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卢梭这个人，应该算是西方文化园圃中最怪诞诡谲的一朵奇葩，他生前困顿窘迫、四面楚歌，死后却声名远扬、世人景仰。在卢梭之前，法国虽然也产生了几位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如拉伯雷、莫里哀等，但是他们的反叛充其量只表现为一种典型法兰西式的机智谐谑，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一般。而卢梭却是第一次公开地对传统社会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都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像唐·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向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发起挑战。正是卢梭敏感、浪漫的心灵和其特立独行的人生，极大地激发了后世那些忧郁的寻梦者，从而引发了从浪漫主义运动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反传统的文化浪潮。并且，卢梭那深厚的平民主义情结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主张，也酝酿了从西方到东方一次又一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以美德相标榜的政治恐怖（尽管这是与卢梭本人的初衷相悖逆的）。
在卢梭晚年撰写的《忏悔录》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不平的怨忿和浪漫、忧伤的敏感心灵，这颗心灵由于遭受了太多的伤害和离弃，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时常被受虐的妄想所折磨。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和愤世嫉俗的圣洁情怀使得日渐衰老的卢梭越来越坚信，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时，所有站在上帝面前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敢说“我比这个人好”！这种孤芳自赏的狂傲不久以后就得到了法国人民的认同——1794年10月11日，这位一生潦倒的思想怪杰的遗骸被法国国民公会从埃默农维尔的杨树岛迁葬到神圣的先贤祠，成千上万热情的巴黎民众向这位“自由平等的使者”和“法兰西民族英雄”顶礼致敬。
卢梭的忧郁柔美的浪漫气质可以追溯到其从小失去母爱的孤寂的心灵感受，更得益于在华伦夫人那里所受到的情感滋润。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与比自己年长十四岁的风韵贵妇在风景秀丽的阿讷西等地长达十多年的朝夕相伴，这种浪漫的教化是任何经典教科书的教化都无法企及的。与这种美好的情感启蒙相伴随，从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卢梭也从华伦夫人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哲学、科学，尤其是音乐艺术方面的熏陶，从一个天真的流浪少年成长为儒雅的知识青年。在后来的五十年间，对于华伦夫人的优雅品性和恬美柔情的追忆，一直成为饱尝世态炎凉的卢梭的心灵甘泉。
离开华伦夫人之后的卢梭在一些新结识的朋友的介绍下，跻身于巴黎上流社会。在贵夫人的沙龙里，卢梭和狄德罗、达朗贝尔等有志青年一样，怀着宏大的理想开始了思想探索和社会批判。但是出身寒门、以“日内瓦公民”自称的卢梭很快就与虚饰、矫揉的巴黎上流社会分道扬镳，也与他曾经的好友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及其仰慕已久的法国启蒙运动精神领袖伏尔泰反目成仇。在以后的漫长生涯中，卢梭由于发表了那些离经叛道的著作而受到精英阶层的普遍抨击，还一度遭到法国当局的通缉，颠簸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就在卢梭与虚浮的上流社会渐行渐远时，一位缺乏教养却善良淳朴的女佣泰蕾兹·勒瓦瑟走进他的生活，并一直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后半生。由于未曾正式结婚，以及环境恶劣等方面的原因，卢梭把自己与泰蕾兹所生的五个孩子全都送进了育婴堂，由此进一步招来了伏尔泰等人的激烈攻讦，指责卢梭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岂能够爱人类？卢梭与伏尔泰及“哲学家们”（指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之间的仇隙也日益加深，最终彻底决裂。
卢梭与法国上流社会及知识精英的决裂固然有其个性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在18世纪欧洲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的时代，卢梭却逆水行舟地提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必将导致人类道德堕落的观点（《论科学与艺术》）；当新兴的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卢梭却声称私有制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象（《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当洛克、孟德斯鸠等享誉欧洲的大思想家为宪政理想设计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时，卢梭却明确强调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社会契约论》）；当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公开竖起无神论大旗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猛烈批判时，卢梭却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尽管他信仰的上帝绝非传统基督教的上帝（《爱弥儿》）；当爱尔维修和稍晚时期的边沁等人大力推行功利主义道德观时，卢梭却针锋相对地开创了道德动机主义（《忏悔录》）；当伏尔泰在为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大唱赞歌时，卢梭却激荡起了讴歌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潮（《新爱洛伊丝》）……
