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作《笙賦》説辯疑
羅超華
《文選》載《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李善注：“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爲《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1]李善“以序言之”，推測枚乘作有一篇《笙賦》，向無異議，如程章燦《先唐賦存目考》及《魏晉南北朝賦史》均録枚乘《笙賦》之目；又如費振剛等輯《全漢賦》，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在枚乘名下存目《笙賦》。
然遍檢史籍，對於枚乘《笙賦》，李善之前未見記載，李善之後，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宋王應麟《玉海》引隋何妥之言曰：“聖賢多習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磐，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劉伯康《簧賦》，枚乘《笙賦》，侯瑾《筝賦》。”[2]但據程章燦、張巍考證“劉伯康《簧賦》，枚乘《笙賦》，侯瑾《筝賦》”乃元人遞修《玉海》時據《文選》李善注添加的，非何妥原文。自漢至清，僅李善言枚乘作有《笙賦》，此爲孤證，“孤證不爲定説”，況且李善也僅是推論。
程章燦、張巍於二○○四年在《古典文獻研究》上發表的《枚乘作〈笙賦〉説質疑》中，便一改舊説，提出異議，認爲“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賦》，具體地説，就是枚乘《七發》中寫音樂的那一段”；次年九月，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雖仍存其目，但言辭却變得謹慎了：“李善所云，亦屬推論，録以備考。”[3]由此，對枚乘所作爲《笙賦》這一基本爲學界認可的説法又有待重新論證了。
枚乘究爲何種樂器作賦，馬融《長笛賦序》中没有明説，李善推測其爲《笙賦》。既然要對此質疑，不妨先根據馬融賦序，將最有可能的情況列出，再逐一論證，以此探究事實真相。
假設一，李善推測正確，枚乘所作確實是《笙賦》。
假設二，李善推測不正確，枚乘所作的是《琴賦》，馬融所指即此《琴賦》。
假設三，李善推測不正確，馬融所指的《琴賦》，其實是《七發》中有關“琴”的部分，這部分曾單獨流傳過。
假設四，李善推測不正確，馬融所指的《琴賦》，其實是《七發》中有關“琴”的部分，這部分没有單獨流傳過。
假設五，李善推測不正確，枚乘作的是《簫賦》，馬融所指即此《簫賦》。
在論證以上假設前，還有必要先對以下兩個問題試作探討。
其一，馬融《長笛賦序》何以言“頌”而非“賦”。
漢人賦、頌並無嚴格區分，《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孫卿賦之類”著録“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4]；《漢書·王褒傳》稱王褒作《洞簫頌》，《文選》則録爲《洞簫賦》。此外《太平御覽》引摯虞《文章流别論》：“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劉勰《文心雕龍·頌贊》言：“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5]可見，在馬融看來，賦、頌當是相通，因此《長笛賦序》中稱“簫、琴、笙頌”即可視爲“簫、琴、笙賦”。
其二，李善《長笛賦序注》中“序”的含義。
李善所言之“序”，或有二解：一指馬融《長笛賦序》；二指《長笛賦序》中人名及篇名排列的順序。
首先，此序若指馬融《長笛賦序》，李善在明確知道王褒作《洞簫賦》，劉玄作《簧賦》（《笙賦》），傅毅作《琴賦》的情況下，已將馬融提到的三種樂器對應了。倘再以馬融賦序推論枚乘之作，從理論上看，這三種樂器均有可能。李善作注，自不可能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隨便選取其中的“笙”。所以，這種解釋不太符合常理[6]。
