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去中国？”的评价

细看吴芳思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的第二章之“他们为什么去中国？”了解到吴芳思在这一章中主要探讨了为什么马可·波罗一行人不顾艰难地穿越神秘莫测的中亚西亚沙漠来到中国的一些重要原因，以及到底到过中国没有的问题，并回忆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商人曾经侨居中国的实证。最后吴芳思对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持怀疑的态度，但吴芳思在论述中的一些材料和看法也有不可信、不全面的地方。

一、吴芳思达到了自己选题的目的

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之第二章“他们为什么去中国？”这里面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加上注释也只有简简单单的九页，吴芳思阐述的也不是非常详细，还是属于比较简单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及质疑。在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基础上，从怀疑和论证马可·波罗一行人为什么去中国的原因作为探讨的方向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亚洲奇异物产的贸易对外国商人的吸引力、中世纪欧洲的状况、意大利商人在亚洲以及中国的足迹以及《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记录。

（一）从东方奇异物产角度来论证评价

这是吴芳思在这章中论述的第一个问题，为了论述这个问题，作者吴芳思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东方的记述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状况来阐述这个重要的马可·波罗一行人为什么到中国的原因。

1．马可·波罗对东方奇异物产的记录非常丰富

吴芳思在书中对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东方奇异物产的商业兴趣感到不足为奇，这点吴芳思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是商人的角度来证明，其实是不够的，还是应该从马可·波罗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因为意大利威尼斯是出了名的重视商业的城市，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是资产阶级产生的源头，所以如此的背景让马可·波罗对东方的奇异物产比较敏感，自然而然地记录得非常丰富。比如马可·波罗在书中提到了亚美尼亚的银矿和优质麻布，土耳其和梯弗利斯的深红色丝织品，谷儿只的油，巴格达的珍珠，桃里寺的金线织物，波斯的丝织品、阿月浑子干果、枣子和绿松石，波斯湾廉价的山鹑，中亚的红宝石、青金石和芝麻油，可失哈耳的亚麻和大麻纤维：畏兀儿斯坦的钢铁和石棉织物，世界上最好的唐古特麝香，四川的井盐，孟加拉的姜、桂皮、甘松香、良姜和糖，瓜哇国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印度的椰子，桑给巴尔的胡椒、腚蓝染料、檀香木和龙诞香，以及亚丁附近的马匹和用树脂制成的梵香，都是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在书中看到的，就这点上，那么多关于东方奇异物产的记录，而且这些也的确是东方各国的物产，按理说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是到过中国的，可是吴芳思在自己书中虽然也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东方奇异物产有如此丰富的记录，却还是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就有点儿让人匪夷所思了，逻辑不是非常通顺。

2．东方对中世纪欧洲人（马可·波罗）的吸引力

在书中吴芳思提到了马可一行人为什么去中国的重要原因，是进行亚洲奇异物产的贸易变得日益重要。的确是的，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在意大利古老的商业城市威尼斯，威尼斯商人早在九到十世纪间，就在地中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从十二世纪起，威尼斯的政权便为商人贵族集团所把持。到了十三世纪，地中海成为欧洲南北两大商业区之一，而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又是地中海商业区的中心。这些城市和东方的市场，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威尼斯的地位尤其重要，它是东方货物运往中欧和北欧的吞吐港。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东方的生产技术比欧洲先进。欧洲人对于中国、印度和西亚的特产都很珍视，故商人乐意从东方输入丝绸、珠宝、首饰等名贵物品，以获巨利，同时也把西欧各地某些手工业品输到东方。马可·波罗生长在这样一个经营中介贸易的城市，他的家庭也是以商业为生。他的父亲和两个叔叔经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怀着了解东方的梦想和对中国向往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由威尼斯启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亚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来到了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了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又到达了和田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有半，于1275年夏抵达了元代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上是马可·波罗一行人到达中国的路线，这一点是吴芳思在自己书中没有过多地提到的，只是比较简单地提到亚洲奇异物产的贸易对欧洲人变得重要，完全没有过多地提到马可·波罗一行人是如何到中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如果吴芳思想要论证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那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

（二）从中世纪欧洲市场角度来论证评价

吴芳思书中的第二章经常谈到中世纪的欧洲，从中世纪欧洲对东方香料和丝织品需要的角度来论述自己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但吴芳思的论据不够充足，无法表明她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确切回答，比较模糊。

