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八四六年七月的一个黄昏，在佛罗伦萨的法布列齐教授家里，一些熟人正举行会议，讨论未来的政治活动计划。

他们当中有几个是玛志尼党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和一个意大利联盟。另外一些人是君主立宪党人，还有一些是程度不同的自由主义分子。但是，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他们都对塔斯加尼公国[1]的报刊检查制度不满。一些知名教授召集了这次会议，希望不同党派的代表至少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能顺利地讨论一个小时而不至于争吵。

庇乌斯九世[2]即位以后，就对教皇领地[3]的政治犯实行有名的大赦。即位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是由此掀起的自由主义热浪已席卷了整个意大利。这一惊人的事态甚至也影响到了塔斯加尼公国的政府。法布列齐和佛罗伦萨的其他几位名流都想到：要想奋力争取改革出版法，眼下正是大好的机会。

当初有人把这个问题向戏剧家莱伽提了出来，他曾这样说：“当然，出版法不改变，要办报纸是不可能的，那干脆就不用办报纸。说不定我们已能通过检查出版一些小册子。我们的行动越快，就越能尽快修改出版法。”

此刻，这位戏剧家正在法布列齐教授的图书室里阐述自己的理论方针，而且认为，自由主义作家目前应该采取他的方针。

在这些同伴当中有个头发花白的律师，说话慢条斯理，他插了嘴：“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进行重大的改革，这一次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是，我不大相信，出小册子会有什么好处。这种小册子充其量只能激怒政府，使他们担惊受怕而已，却不能争取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意图。当局一旦认为我们在进行危险的煽动，那我们就失去了得到他们支持的机会。”

“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请愿。”

“向大公爵请愿吗？”

“对，请他给出版以更多的自由。”

这时候，一个坐在窗边的人大笑一声，转过身来。他面孔黝黑，目光炯炯有神。

他说：“你要是请愿，那才大有收获呢！我本来以为，伦齐[4]那桩案子对于想搞请愿的人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呢！”

“亲爱的先生，关于伦齐引渡的事，我们未阻挡得住，这事我和你一样都感到难过。不过，说实在的，我虽然并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可我不得不认为，造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内部有些人操之过急。我当然应该迟疑……”那个面孔黝黑的人立即插话，尖刻地说：“庇埃蒙特人一向就是那样见识。我可不懂，那次行动有什么操之过急的地方，除非你把一系列温和请愿行动也视为过急。塔斯加尼人或庇埃蒙特人也许认为操之过急，可我们那不勒斯人却并不认为有什么格外过急的地方。”

那个庇埃蒙特人反唇相讥：“所幸的是，那不勒斯人的过急也只是在那不勒斯才有。”

教授干预了：“得啦，得啦，先生们，别争了！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的习惯，庇埃蒙特也有庇埃蒙特的习惯，各有各的长处。可是，目前我们是在塔斯加尼，而塔斯加尼的习惯是抓紧眼前的事情。现在，格拉西尼律师主张请愿，盖利却表示反对。列卡陀医生，你的看法呢？”

“照我看，请愿也没有什么害处。格拉西尼如果拟好一份请愿书，我能在上面签个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我认为，单纯采取请愿的办法还不够，还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我们一方面请愿，同时又出小册子，双管齐下不是更好吗？”

格拉西尼说：“因为一出小册子，政府就反感，那就连我们的请愿也不会被接受了。”

那位那不勒斯人这时站了起来，走到桌旁，说：“无论采取哪一种手段，政府都不会接受的。先生们，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路。跟政府妥协没什么好处。我们要干就必须唤起民众。”

“说说容易，真正干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你打算怎么动手干？”

“这还用得着问盖利吗！不用说，他第一步就要敲检查官的脑袋。”

“不，不会的，我不会那么干，”盖利态度很坚决，“你们总以为，南边来的人一定不相信说理，只讲究冷酷无情的铁锤。”

“那好，你打算怎么干？嘘，先生们，请注意！盖利有高见了。”