其次，若指《長笛賦序》中人名及篇名排列的順序，依此順序，枚乘所作當是《琴賦》，而非《笙賦》。可見這種解釋仍然不太合理。
兩種解釋均有問題，目前也很難找出第三種解釋，故不得不將李善注中“序”的含義存疑。即便如此，仍可明確李善是在不知枚乘所作爲何的情況下，通過某種推論來認定其爲《笙賦》的。無論這種推論如何進行，必從馬融《長笛賦序》入手。由此，不妨回到馬融《長笛賦序》來進行推論。
前面提及，若僅從《長笛賦序》來看，枚乘所作可能爲簫、琴、笙中的任意一種，所以若仍以此推論，難有突破。不妨嘗試從其順序來推論，雖然這與李善的注解不符，但也許正與馬融賦序的本意相吻合。對此程、張文也認爲，賦家與賦作一一對應是常規作法，賦家下筆之時自當留意，同時舉出一則一一對應的例證，即《明文海》卷三十六楊兆京《秋夜琴聲賦序》：“若夫極意敷揚，備求端委，則子淵、安仁、叔夜、季長簫笙琴笛各有名篇，余何必更爲效顰哉。”雖然後世在運用馬融這種寫作手法時，會注意作家與作品之間的對應關係，但却不能作爲論證的直接證據。因此，這種以後例前的證法並不可靠，他們也表示不足爲徵。
其實，由於馬融賦序前後數量不等，自不可能一一對應。但正如程、張文所言“賦家下筆之時自當留意”，馬融在創作賦序時，當不太可能隨意而爲，其間應該會有某種關係[7]。可既不是一一對應，那會不會正如前文所推測的，是一種順序對應關係呢[8]？基於這種推測，筆者查閲了《全漢賦》、《全漢文》等總集所載漢人賦文，發現雖然如馬融這般的行文方式極少出現，但其《長笛賦》正文中却有如此一句：“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9]從李善注解來看，“放臣”對應“彭（咸）、（伍子）胥”；“逐子”對應“伯奇”、“孝己”；“棄妻”對應“哀姜”。如《長笛賦序》是按順序對應排列的，那麽二者的關係便極爲相似：
由上，馬融在《長笛賦》的正文便有意識地注意了人物和事件的順序對應關係，同一文章，賦序也如此行文，便很好理解了。此即可作爲《長笛賦序》中存在順序對應關係的重要證據。按這種順序對應關係來看，馬融所指應爲枚乘《琴賦》，而非《簫賦》或《笙賦》，也就是説假設一、五成立的可能性便不大了。但若如此，假設二、三、四則均有可能成立，故還需討論這三種情況。在此之前，還有必要先釐清馬融舉例人物時的順序問題。
從馬融《長笛賦序》知，他將時代更早的枚乘放在了王褒之後，可見馬融並非是按人物時代先後排序的。對此，程、張文也注意到了：“馬融的人名排序並没有嚴格依照時代先後順序，而是將時代明顯更早的枚乘排在王褒之後，這意味著馬融有意將枚乘與劉玄並列，而這種並列的目的是暗示枚、劉二人所作同題。”但緊隨其後，他們又做出了否定的判斷：“顯然，這樣的推論與馬融的人名、篇名排序仍有矛盾。”故其在文末總結時，仍將此問題存疑，並認爲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實際上，馬融將枚乘放在王褒之後，並不一定“暗示枚、劉二人所作同題”，也可能另有原因。下面，僅舉兩則不按人物時代先後排序的例證：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吴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10]
案：先施，即西施，春秋末期人；徵舒，代指徵舒之母夏姬，春秋中期人；陽文，楚國美人；吴娃，吴國美人；閭娵，即閭姝，戰國時梁王魏嬰之美人。
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11]
案：司馬遷，生於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卒於征和三年（前九○）；司馬相如，約生於前元元年（前一七九），卒於元狩五年（前一一八）；劉向，約生於元鳳四年（前七七），卒於建平元年（前六）；王褒，生於征和三年（前九○），卒於甘露三年（前五一）。
由以上例證，漢人舉例人物時，並非均是嚴格按照時代先後順序排列，而是有可能將此類情況中影響更大，或自認爲更重要的、更加傾慕的對象放在前面。如例一，枚乘《七發》列舉美女時，便將明顯晚於夏姬但更有美名的西施置於首位；如例二，班固《漢書》舉漢代具有文章才華的人物時，或許也是因爲他撰《漢書》是受司馬遷《史記》的啓發，其中《藝文志》部分則受劉向《别録》的影響，故而從個人情感來講更加欽慕二人，所以才將時代更爲靠後的司馬遷、班固，分别置於司馬相如、王褒之前。
