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郭爱妹 顾大男

摘 要：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镇居民即市民化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必然对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环境、习惯和行为、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产生根本性影响。如何保障这一群体，尤其是他们中的老年群体，在市民化转变过程中或转变之后的身心健康，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以及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本研究基于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及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 数据，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生命历程中市民化转变与老年期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与非市民化的农村老年人口相比，市民化后的老年人口一方面具有较低的认知功能障碍和死亡风险，但另一方面却具有较高的失能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市民化人口老年期健康风险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推进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是确保和促进市民化后老年人口健康以及顺利实现中国城镇化战略之关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老年健康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Citizeni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Health in Late Lif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LHLS

Aimei Guo, Mengli Lv, Yuan Zhao, and Danan Gu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rural population gradually becoming urban citizens. This urban-citizenization process will result in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rural people's socio-economic life,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norm, views, lifestyles,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How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 without undermining their health outcomes is critical to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Programs”. By using five waves of data (2002, 2005, 2008/2009, 2011/2012, and 2014) from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 Longevity Survey with 27,906 adults aged 65 and older in mainland China,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citizenization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ose not-yet-urban-citizenized rural older adults, the urban-citizenized older adults had a lower odd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lower risk of morality, whereas they had a higher odds of disabilities. Further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the urban-rural-divide in the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as a key factor for such a health disparity. How to ensure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citizenized popul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crucial to a smooth transi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population; urban-citizenization;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口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13%增长到1982年的20%，至2017年已达57%。这种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与乡城人口迁移密不可分。2016年，我国乡城迁移人口总量已达2.45亿，约占总人口的17.72%[1]。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与热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即如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把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转变。在西方，城镇化即市民化过程。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分割以及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大量入城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为城镇建设及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依然难以融入城镇、被排斥于城镇居民人口集体之外，未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权益，“半市民化”问题严峻 [2]，相对劣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使这一群体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从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等均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另外，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使健康不平等成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在近年流动人口总体规模趋降之时，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在上升，已从2011年的0.5%升至2016年的2.8% [3]。根据我国城镇化远景规划，至21世纪中叶，我国城镇化水平将由目前的55%增加到70%以上，伴随着数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数以千万计的新市民将进入老年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重点解决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

虽然社会各界对城镇化、人口迁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除少量海外学者使用中国数据探讨乡城迁移/市民化/农村人口城镇生活经历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外 [4] [5]，目前尚鲜有研究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我国农村人口或农业人口市民化与老年期多元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人口流动和老龄化成为社会常态而城乡二元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影响尚未消除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农业转移人口或农村人口生命历程中市民化转变与老年期健康的关系，对于我国公共政策尤其是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政策的发展与完善有着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城镇化带来了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系统、生活方式及社会网络的改变，从而影响其健康状况。然而，这种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至今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基础设施、社会经济资源及医疗服务资源更多地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城镇化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镇，有利于其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教育机会、水资源及卫生设施等，从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的总体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 [6]。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亦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7]：第一，城镇人口集聚后导致的空气污染、人口拥挤、就医难等物理环境的改变以及快节奏、高生活压力、快餐快食、静态久坐的职业习惯等城镇生活方式均可能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的下降；第二，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后来者”，其就业机会往往局限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较低的社会地位、不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预示着这些流动者面临的健康风险可能更为突出，其健康状况更容易受损；第三，农业转移人口虽居住在城镇，但其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可能使其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制度性障碍致使其难以获得所需要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从而影响其健康状况；第四，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性差、缺乏应有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这在客观上亦可能降低这一群体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抵御能力。

（二）城镇生活经历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

公民或市民身份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是谁、在哪里生活，并由此影响着他们的生活”[8]。城镇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而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城乡发展不均衡使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城镇偏好的财政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使城镇地区拥有相对较好的基础建设、卫生系统、医疗服务、收入与福利系统 [9]。基于此，市民化或城镇生活经历往往被视为衡量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 [10]，是居民健康的关键性社会决定因素 [11]。