1．香料

吴芳思在书中说到了，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东方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从这一点上作者吴芳思说明了香料是有可能吸引中世纪欧洲人到东方中国的理由，也提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述极其重要的香料，其中有一处说，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杭州，每天装运进城的胡椒数量惊人，但在这里作者吴芳思怀疑马可·波罗记载的是否是胡椒，其实吴芳思对于马可·波罗要求严格了点儿，毕竟《马可·波罗游记》中都已经记录了中国杭州了，不管说的是不是胡椒，到达中国杭州也就证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而且吴芳思也论述了对于中世纪的欧洲说来，胡椒和桂皮、丁香、姜、肉豆蔻等其他香料都是极其重要的东方物产，这些物产，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相关产品，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出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海路输往西方，如果香料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大幅度上扬，以至于有时候香料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可以说香料是中世纪欧洲的必需品，就从香料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为什么到中国，证明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2．丝绸

众所周知，从汉代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道路，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丝织品特别受到欧洲的青睐，作者吴芳思在书中也提到了欧洲人对于丝绸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中国的丝绸质量较好，经营中国丝绸有利可图，吸引力也大，从这方面论述，作者吴芳思回答马可·波罗为什么到中国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中世纪的欧洲对丝绸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是经过了其他史料证明的，不仅仅是吴芳思在著作中这样说，所以在这一点上，证据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继续销往欧洲，直至十六世纪欧洲与远东开通了经由海路的直接贸易为止，但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来到中国的，在这一点上作者提出了对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质疑也是不无道理的，毕竟在十三世纪时远行的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非常好，马可·波罗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就算是被丝绸的魅力所吸引，可能也不是非常充分的证明。

3．怀疑论者的论据观点

其实吴芳思从香料与丝织品角度来论述马可·波罗为什么到中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读者不清楚吴芳思是想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还是没有到过中国。其实，“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史学界一直都有争论，与其在书中通过中国代表性的香料和丝织品论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倒不如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有记载有关中国代表性的东西来论述。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认为，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有以下几点怀疑：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有关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二是，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其书中未曾提到，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三是，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蒙古王室谱系等。四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一些记录。[1]因为的确也是，香料和丝织品自古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有名的东西一传十，十传百，说不定还真能够从亚洲传到南美洲，更何况是欧洲呢，无足为奇是否是证明得了马可·波罗为什么来到中国与到过中国吗，倒不如从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总结出来的史学界怀疑论者的四大怀疑点来着手，相信会有更加明确的证据。

（三）从欧洲对华贸易记录角度来评价

1．波罗氏一家活动记载

波罗氏一家住在文艺复兴发源地、资产阶级产生地——意大利威尼斯，就像吴芳思写的那样，在欧洲特别是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方面，波罗氏一家可谓是近水楼台，在索尔达亚有自己的房子，虽然那里没有香料和丝织品的贸易，但有商人把各种毛皮运到那里出售。还有一点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言中有说，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的第一次旅行是从他们在索尔达亚的房子出发的，接着去更远的地方，虽然说不知道更远的地方是不是所谓的中国，但最起码有一定的可信之处。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不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进行“滚动式贸易”，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而波罗氏一家带去的是全世界感兴趣的轻便奢侈品——宝石，所以对成交特别有把握。这个是属实的。因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了苏达克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货物集散地，也有几件遗存至今的文书表明波罗氏一家与贸易关系密切，而且这些文书大都和法律纠纷有关系，波罗氏一家有和别人进行过香料贸易，当时正在克里特经商的马可·波罗的另外两个哥哥因船舶失事而损失了4000达卡特，这些记载最起码说明了波罗氏一家的身份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经商世家啊。

2．其他旅行家的历史记载

吴芳思在书中通过阐述历史上其他旅行家的记载来说明自己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看法，经常用来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比较的由裴歌罗梯写于1340年的《通商指南》，据后来考证并不是商人写的，是一个银行家写的，吴芳思觉得裴哥罗梯在安特卫普、伦敦和阿雅斯等地为巴尔迪工作，他向东旅行不会走到比圣地更远的地方，但是他显然可以通过与实际到过远东的人进行交谈来收集在那个较远的地区旅行的详细情况，吴芳思的目的是通过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来说明《马可·波罗游记》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的确《马可·波罗游记》是由马可·波罗口述、别人写下来的，也有可能是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是同到过远东的人交谈时收集到了有关中国地区的详细情况。作者吴芳思也提到了在其他旅行家的各种记载中没有提到波罗氏一行，这倒是让人奇怪，因为如果按照现在人们所说的，马可·波罗的旅行是如此的具有伟大的意义，那么按理说应该多多少少会有记载的，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根本没有提到，倒是零星地提到了在中国的其他意大利商人，如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1247—1328）说：“一个名叫皮得鲁斯·德·卢卡隆哥的商人于1291年和他一起从大不里士来到北京，后来还出资建造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这个北京主教是人们都不知道的，但马可·波罗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人尽皆知的名人，在中国的史书中却没有记载，这的确是让人费解。其实从另一方面想，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回答《史集》中为什么不提马可·波罗的名字，因为《史集》是记大事的，合赞娶个蒙古公主算不得军国大事，能在合赞的活动进程中提及此事并提及使臣火者的名字，这已经很难得了，一定要求提出马可·波罗的名字，这和要求《站赤》那一段也要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一样，是很不现实的苛求，这无异要求《史集》把马可·波罗所记一切与他们此行的细节都照抄不误，那当然是办不到的。[1]

