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对“第三章 传教士多如牛毛”的释读和评价
第一节 对“第三章 传教士多如牛毛”的释读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三章中吴芳思的主要观点是马可·波罗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为此，吴芳思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教士对蒙古及蒙古人的记录与马可·波罗的游记对比来论证其观点。
一、对“第三章”的释读
纵观第三章的内容，吴芳思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吴芳思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教士对蒙古及蒙古人的记录与马可·波罗的游记对比来论证其观点。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第三章中可以看出，由于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所以作者只能从各方面的细节出发，由外到内地进行分析，试图把各种线索集合在一起和读者共同探讨出真正的答案，即使暂时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也可以离答案更进一步。所以，第三章的选题是从多如牛毛的传教士们入手，从当时欧洲的国际环境出发，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传教士来中国；而这么多传教士来中国又为了什么；他们身后有着谁的支持，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整个章节大体介绍了当时东西方十分注重宗教交往的重要性，欧洲人对于传播和了解其他地区的宗教信仰有着热切的渴望，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们也同样看重这一系列的交流，因此，传教士的数量就像吴芳思所说的那样“多如牛毛”，无法把人数具体化。在千千万万的传教士当中，马可·波罗是不是像其父亲和叔父一样从一名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这为破解马可·波罗当时是否到过中国这个疑团提供了线索。之所以马可·波罗像其父亲和叔父一样成为传教士，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函件而无须多费口舌让出行和行商更加顺畅无阻，还是因为他们真心想为传教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呢？同时，在文中可以发现，吴芳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当时的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记录。比如说，吴芳思比较详细地写了约翰·马黎诺里，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卡尔皮尼，威廉·鲁不鲁乞以及和德里。吴芳思这样描写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完本章之后，可以发现，吴芳思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她希望通过传教士们所留下的抄本、遗存下来的细节和读者们细细地探讨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而他到达中国的身份是否真的是“多如牛毛”的传教士中的一人？
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吴芳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述。首先在“当时对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们说来，这种交往和了解意义重大，以至于在中古时代的中亚细亚，云游四方的传教士有时几乎多如牛毛。”可以看出，吴芳思一来就指出了欧洲君主十分重视宗教之间的交流，尽管马可·波罗的《寰宇记》是中古时代最著名的对蒙古和中国的记述，但出奇的是，遗存至今的教会文书汗牛充栋。梵蒂冈和法国国家档案馆还保存着蒙古汗王的一些波斯文和蒙古文信札，以及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会使者所写的蒙古和中国部分地区目击记。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要注意吴芳思用了一个词“汗牛充栋”，这指出了当时的确有很多传教士到来并且留下了很多的记录，这也开门见山地指明了欧洲君主对传教士这些活动的重视，渴望了解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文化。
接着吴芳思讲述了传教士的由来。由于那时候是十三世纪，伊斯兰教的壮大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因为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而此时，“从12世纪后叶至13世纪初，蒙古人经过战争，统一了草原各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继而通过残酷的战争又征服了诸多相邻国家和民族，其国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开拓了约40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1]24，几乎统治了整个欧亚大陆。因此，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眼里，尽管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国家的力量相当强大，但是蒙古人和穆斯林一样，在实力扩张上也非常强悍，所以，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们都产生了与蒙古人结盟以对抗伊斯兰国家的念头，但又怕蒙古人会拒绝并且把自己也吞并了。可是，“当时盛传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叫祭司王约翰。据说他或许会愿意援助那些保卫基督教国家免受伊斯兰教国家侵略的人”[2]19，所以，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们来说，他们既抵触又接纳着蒙古，因此“和世界另一端的蒙古人进行接触，有其最令人信服而又自相矛盾的理由。”[2]18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君主们在既害怕担忧，又渴望与蒙古人结成联盟的心情下，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到中国，一方面是宗教交往，一方面是文化交流，更进一步来说，还可以沟通两国的关系，求得蒙古的支助。这也解释了上面所说的“汗牛充栋”。回到正题，那么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呢？从《寰宇记》中可以看出，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摇身一变从商人变身成为基督教会使者的，而马可·波罗则可能是步他父亲和叔父的后尘化身成为传教士中的一人，光明正大地来到中国。所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来看，给马可·波罗到中国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身份——传教士。
在第二部分中，吴芳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传教士的遗存。利用这些传教士的记录和描述，以辩证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其中分为四个方面对马可·波罗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蒙古和蒙古人的第一个长篇大套的介绍，是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卡尔皮尼写的。他的第一次远行是为了完成英诺森四世交给的一项外交使命，即要求那里的教会承认罗马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便建立一个“反对蒙古的天主教集团”。虽然和早期许多去远东执行外交使命的传教士一样，约翰修士没有完成其外交方面的使命，却在详细介绍蒙古人的生活和风习方面获得了可观的成就。