目前，主要有三种理论倾向解释城镇生活经历与居民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 [12]：第一，社会生态理论强调物理环境（自然与建筑环境等）和社会环境（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社会内聚力、社会资本、文化等） 等情境性因素对于个体健康的重要影响，认为社会流动和城乡迥异的社会生态环境可能会影响居民健康。第二，生命历程理论探讨个体生命早期阶段生活环境经历对后期身心健康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理论假说：即关键期假说、累积风险假说以及社会流动假说。关键期理论强调环境经历的时间节点的重要性，认为生命历程中某个特定敏感期的环境经历对个体的影响更为关键；累积风险假说强调早期生活经历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累积效应；社会流动假说关注早期、中期或后期环境经历的轨迹，认为“上向流动” （从劣势状态向优势状态） 与“下向流动” （从优势状态向劣势状态） 分别具有“补偿效应”和“惩罚效应”。第三，健康移民理论强调移民的健康选择效应，认为尽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环境可能远远不及迁入地居民，但前者的健康状况普遍优于后者 [13]。究其原因，可能与人口迁移的健康选择机制有关：一方面，在迁出地居民中，具备良好健康条件的人往往更易于迁移，也就是说，迁移者的健康状况选择性地优于迁出地其他居民和一般人群；另一方面，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那些健康状况不良的移民往往无法长期滞留在迁入地，出于生活成本、社会保障需求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人更可能返回迁出地，即“三文鱼效应” （salmon-bias effect） 。

农业转移人口生命历程中市民化转变与老年期健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目前学界探讨城镇化、人口迁移对于老年健康影响的文献并不常见，而且往往仅依据出生地与初访居住地测量迁移经历 [14]，无法体现老年人发生乡城迁移的生命历程。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及2014年五期数据，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其生命历程中的市民化转变与其老年期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已有研究表明，与迁出地农村居民和迁入地城镇居民相比，农业转移人口在健康状况自评、心理健康及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健康优势 [15]。这种健康优势是否能够延续到老年期？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或农村人口在生命历程中的市民化转变是否有益于其老年期健康？

第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但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发生迁移的生命历程和迁移目的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对其健康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发生在不同生命历程的乡城迁移或职业转变对老年期健康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第三，城乡分层与职业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构成，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农村—城镇”的人口迁移与“农民—非农”的职业转变往往代表着阶层的“上向流动”；反之，“城镇—农村”的人口迁移和“非农—农民”的职业转变往往代表着阶层的“下向流动”。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老年人口在其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是否分别具有“补偿效应”和“惩罚效应”。

三、数据和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及2014年五期数据。该调研数据涵盖了全国22个省份800多个县级行政区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涵盖区域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质量较高。由于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对象是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而自2002年起调查对象变更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此，根据本研究的需要，选取了2002—2014年的调查数据。2002—2011年，共调查了33512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2014年调查时，在这33512位受访者中，783名受访老人在2014年调查时仍在世（2.3%）;8179位老年人有两次受访记录，但随后失访； 5606位 （16.7%） 只有一次受访记录，随后失访； 18944位老年人（56.5%） 在2002—2014年死亡。对于5606位老年人只有一次受访记录之后失访的老年人，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存活状态，故对之进行了删除。最后纳入统计模型的基期样本量为27906个。对于有两次受访记录但随后失访的老年人，由于无法知道他们失访后是否存活，其信息只保留至最后一次受访。

研究样本的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如下：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的比例分别为41.8%和58.2%;74.7%的老年人年龄为65—79岁，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25.3%；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或只接受过1—6年的教育的老年人占91.5%。30.1%的老年人已婚有配偶，65.1%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25.4%的老年人能够经济自主，生病能够及时就医的老年人占89.6%。 （见表1）

（二） 变量界定与测量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近似测量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他们在经历城乡迁移或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永远城镇居住身份、平等享有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过程。这一理解与许多学者的界定类同 [16]。基于上述界定，乡城迁移或从农民向非农的职业转变是农业转移人口或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内涵。鉴于CLHLS问卷并没有按严格的市民化概念进行问卷设计并搜集数据，以及基于我们对市民化这一界定的理解，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近似测量农业转移人口或农村人口市民化状态：（1）根据被访者是否有过乡城迁移的经历来测定市民化 （根据出生地和初访居住地信息来求得）;（2）根据乡城迁移或职业来揭示城镇生活经历所发生的人生阶段 （生命中期/生命后期）以间接测量市民化状态。我们还区分流动的方向是“上向流动” （“农村—城镇”“农民—非农”） 还是“下向流动” （“城镇—农村”“非农—农民”）。另外，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市民化是就地型还是异地型，我们的根据是被访者在其生命历程中是否有迁移行为（不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单位间的移动）。具体分类方法如下：