参加会议的本来已经三个一堆、两个一伙议论开了，这时候，大家都拢在桌子周围，听听盖利有什么话说，而盖利却连忙举手声明：

“不，各位先生，我还谈不上提出什么高见，只是有点建议。照我看来，为新教皇的上任而欢欣鼓舞，这实际上潜伏着很大的危险。人们似乎以为，庇乌斯九世制定了一个新的方针，颁布了大赦令，我们大家、整个意大利只要投入他的怀抱，他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福地。教皇的大赦确实是辉煌的壮举，对于教皇的行为大家都表示赞美，我对他赞美的程度绝不亚于别人。”

格拉西尼一听就鄙夷地插了话：“可以肯定，圣父应该感到扬扬得意了……”

“瞧你，格拉西尼，要让人家把话讲完嘛！”这一次轮到列卡陀插话干预了，“真是怪事，你们俩老是斗来斗去的，就像猫和狗一样，碰到一起就互相咬几口。盖利，你讲下去吧！”

那不勒斯人接着说：“我想说明的是，圣父的行为，从本意上讲很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的改革举措究竟推行到什么程度，这就另当别论了。目前的进展很顺利，意大利境内的各派反动分子在一两个月内将会按兵不动，一直要等到因大赦而引起的兴奋逐渐平息。但是，不经过一番较量，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我相信，今年冬天过不到一半，耶稣会派[5]、格力高里派[6]、圣信会派[7]的教士们及其狐群狗党，都会来跟我们捣乱。他们会耍阴谋、使诡计，使用种种手段对付我们，对于他们不能收买的人都要下毒手。”

“这倒完全有可能。”

“那好，既然这样，那我们究竟是采取等待、温文尔雅地送上请愿书，让拉姆勃鲁斯契尼[8]及其同党说服大公爵派、耶稣会派来管制我们，再派奥地利的轻骑兵监视大街小巷把我们管得死死的呢，还是趁他们一时挫折，先发制人，抢先发动攻击呢？”

“你跟大家说说，你指的是什么样的攻击？”

“我想到的是，我们要有组织地进行宣传和鼓动，矛头指向耶稣会派。”

“其实就是靠发小册子宣战，是吗？”

“对，就是要揭露他们的阴谋，戳穿他们的诡计，号召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反对他们。”

“可是，你要攻击的耶稣会派教士，我们这儿并没有呀。”

“没有？再过三个月你看会有多少。不过，等到那时候攻击他们为时已晚了。”

“可是，要真正唤起民众反对耶稣会派，话就要说得直言不讳。但这样一来，能过得了检查这一关吗？”

“我并不想逃避检查，而是让他们检查不了。”

“你是想匿名出版小册子吗？那固然很好，可是我们大家对出版物的命运早就看够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打算公开发行，而且小册子上还印着我们的姓名和住址。只要他们有胆量，就让他们检查好了。”

“你的计划也实在太荒唐了，”格拉西尼叫了起来，“真是胆大妄为，简直是要把脑袋往虎口里送。”

“啊，你不用怕，”盖利态度尖刻，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还不至于为了印发小册子要你去蹲大牢。”

“住嘴，盖利！”列卡陀表态了，“这谈不上什么害怕不害怕。如果对事业有利，我们都能跟你一样，随时可以进牢房。可是像你这样做无谓的冒险，完全是一种儿戏。因此，对这个建议我个人还想做点补充。”

“那好，你说说。”

“我认为，倒不如这样好些，那就是设法只与耶稣会派做斗争，避免与检查制度冲突。”

“不知道你怎么着手。”

“我看这么做，宣传的内容不必说得太露骨，说得隐晦一点，这是可能办到的。这么做就使得……”

“使得检查官看不懂？可是，那样一来，对于那些贫穷的手工业者和劳工，你能指望他们依靠无知和愚昧看懂你宣传的内容吗？你这种想法似乎很不符合实际。”

“玛梯尼，你有什么意见？”教授转身再问。玛梯尼就坐在他的旁边，长得膀宽身壮，蓄着棕色大胡子。

“我想等更多一点的事实根据，暂时先保留我的意见。像这样的事要采取多种办法试一试，然后再看一看试验的结果如何。”

“萨康尼，你呢？”

“我倒想听听波拉太太的意见。她对问题的看法一向都是很有价值的。”

大家都转过头，看着房间里唯一的女人。她一直坐在沙发上，手托着下巴，静心听着大家的议论。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深沉而又严肃，可是一抬起头来，那目光却显然令人玩味。

