚。”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法官们要离开一下，去商议判决。”审判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老兄，坏了，我们做错了一件事，真让我们丢脸，”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向聂赫留朵夫讲述什么，“要知道我们已经把她送去做苦役了。”

“你说什么？”聂赫留朵夫高声喊叫道，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没有在答词中注明：‘她犯了罪，但她没有杀人的动机和企图。’刚才书记官对我说，副检察官要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要知道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裁定。”首席陪审员说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开始争论，他说既然她没有偷钱，那么，她就不可能有杀人的意图，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词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刚才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倒是您怎么也没有看出答词中的疏漏？”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里面存在问题！”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真没想到，这事还可以补救吗？”聂赫留朵夫说。

“不行了，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三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士兵前面的铁栏杆之内。玛丝洛娃还若无其事地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里又开始活动了，一丝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欲动。在此刻以前，他原本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真不知今后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处理同她的关系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如今呢，她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注释：

[1] 一普特合16.38公斤，8普特等于131.04公斤。

[2] 当时在俄国的一种工人组织。

[3] 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若发现原告方面不公正，可以取消陪审员的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