如此一个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文化叛逆者，焉能不引起整个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群起而攻之？！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许多推动者和参与者看来，卢梭的思想无疑是与启蒙理想背道而驰的，但是这并不能动摇卢梭本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地位。与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理性启蒙不同，卢梭的启蒙是直指每一颗真挚淳朴的心灵的。伏尔泰们在进行雷霆万钧的社会批判，卢梭则在进行春风化雨的人性改造；伏尔泰们要改造法兰西的宗教和政治，卢梭则要净化人类的道德和情感；伏尔泰们在沙龙中优雅地谈论着自由，卢梭则在流亡中执着地呼唤着平等。质言之，伏尔泰们的启蒙是要颠覆专制和蒙昧的旧世界，卢梭的启蒙则是要重铸善良与美丽的新灵魂。无怪乎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对卢梭情有独钟，这位在个人品性上无懈可击的道德圣贤在谈到饱受诟病的卢梭对自己的影响时，充满敬仰地说道：“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1]而康德所提倡的启蒙恰恰就是要驱除遮蔽在人心之上的翳霾。
如同苏格拉底之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一样，卢梭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也是一个来得太早的人。他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些超越自己时代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他死后很快就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和“公共意志”的政治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罗伯斯庇尔等平民派领袖充分运用，并且在19—20世纪的德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践（苏维埃政权）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挥，甚至深深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卢梭发轫的道德情感宗教通过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的理论重构，成为西方社会大多数受过理性启蒙的现代人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基本特点就是在科学支撑的“头顶星空”与上帝维系的“心中道德”（以及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互补关系；而卢梭在《新爱洛伊丝》《爱弥儿》等作品中赞美真挚情感、突破矫饰理性的美学倾向，通过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等人的发扬光大，最终酿成了19世纪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并且从中衍生出从波德莱尔一直到福柯的各种反叛传统和解构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每一个世纪都有其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如果说16世纪的文化象征是路德和加尔文，17世纪的文化标志是洛克和牛顿，那么18世纪的文化偶像无疑应是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活着的时候就是欧洲人人敬仰的启蒙领袖，卢梭则在其死后不久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名声大噪。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谈到二者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时写道：“毕竟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是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革命者的热情。”[2]在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名著《悲惨世界》中，连目不识丁的小流浪汉加弗洛什也是一口一声唱着“这只能怨伏尔泰”、“这也只能怨卢梭”的顺口溜而死于1832年的巴黎巷战。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对他的表述可以用复数形式，即“伏尔泰们”，因为追随在他旗下的一大批知识精英在思想方面都与他大同小异；但是卢梭却只能是单数的，在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对抗着整个法兰西文明社会。但是在死后，他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几何级数的裂变，从而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孵化出无数的忠实信徒，并演化出种种浪漫的甚至暴戾的历史后果。
在今天的巴黎，随处都映现出这两位伟人的文化影响——在雍容华贵的凡尔赛宫和卢浮宫，人们可以充分吮吸伏尔泰所代表的崇高典雅的气息；而在巴士底广场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人们同样可以亲切感受到卢梭所激起的躁动不安的脉博。在法兰西人民心中最神圣的殿堂——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墓室的入口处，卢梭的灵柩与伏尔泰的棺椁相对而立，这两位思想上的冤家对头，相映生辉地绽放出法兰西文化最耀眼的辉煌。
据说拿破仑在称帝之前有一次路过位于杨树岛的卢梭陵墓原址，他在墓前伫立良久，然后对身边的人说道：“后人将会说，为了天下太平起见，世上最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但是卢梭（以及拿破仑）毕竟出现了，并且给这个一向循规蹈矩的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以后，这种反叛的躁动就不仅在充斥着各种不平等现象的现实社会中蛰伏蠢动，而且也在一切不安现状的追梦者的血液里流淌奔涌，成为浪漫心灵的永恒感召。
要想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卢梭是绕不开的。放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卢梭》，将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有血肉、有性灵的卢梭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