她说：“我和大家的看法恐怕都不一样。”

“你一向与众不同，可偏偏老是你的意见正确。”列卡陀插了一句。

“我们要同耶稣会派做斗争，这一点我认为非常正确。既然要和他们斗，那就非得要有这样或那样的武器不可。仅仅采取挑战的方式，显得太弱；逃避检查的办法又太烦琐；至于去请愿，那就是儿戏了。”

格拉西尼一本正经地插话说：“太太，我想你不至于要采取……暗……杀吧？”

玛梯尼捋着大胡子，盖利挤眉弄眼地在笑，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年轻妇人也忍不住露出笑脸。

“请放心，”她说，“如果我真那么凶恶，想搞暗杀，那也不至于那么傻，还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但是，我认为最凶的武器莫过于讽刺。假如我们能把耶稣会派的行为以嘲笑的口气揭露出来，让公众对他们及他们的主张冷嘲热讽，那就可以不用流血而战胜他们。”

法布列齐说：“我相信你的意见很正确。可是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实行呢！”

“怎么不能实行？”玛梯尼反问，“若要通过检查这一难关，讽刺性文章比政论性文章更容易通过。即使文章里加上一些掩饰，一般读者也容易从那些显然荒唐的笑料中明白其双关的含义，总比读科学论文或经济论文更容易懂。”

“太太，那么照你的意见我们应该印发一种讽刺性的小册子，或者办一份滑稽报纸？如果办这样的报纸，我敢断定：检查机关总是不允许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出小册子或办报纸。我认为，我们可以印一些讽刺性的小传单，形式可以是诗歌或是散文，然后在大街上廉价或免费散发，这样做会很有效果。如果能找到一个能领会文章精神实质的能干的艺术家，我们还可以请他在传单上插一些画。”

“这个办法如能实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不过，我们不干则已，一旦干了就得像个样子。现在我们还必须找个会写讽刺文章的一流人物，可去哪儿找呢？”

“说得很对，”莱伽补充说，“我们大多数人写起东西来都很严肃，尽管我敬重大家，可是我得说，若要叫大家扮起幽默的面孔写东西，恐怕就跟大象表演太伦台拉舞蹈[9]一样。”

“我绝不是要大家一窝蜂去干自己所不适应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个真正具有讽刺天分的人。这样的人我想在意大利总会找得到。当然，我们一定要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对这个人要有些了解，确保他会按照我们所能同意的方针办事。”

“可是，这样的人哪儿去找？真正有才能的讽刺家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不合适。吉乌斯蒂[10]自己就忙得不可开交，不会接受；伦巴第那儿倒有一两个好手，可是他们写东西只用米兰方言……”

“还有……”格拉西尼立刻补充说，“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对塔斯加尼人施加影响。如果我们把公民自由、宗教自由这样严肃的问题当成小事处理，可以肯定，别人至少以为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不机敏。佛罗伦萨毕竟不像只知办厂赚钱的野蛮的伦敦，也不像穷奢极侈的魔窟巴黎。这个城市有过伟大的历史……”

“雅典也是，”波拉太太插了话，微笑着说，“可是，我们这个城市‘由于臃肿而变得呆滞了，需要一只牛虻来把它刺醒’……”

列卡陀突然拍案惊叫：“啊呀，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牛虻！最恰当的人选啊！”

“是谁？”

“牛虻，就是费利斯·列瓦雷士。难道你们忘了吗？他不就是三年前亚平宁山下来的穆拉多里[11]队伍里的那个人吗？”

“是呀，这帮人你认识，不是吗？我还记得，他们去巴黎，你还跟他们一道呢。”

“不错，我一直到了里窝那，送列瓦雷士去马赛。他不愿留在塔斯加尼。他说，既然起义已经失败，留在这儿除了被嘲笑就无所事事了。所以，他宁可去巴黎。他的意见毫无疑问与格拉西尼先生相一致，认为塔斯加尼不是一个适合嘲讽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请他回来，他会同意，这一点我倒蛮有把握，因为意大利又有了机会可以干一番事业。”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列瓦雷士。可能是巴西人，不管是不是，但我知道他至少在那儿住过。我平生还没见到过像他那样机智的人。我们在里窝那那里待了一个礼拜，要说还有什么高兴的事，那真是天晓得。只要一瞧队里的兰姆勃尔梯尼那副苦样子，就足以使大家伤心了。可是，列瓦雷士一到场，谁要是忍住不笑才怪呢。他谈吐诙谐，妙语连珠，好像他是永远喷不完的烈火。他脸上有一道可怕的刀伤，记得我还给他缝了伤口。这人可是怪得很，可是我相信：正是他以及他那诙谐的一套妙语使那些沮丧的年轻人从失望中完全振作起来了。”