首先，依据出生地—初访居住地将迁移经历分为4类，即农村—农村、农村—城镇、城镇—农村、城镇—城镇。

其次，依据被访者出生地 （生命早期） 、60岁以前所从事的主要职业 （生命中期）以及初访居住地 （生命后期） 三个维度，将我国老年群体的城镇生活经历分为8类，即农村—涉农—农村 （无经历） 、农村—非农—农村 （中期经历） 、农村—涉农—城镇 （后期经历） 、农村—非农—城镇 （中后期经历） 、城镇—涉农—农村 （早期经历） 、城镇—非农—农村 （早中期经历） 、城镇—涉农—城镇 （早后期经历） 、城镇—非农—城镇 （完全经历） 。我们将生命早期出生在农村、生命中期在农村务农、生命后期居住在农村者界定为“无城镇生活经历者”，而将生命早期出生于城镇、生命中期在城镇就业以及生命后期居住在城镇者界定为“完全城镇生活经历者”。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城镇生活经历外，上述三种测量维度的不同组合所建构的一系列的范畴，反映了我国老年群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同程度的城镇生活经历或市民化过程。

再次，依据上述城镇生活经历以及在生命历程中是否有迁移至其他农村/城镇的经历这两个维度，将乡城迁移经历分为14类，即：无经历—无迁移、无经历—迁移、中期经历—无迁移、中期经历—迁移、后期经历—无迁移、后期经历—迁移、中后期经历—无迁移、中后期经历—迁移、早期经历—迁移/无迁移、早中期经历—迁移/无迁移、早后期经历—无迁移、早后期经历—迁移、完全经历—无迁移、完全经历—迁移。

2．老年健康

老年健康主要包括4个变量：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简称IADL）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简称ADL）、认知功能及全因死亡风险 。

（1）IADL、ADL与认知功能。CLHLS问卷从8个方面测量老年人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邻居家串门、购物、做饭、洗衣、连续步行1公里、提五公斤的重物、连续蹲下站起3次、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每个项目有3个选项：“能”、“有一定困难”、“不能”。在这8个项目中，如果被访者报告需要帮助，则编码为1，否则为0。CLHLS问卷从6个方面来调查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洗澡、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吃饭和控制大小便。每个项目有3个选项：“完全自理”、“部分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在这6个项目中，如果被访者报告需要帮助，则编码为1，否则为0。认知功能的测量采用的是精神状态简易量表 （MMSE） ，主要测量6个认知领域：一般能力 （方向定位能力） ，反应能力，注意力及计算能力，短期回忆能力，语言、理解与自我协调能力等，总分为30分。如果被访者得分低于24分，则为认知障碍者。

（2）全因死亡风险。被访者的死亡历险期是指从该老人2002年被访时开始 （若对2005年及以后新增的老人而言，则是从其初访时开始） 至2014年调查时的时间长度（用天表示） 。CLHLS中的死亡事件和死亡日期一般通过死亡证明获取，或知情人提供并由当地居委会确认。

3．控制变量 （协变量）

本研究纳入了与死亡风险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及健康行为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 （0,1—6年，7年及以上） 、经济自主性 （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或配偶的退休金、养老金或个人收入，还是来源于子女及其他） 、就医及时性 （是或否）、婚姻状况 （已婚或未婚）、是否与子女同住 （是或否） 及参加休闲活动的频率。休闲活动的测量包括6个方面：打牌/打麻将、看电视/听广播/上网、阅读书报、饲养宠物/家畜、种花/做家务、参与户外活动，每一项目赋值从0 （从不参加） 到4分（几乎每天），最后加总。将人群分成三类：低水平参与 （0分） 、中等水平参与及高水平参与 （至少每周参与一种活动1—7次） 。