3．备受争议的扬州

吴芳思在第二章中提到了意大利对华贸易最引人关注的纪念物是1951年在扬州发现的一个意大利女孩的墓碑，她死于1324年，和当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日子是差不多的，名字是叫卡泰里纳，是多梅尼科·德·维廖内的女儿，家里是经商的，虽然说墓碑的风格是当地中国手工艺人刻制的，但是这块墓碑仍然是意大利丝绸商人曾到过扬州的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证物，是不容怀疑的，可是那么有名的马可·波罗却没有那种记录。罗依果的论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中讲到，吴芳思提到扬州意大利商人的遗存物，尤其是维廖内一家的遗存物。她提到卡泰里纳·维廖内的刻字墓碑上，标明的日期是1342年，但她显然不知道在扬州发现的第二块墓碑，也刻有拉丁文。这块墓碑是为卡泰里纳的哥哥安东尼立的，他死于1344年11月。维廖内一家是威尼斯人，并非像吴芳思在第十四页含糊地表明他们是热那亚人。至于马可·波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扬州当过三年执政官，吴芳思正确地指出：在扬州的地方志里根本没有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没有提到侨居扬州的其他意大利商人及家属。[2]而《马可·波罗游记》中论述的有关扬州的内容，是人们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当时扬州是中国十二行省之一，马可·波罗曾受元朝皇帝委任，治理扬州达三年之久。但由于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当过什么官，因此，马可·波罗是否在中国做过官？究竟做过什么官？就成为一个悬案。一个曾治理扬州三年的官员怎么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呢？而且还是一名外国人，这的确是让读者与学者诟病的地方，让人难以信服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到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二、“第二章”中存在的不足

中世纪晚期，从东方输入地中海区域的香料，每年大约有700吨，其中500吨都握在威尼斯商人的手中，而热那亚商人则成为欧洲市场上东方丝绸的主要供应者。可以说，意大利商人控制了整个欧洲的东方商品的销售市场。“以欧洲为例，自蒙古西征起打破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壁垒，商贸往来日益频繁。这里列举几例：1．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定宗贵由时(1248年)和宪宗蒙哥时(1253年)两次派遣使节到和林。2．法国人卢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即《卢布鲁克行记》中提到和林有许多英国、法国、匈牙利、俄罗斯等欧洲人，如法国工匠威廉。”[3]48

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第二章中提到关于很多旅行家的各种记载中没有提到波罗氏一行，倒是零星地提到在中国的其他意大利商人。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1247—1328）说，一个名叫皮得鲁斯·德·卢卡隆哥的商人于1291年和他一起从大不里士来到北京，后来还出资建造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除了《寰宇记》对波罗氏兄弟的活动有所描述、老马可·波罗在遗嘱里提到了苏达克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货物集散地外，还有几件遗存至今的文书表明波罗一家与贸易关系密切。这些文书大都和法律纠纷有关，可以说明，尽管传说波罗家十分富有，但他们实际上是小商人。这些文书除了偶尔提到波罗一家与别的商人有法律纠纷外，似乎表明他们在威尼斯并不闻名。后来出版的那本常常被人用来和《寰宇记》比高低的商人手册——斐哥罗梯的《通商指南》（大约写于1340年）——并不是商人写的，而是一个银行业者写的。斐哥罗梯在安特卫普、伦敦、塞浦路斯和阿雅斯等地为巴尔迪的佛罗伦萨公司工作，他向东旅行不会走到比圣地更远的地方，但是他显然可以通过与实际上到过远东的人进行交谈来收集在那个较远地区旅行的详细情况。由此，吴芳思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可·波罗也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去过中国的商人，可能是在其他意大利商人身上的道听途说罢了。难道就仅仅因为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的一些内容记述得欠缺就能怀疑他们没有到过中国吗？

据杨志玖先生介绍，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其《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即指出马可·波罗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有许多“遗漏”，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他奇技巧术、怪异风俗等不下数十，并指出该书亦有许多不确之处：1．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2．记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多误，3．记叙襄阳城一节“最难解”。可见当时已有学者注意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确实存在一些方面的问题。[4]108