“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文章，署笔名为牛虻的，就是那个人吗？”

“对，他写的文章大都很短，还写一些讽刺性杂文。因为他的舌头厉害，亚平宁山里的走私贩子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虻’，他也就以那个绰号作为自己的笔名了。”

“这位先生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格拉西尼说话慢条斯理，态度庄重，“不过我听到的情况可并不都是奉承他的话。此人确实有些聪明，引人注目，可是这种聪明也还是比较浅薄，人们对他的能力的赞誉有言过其实之处。他可能不乏体魄之勇，但是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名声，我觉得，离纯洁还相差甚远。他好像是个绅士，冒过……冒过……许多险，可是他身世不明。据说他是由杜普雷的探险队出于慈善而收留下来的，那是在南美赤道的荒野一带。当时他一身褴褛，粗俗不堪。他当时怎么会落到那种地步，我相信，他从来就没有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至于亚平宁山区的起义，那倒是一次不幸的起义，但参加的人十分复杂，恐怕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波伦亚被处死的那些人谁都知道，不过是些普通的歹徒；逃跑的那些人其品质也都很难说。毫无疑问，参加起义的人中的确有一些是品德高尚……”

列卡陀打断了他的话，有点气愤地说：“有些还是在座几位的知心朋友呢！格拉西尼，你洁身自好，对人挑剔，这固然很好，可是，那些‘普通的歹徒’能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这比你我所干的事要有意义得多吧。”

盖利接着补充说：“下次若有人向你散布巴黎的流言蜚语，你就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关于杜普雷探险队的传闻是错误的。我认识杜普雷的一个助手，叫马特尔，他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列瓦雷士当时流浪在那一带，这确有其事。他曾因参加阿根廷共和国的独立战争而当了俘虏，后来逃跑了，以各种方式乔装起来在那里流浪，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说探险队出于慈善而收留他，这纯粹是捏造。当时探险队里的翻译生了病，不得不回国，而那些法国人中没有一个会说当地话，因此把他请去当翻译。他和他们一起待了整整三年，一同在亚马孙河支流一带探险。马特尔还对我说过，如果没有列瓦雷士的帮忙，他认为他们的探险队绝不可能完成探险任务。”

法布列齐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像马特尔和杜普雷这两位老练的活动家能对他一见倾心，这就说明此人一定有与众不同之处。波拉太太，你看呢？”

“这事儿我一无所知。当时那些人逃出塔斯加尼的时候，我正好在英国。不过，照我看来，探险队的同伴跟他在那些野蛮地带一起度过了三年，觉得他好；与他一同起义的同志也说他好，这就说明这个人值得推崇，也足以抵消有关他的一些无稽之谈了。”

“说起他的同志对他的看法，那是毫无疑问的。”列卡陀说，“从穆拉多里及其战友柴姆贝卡里直到那些粗野的山民，无一不对他表示敬意。不仅如此，他和奥尔西尼[12]的私交也很好。另一方面，巴黎那边确实风言风语，流传一些令人不快的荒诞之词。可是，要当一个政治讽刺家，不可能不树敌。”

莱伽插话说：“我记不大清楚了。当初那些人待在这儿时，我好像见过他一回。他是有点驼背或是腰有点弯曲，或类似有这一类毛病的人吧？”

法布列齐教授已经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正在翻阅一大堆文件。他说：“记得我这儿有警察局对他的通缉令，上面描述了他的特征。大家可能还记得：他们逃走躲进山里的时候，到处张贴着通缉他们的图像。那个大主教——这流氓叫什么？——叫斯宾诺拉[13]，还悬赏要他们的脑袋呢。”