（三） 分析方法

在剖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老年群体IADL、ADL及认知功能时，本研究采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全因死亡风险关系时，本研究采用多水平Weibull风险回归模型。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两套模型： 模型1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模型2进一步纳入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支持、健康行为等协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老年健康的描述性分析

表1呈现了2002—2014年中国老年群体乡城迁移、主要职业、多元健康结果等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显示，出生于农村和城镇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87.3%、12.7%，初访时居住在农村和城镇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为60.9%和39.1%。当同时考虑出生地和初访时居住地时，出生于农村且初访时居住在农村的比例为58.9%，从农村迁移至城镇的老年人比例为28.4%,10.7%出生于城镇且初访时居住在城镇，亦有2.0%的人可能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躲避战乱或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响应政府上山下乡运动号召而迁移至农村且终身未返城。

职业转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要素。基于上述分类，我们纳入“60岁前所从事的职业”这一维度。结果发现，54.6%的被访者完全无城镇生活经历，从出生直至受访始终居住在城镇的老人仅占6.1%；老年期转为城镇居住的为19.8%，成年期转为城镇居住的为8.6%；出生在城镇，但中年期居住在农村，老年期又回到城镇的占4.5%，而出生在农村，但中年期在城镇就业，老年期又回到农村的为4.3%。大约有21.7%的老年人自报在生命历程中有迁移至其他城镇或农村的经历。大多数老年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未发生任何迁移。在有过迁移经历的老年群体中，60%发生在生命历程的中期阶段，主要表现为从农民向非农的职业转变。

表1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CLHLS 2002—2014年

续表

数据还显示，有ADL障碍和IADL障碍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7.7%和71.2%, 43.9%的老年人有认知障碍，67.9%的老年人在2002—2014年死亡。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老年IADL、ADL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表2呈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老年IADL、ADL及认知功能影响的比数比。

第一，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之后，与“农村—农村”老年人相比，“农村—城镇”老年人IADL失能和认知障碍发生比分别低出7%和19%、ADL 失能发生比高出46%，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农村—城镇”老年人ADL失能发生比老年人高出49%，认知障碍发生比低出7%，乡城迁移对IADL失能的影响不显著。

表2 农村人口市民化对老年人IADL、ADL及认知影响的比数比（ 2002—2014年）

续表

续表

（ 1 ）模型1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模型2继续纳入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支持、健康行为；（ 2 ）*p＜005 ,**p＜001 ,***p＜0001。

第二，纳入受访者生命历程中的主要职业维度后，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比“无经历”老年人相比，“中—后期经历”的老年人IADL、ADL失能的发生比分别高65%和151%、认知功能障碍发生比降低了41%。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中后期城镇生活经历对于老年人IADL功能和ADL功能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进一步纳入“是否迁移”维度。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中—后期经历”组 （迁移与无迁移） 的老年人IADL和ADL失能风险高于“无经历—无迁移”组，而认知障碍风险高于“无经历—无迁移”组。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老年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3呈现了农村人口市民化对于老年死亡影响的相对风险。

第一，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与“农村—农村”组的老年人相比，“城镇—城镇”组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较低，而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城镇—城镇”组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而“城镇—农村”组与高死亡风险相关。

第二，纳入职业维度后，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中—后期经历”的老年人死亡风险要比“无经历”老年群体低9%；而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其死亡风险反而提高7%。“完全经历”组的作用机制亦然。相反，与“无经历”的老年人相比，“早期经历”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高14%，且在控制所有协变量的情况下依然如此，高的死亡风险同样发生在“中期经历”的老年群体中。

第三，进一步纳入“是否迁移”维度。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中—后期经历”组 （迁移与无迁移） 的老年人死亡风险低于“无经历—无迁移”组；而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家庭支持、健康行为变量后，影响不显著。“完全经历—迁移”的死亡风险比“无经历—无迁移”的老年人要低23%，然而，在模型2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影响也不显著。相反，“早期经历—迁移/无迁移”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高于“无经历—无迁移”。且在控制所有协变量的情况下依然如此。高的死亡风险同样发生在“完全经历—无迁移”的老年群体中。