对蒙古人做了更为充分的记述的是第一个实际上走进了哈喇和林城的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威廉·鲁不鲁乞向东方远行时，和几年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一样，路经索尔达亚和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254年抵达哈喇和林，他还将哈喇和林和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城做了出色的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正是由于这种细致的观察，鲁不鲁乞对自己的旅行和蒙古人生活的记述共有五个抄本遗存至今。据说由于威廉修士的东方之行具有非官方性质，他的记述不如约翰修士的记述那样广为流传，这是应该引以为憾的，因为威廉的记述内容更加充分，且是从个人的视角进行观察的。他比较详细地描述哈喇和林城的寺庙、集市、回族区、中国手工艺人区、城墙等，这与马可·波罗所记述的大不一样，这也为研究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两位传教士都是到了蒙古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前行的，这也给后人留下一丝遗憾，但是接下来所介绍的传教士便深入到中国并留下了记录，这为与马可·波罗的中国行做对比起到很大的作用。
约翰·孟德高维诺1291年到了北京，比马可·波罗一行人晚到，他1299年在北京建造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座完整的带有钟塔的教堂，并组织男童唱诗班唱圣歌来赞美大汗，他在书信中谈到他的工作及其困难的情况，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留下描述中国的文字，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在当时前往北京的意大利人已经是络绎不绝，那么马可·波罗是否也在其中呢？当然，也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寰宇记》来了解马可·波罗是否记录有北京第一座教堂的事，如果有，那么将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供重要的证据；如果没有，也不能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
和德里的方济各会会士头衔暗示了他和意大利的关系，和德里在1320—1330年间到过中国，有关他的行记的抄本仍保持至今。尽管他比马可·波罗一行人晚，但是许多马可·波罗一行人去过的地方，他也去过，这就有利于做相应的对比了，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多令人迷惑的地方。
二、“第三章”中使用的史料分析
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对当时蒙古和中国的记述非常著名，但是当时对于蒙古和中国的记述在马可·波罗之前就已经汗牛充栋，所以是否可以假设马可·波罗对蒙古和中国的描述是来自他所阅读的书和听他的父亲与叔父的述说而得来呢？同时在蒙元史书中第一个被提及的欧洲人是约翰·马黎诺里，而因对蒙古和中国记述得非常详细而闻名的马可·波罗却从未在蒙古或元朝的无论正史还是野史上出现过。这让人非常困惑，难道马可·波罗真的没有来过中国吗？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存在疑惑，居然马可·波罗在蒙古或元朝的正史或者野史都没有出现过。
约翰·普兰诺·卡尔皮尼作为第一个长篇大套的介绍蒙古和蒙古人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他拥有许多拉丁文抄本且一直保留至今，同时他的记述也被收进樊尚·德·博韦所编的《历史宝鉴》里，这是一部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十三世纪的世界史，不过吴芳思还是认为编者缺乏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所以对此持保留态度，约翰修士所记录的也并不能证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当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记录来考证马可·波罗所到达的地方。
威廉·鲁不鲁乞继约翰·普兰诺·卡尔皮尼修士后对蒙古人做了更充分的记述，“他比较详细地描述哈喇和林城——寺庙、集市、回族区、中国手工艺人区、城墙等”[3]221。相对于马可·波罗，则对哈喇和林城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整个哈喇和林城是一座土木之城，估计方圆有三英里”[4]524。这样，似乎会更加怀疑马可·波罗真的没有到过哈喇和林城。马可·波罗是否因为没有真正到过这个地方，所以只能用让读者难以想象、模糊的语句来一笔带过呢？这个就留给读者自己斟酌了。此外，马可·波罗还提到城外有个规模宏大的“城堡”，但事实上城外并没有什么城堡，城外有的仅是之前约翰修士所提到的为了庆祝推举新大汗而临时搭建的“帐篷城”，错看成城堡，这真的令人怀疑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这个地方，还是看了别人的记录再写出来的呢？对于威廉的记述，应该相信这些记述，尽管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但并没有脱离实际，这也有利于作为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参考。
可是，此时一个人的出现，又让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个谜更加浑浊。他就是和德里。他在1320—1330年间来过中国，比马可·波罗到中国和印度都要晚，重点是马可·波罗去过的地方，他几乎都去了。“他说在广州看到硕大无比的鹅，很像马可·波罗在福建行省（从广州沿海岸线稍往北上就可到达）看到的那些重达24磅的鹅”。那些重达24磅的鹅，在众多传教士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而马可·波罗的提出和和德里的证实，似乎又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之一。因此，在上文即将因为马可·波罗描述中的疑点做出判断之时，和德里的出现又让结果戛然而止。
通过上文的分析，似乎可以看出吴芳思的意图。吴芳思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她的主旨是证明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但是马可·波罗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这一角色来到中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应该认同吴芳思所分析的时代环境，及马可·波罗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这一可能性。但再仔细分析材料，几则材料也没有明确证明马可·波罗就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对于马可·波罗传教士的身份尚未完全研究透彻。
参考文献
[1]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
[2]（英）吴芳思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M］．新华出版社，1997.
[3]彼得·杰克逊．威廉·鲁不鲁乞的传道之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21
[4]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寰宇记［M］．摩勒、希伯和译注．东方出版社，1938: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