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第二章即“他们为什么去中国？”一文中提到：“意大利对华贸易的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纪念物是1951年在扬州发现的一个意大利女孩的墓碑。那个墓碑竖立在扬州，这一点也耐人寻味，因为据说马可·波罗声称他曾治理扬州三年，那大约是在卡泰里纳去世前四五十年的时候。在扬州的地方志里根本没有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没有提到侨居扬州的其他意大利商人及家属。波罗氏一行被置于这些商人的行列之中完全是《寰宇记》序言中的记述使然。他们在扬州没有留下一点儿踪迹，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在扬州去世——这或许是一件憾事，如果他们留下一块漂亮的墓碑，那就大有用处了。”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用了十五章的篇幅论述，第二章“他们为什么去中国？”中有提到马可·波罗到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进行商品贸易，认为波罗氏到过中国的一些证据存在欠缺并对马可·波罗他们是否到过中国，提出了怀疑。虽然《寰宇记》中对中国的一些事物的描写存有遗漏，而且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也无史料记载，加之扬州的墓碑上也没有马可·波罗的踪迹，其他来中国的传教士或商人甚至就连商人的女儿死在扬州都可查证，唯独马可·波罗在扬州没有任何的记载，这样似乎说不通。

诚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载中也同样没有提到，为什么对马可特别苛求呢？鲁布鲁克曾提到契丹人(即中国人)的书写方法，他还提到西藏人、唐兀人和畏兀儿人的书写方法。这是因为他是颇有学识的传教士，对各国文字有兴趣。而马可·波罗只是个商人的儿子，文化水平有限，他的兴趣主要在工商业和各地的奇风异俗方面，对文化事业则不予关注。对于古代旅行家留下的游记，宜从总体上去探讨它的真实性，特别需要注意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是否正确提供了可以印证的新资料。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马可·波罗研究已经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从总体上看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只要指出某部游记没有记载某些内容，就否定它的真实性，那就几乎可以否定全部游记，但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苛求，缺乏逻辑的说服力。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居然没有谈到长城、饮茶、妇女缠小脚这些在中国元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物因而怀疑它的真实性，但也许是因为在牢狱中的口述，许多事未能提及，未能使《游记》更加像一部关于中国当时的百科全书。比如茶的问题，到十三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没有资料证明蒙古人与回人已经普遍饮茶，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初，也很难说蒙古人与回人已饮茶成风。这样，长期生活在蒙古人与回人中间的马可·波罗，自然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茶的信息，或者他没有把饮茶当作中国特有的重要事物。因此，他在书中没有记茶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通观国内外学术界的马可·波罗研究史，怀疑论者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也就是两点：一是在元代的中文文献中找不到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二是马可·波罗漏写了若干中国所特有的事物。那是因为元代的中文文献保存下来的实在很有限，在明初编成《元史》以后，元代的历朝实录佚失无存，其他学者从中文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吴芳思虽然没有从正面强调或坚持马可·波罗来华否定说，但在第二章“他们为什么去中国？”中对扬州竖立的墓碑并不是波罗氏，而且他们在扬州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的遗憾，说明了马可·波罗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过扬州。吴芳思认为当时的扬州是对外贸易的大港口，许多商人都会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马可·波罗也许并不是那时的大商人，只是知道关于扬州大概的情况而已，以及在当时旅行家的各种记载中没有提到波罗氏一行，从而对“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提出怀疑。

虽然蒙元朝的史料并没有记录马可·波罗的行迹，但也不能抹杀他们到过中国的可能性。《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中国情况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奇闻轶事、风土人情等许多方面。但他没有像一个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的秀丽景色和文物古迹，也没有像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的兴趣记录了各个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有人统计，《游记》中关于商务的记录，约占关于记录中国部分的六分之一以上，以致欧洲人曾把它看成是东方的“商业指南”。这应当不是偶然的。马可·波罗自进入中亚地区后，即注意记录各地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他在中国十七年间，不仅记录了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业名城的商务和物产，而且还细心地观察了途经的中等城市的工商业状况。其中关于地方特产、商店市场、贸易方式、物价税率、货币折算及金银比价等记事，甚至比当时中国的某些文人的记述更为详细和具体。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商业的特殊兴趣，而且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盐业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氏一家经营过的行业。蔡美彪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十七年间，既不是作为旅行家或传教士，也不是作为元朝的色目官员留居中国，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他的《游记》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到他本人的事迹，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也是由于这个缘故。”[6]185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七八十年的历程。回溯既往，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无疑展示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被接受及逐渐扩展的过程。它既反映出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做了必要的铺垫。通过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当然，真正对马可·波罗及《游记》做比较深入的研究，那还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先后有张星烺、李季、冯承钧等人译本的出现，有吕思勉、向达、季子、杨志玖等人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考证与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J]．历史研究．1994.（2）.

[2] 罗依果著，赵琦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J]．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1997.（27）.

[3] 欧军．试论蒙古西征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几个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5.5

[4]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J].历史研究，1997.3.

[5]罗依果．赵琦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J]．蒙古学信息．2000.2.

[6]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