表3 农村人口市民化对五次调查期间生存影响的相对风险 （2002—2014年）

续表

注： （1）模型1 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模型2继续纳入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支持、健康行为变量；（2）*p＜0.05, **p＜0.01, ***p＜0.001。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2002—2014年CLHLS五期合并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人口市民化对于老年健康风险的影响机制。

（一）农业转移人口在其生命历程中任何阶段的市民化对老年期健康同时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作为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生命事件，迁移以及市民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及环境的变化，会对老年期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17]。

一方面，农村人口市民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其老年期认知障碍和死亡风险。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未市民化的农村人口，市民化可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接受教育及在职培训的机会亦相对较多，而且在大多数情境下城镇就业所需要的技术相较于从事农业生产更为复杂和精细，这些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市民化后的认知功能，从而降低他们在老年期发生认知功能退化和障碍的风险。与此同时，相对于农村地区，我国城镇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城镇老年人生病后得到及时医疗的比例和程度要比农村老年人高，健康素养水平亦相对较高，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市民化后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要比没有市民化的农村老年人低。这一研究结论符合社会流动假说。社会流动作为减少健康不平等的一种主要途径，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不平等的累积效应 [18]；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能够让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上向流动，进而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因此，社会流动可以降低健康不平等，从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老年期健康。

另一方面，市民化老年人其IADL失能和ADL失能的比例高于非市民化的农村老年人。这可能与城镇生活所带来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关。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所从事的多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服务性行业，劳动力在青壮年时期躯体功能损耗较为严重，而社会保障的制度性障碍又会影响这一群体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19]。其次，市民化后工作类型和生活习惯的变化，增加了患慢性病和体重过重的概率，可能导致较高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躯体功能的下降 [20]。

（二）“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对于迁移者老年期健康分别具有“补偿效应”和“惩罚效应”

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或位置的变动，多以职业流动的结构和趋向说明社会流动的特征和方向 [21]。研究表明，“上向流动”对迁移者老年期健康具有“补偿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即：农村—城镇流动者和城镇—城镇流动者。第一，与“城镇—城镇”和“农村—农村”的老年群体相比，出生在农村地区但通过中年期职业迁移至城镇地区并持续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 （即中年期市民化的老年人） 有着较低的死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本数据中揭示的“农村—城镇”迁移的老年群体大多数于1950年前参加工作，因此，他们的市民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干部派迁、就业安置及退伍安排等制度性安排实施的，他们享有与城镇当地居民均等的社会福利。他们的这种上向流动有效地抵消了他们早年生活的困境，并对老年期健康起到了“补偿”作用。这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年轻人口大规模乡城迁移不同，这些年轻人并不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二，与终身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相比，那些在整个生命历程暴露在城镇生态情境，并迁移至另一城镇的老年人亦有着较低的健康风险。城镇—城镇迁移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寻找更高收入、更好工作及其他职业发展机会，因此同样具有补偿效应。

相反，“下向流动”对迁移者老年期健康具有“惩罚效应”。研究发现，与完全无城镇生活经历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城镇—农村”迁移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健康风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他们中的部分群体在生命历程中遭遇的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关。尽管大多数城镇青年在陆续返程，但也有少部分定居农村，而农村相对匮乏的资源、社会或家庭支持网络的缺失以及上山下乡造成的心理影响等，造成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较之当地农村居民不容乐观。

（三）城乡二元仍是导致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风险差异性最重要的原因

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旦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社会支持、健康行为，市民化状态（城镇生活经历）与老年期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老年死亡风险的城镇优势或大幅度降低甚至消失。这一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支持以及健康行为对于老年期死亡风险的重要影响，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正是城乡二元系统导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与死亡率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22]。

综上所述，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23]。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农村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及其有序推进路径的探讨，尚未有研究探讨农村人口生命历程中市民化转变对于老年期健康的影响机理。健康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倡“人的城镇化”的同时应该重点关注健康问题，尤其是老年健康问题。如何基于农村人口市民化视角推进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是确保和促进市民化后老年人口健康以及顺利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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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爱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老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