由此，馬融在作《長笛賦序》時，或許同樣因爲笛與簫相似，而更加欽慕王褒及《洞簫賦》，才將其置於首位。但若僅是如此，便又不能解釋爲何馬融在舉完“簫”後，没有再舉同爲管吹樂器的“笙”，而將其放在屬於彈奏樂器的“琴”之後。可見，應該還有其他因素促使馬融並未完全依照個人情感排序。而參考上文所舉例一的情況，認爲人物及作品的影響因素或許才是促成此種排序的關鍵，即由於王褒《洞簫賦》作爲第一篇完整意義上的音樂賦，對後世産生了很大影響，故馬融才將其放在了首位。
既然明確了馬融將王褒置於首位的原因，那麽再回到之前的推論。倘若枚乘曾作有《琴賦》，馬融所指即此《琴賦》，這篇《琴賦》就應該是第一篇完整意義上的音樂賦，且很有可能比《七發》中描寫“琴”的部分更爲精彩，而王褒《洞簫賦》所模擬的或許也是這篇《琴賦》。基於同樣的原因，再加上枚乘時代更爲靠前，無論如何也應該將枚乘及《琴賦》放在王褒之前。比如，曹植在欽慕前代“七體”而模擬作《七啓》時，便在其《序》中將首創“七體”的枚乘置於首位：“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12]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也就説明，枚乘並没有單獨作過《琴賦》，或者再説謹慎一些，至少馬融在《長笛賦序》中所指絶非這篇《琴賦》。由此，假設二基本也不成立了。
再考察假設三與假設四。這兩種推測均是説馬融指的其實是枚乘《七發》中描寫“琴”的部分，但區别在於這部分是否曾作爲一個單獨的整體流傳過。對此，可以從馬融寫作《長笛賦序》的行文手法及思路來作出判斷。
馬融《長笛賦序》共提到王、枚、劉、傅四人，即四篇賦文。其中，王褒《洞簫賦》與傅毅《雅琴賦》今天仍可見到，而考察其文本内容，很容易便能看出它們均是單獨完整的賦文。至於劉玄的《簧賦》，雖已亡佚，但從李善注來看，既然《文章志》有所著録，且在介紹劉玄時將其作爲代表作，也當是一篇完整的賦文。由此，馬融將枚乘賦文與以上三人之作並列的前提條件，即當是其亦爲一篇單獨完整的賦文，或者曾作爲一個單獨的整體流傳過。可見，假設四便同樣不成立了。
經以上論證，基本排除了假設一、二、四、五中的情況，剩下的假設三則與推論比較相符。這也就表示，馬融所指枚乘賦文，是《七發》中有關“琴”的部分，這部分曾作爲一個整體單獨流傳過的可能性很大。同時，從馬融《長笛賦序》及推論來看，其流傳時間，或許當在王褒創作《洞簫賦》之後且被題以過《琴賦》之名。
（原刊於《北京社會科學》二○一八年第三期，有删節）
[1]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八○八頁。
[2] 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第三二頁。
[4]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七五○頁。
[5]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五七頁。
[6] 對於這種説法，程、張文認爲：“李善注本來就是針對賦序的，没有必要特别指明。”同樣予以了否定。雖然他們的解釋過於簡單，但却是比較合乎常理的。據筆者考證，《文選》所收三十九類（一説三十八類）文體五一四篇作品，如《長笛賦》一般有“序”者共五八例。然李善在注解這些“序”時，除此例外再未使用“序”字，因此，以注家注釋手法及行文習慣推論，若其意指賦序，當不會僅此一例。
[7] 李善在作注時當同樣認爲其存在某種關係，否則他不可能在不知枚乘所作爲何的情況下，憑空推論。而李善的推論，其實也是試圖尋找馬融所作賦序的内在關係。
[8] 即這種順序對應不如一一對應那樣有嚴格的限定，只要順序大致相同即可。
[9]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八一○頁。
[10]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一五六六頁。
[11]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第二六三四頁。
[1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一五七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