“提起警察局的这份通缉令，我又想到列瓦雷士一个很动人心弦的事迹。他曾穿上士兵的旧军装，扮成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的骑兵，四处流浪，想回归部队。没想到他碰到了斯宾诺拉的搜查队，竟然搭上了他们的便车，在车上整整待了一天。一路上，他给他们编造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故事，说他被造反派抓去当了俘虏，被带到山上的匪穴，还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搜查队队员们把通缉令拿给他看，他信口胡扯了一通有关‘绰号叫牛虻的恶魔’的情况。那天晚上，他乘他们睡着的时候，把一桶水灌进了火药里，带着整袋的粮食和弹药逃了……”

“啊，通缉令在这儿。”法布列齐插话说，“费利斯·列瓦雷士，绰号‘牛虻’。年龄：三十左右；籍贯与家世：不详，大约是南美人；职业：新闻记者。身材矮小，黑发，黑须，皮肤黝黑，蓝眼睛，前额宽阔方正，鼻子、嘴巴、下颊——啊，这儿有‘特征：右脚跛，左臂扭曲，左手断了二指，脸上有新砍的刀痕，口吃’。这下面还有一个说明：‘枪法极准，逮捕该犯时要当心。’”

“搜查队里有这样一份详细明确的识别公告，他居然能骗过他们，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当然是他的胆识超群。一旦他们对他有一点怀疑，他非完蛋不可。一个人随时装出纯洁无辜的神情，而且使人家信以为真，他就会化险为夷。就这样吧，先生们，关于这个建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儿似乎有几位很了解列瓦雷士。我们要不要向他表示，希望他来这儿帮我们的忙？”

法布列齐说：“我看不妨先就此事打听一下，看他是否有意支持我们这个计划。”

“啊，他会支持的。只要是向耶稣会派斗争的工作，他肯定干。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他那样激烈反对教士。在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那好，列卡陀，你写信好吗？”

“当然写。让我想想看，他现在在哪儿？我想，是在瑞士吧。他这个人根本闲不住，总是东奔西跑。至于小册子的事……”

他们进行了漫长而热烈的讨论。到了散会时，玛梯尼走到沉默寡言的年轻妇人跟前。

“琼玛，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我正好有事要同你谈谈。”

“是不是通信地址出了什么差错？”他小声问。

“并不严重，但是我认为该做些变动了。这个礼拜有两封信被邮局扣留。这两封信还不那么重要，也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可是这种冒险我们经受不起呀。警方一旦对我们的任何地址有怀疑，我们就立刻变换。”

“这事我明天再和你谈。今晚我不想谈正事。你好像很疲倦。”

“我不累。”

“那是不是情绪又不好？”

“啊，不，没有什么。”

注释：

[1] 意大利在当时分成许多小国，塔斯加尼公国是其中之一。

[2] 庇乌斯九世（1792—1878）：又译“庇乌九世”，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教皇，他的措施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天主教会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3] 教皇领地：亦称教皇国、教会辖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把意大利分成许多小国，把意大利中部的大片领土划为罗马教皇领地。

[4] 伦齐：在教皇领地组织起义的领袖，后被大公爵出卖，引渡给教皇。遭到杀害。

[5] 耶稣会派：天主教修会，于1534年创立。罗马教皇利用此会来对付教内的宗教改革运动。

[6] 格力高里派：是指教皇格力高里十六世的追随者。格力高里（1765—1846）：意大利籍教皇。主张教皇极权主义，反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

[7] 圣信会派：支持教皇和奥地利侵略者，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会派。

[8] 拉姆勃鲁斯契尼：是格力高里派的首脑人物，在奥地利的支持下，镇压意大利革命人民。

[9] 太伦台拉舞：意大利南部一种轻快的民间舞蹈，节奏快。

[10] 吉乌斯蒂（1809—1850）：意大利北部诗人，讽刺剧作家。在意大利民族解放与统一运动初期，他针对奥地利统治而写的讽刺诗文影响巨大。

[11] 穆拉多里：指穆拉多里兄弟。1843年在教皇领地起义未成，后带一队同志在亚平宁山区进行游击战，最后失败了。

[12] 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民族主义革命者，玛志尼的信徒。1858年，当拿破仑三世和皇后乘车前往巴黎歌剧院时，他和两个同伙投弹，殃及他人，后被处死。

[13] 斯宾诺拉：教皇手下的一位省长，镇压起义人民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