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很大篇幅专门论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一重大问题。事实上，“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怎样建设中国”这一问题的具体回应。当前，在资源与环境、人与自然矛盾与危机日益突出的严峻形势下，寻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美丽中国”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融合，是置于器物文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的提升，是文化的进步和对文明的跨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标志。它蕴藏着新时代应该塑造与弘扬的伦理与道德，不仅具有审美意义，而且是先进文化的表征。

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后的新文明形式，既具有文明的一般性也具有其特殊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自然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具有主体性的特征，这与传统的自然作为人类的工具或手段的价值观不同，这种价值观以自然内在价值为依据，奠定了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转向的基石。生态文明的特殊性要求对现有的价值观、伦理与文化进行“生态化”改造，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关系重塑，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阶段，它将人类的长久生存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摒弃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忽视自然整体利益的片面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调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共生。但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自发的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对社会内部、社会与自然之间各种关系的调整来实现，为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即需要实现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需要理论支撑，实现由自然“不在场”向自然“在场”的转变，这不仅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勇气，还需要以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去对待自然界内在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否定自然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必定会造成一系列的生态恶果，而纠正错误理念首先要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真正关系以及此种关系下的客观状态。人类史与自然史实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二者的辩证统一要求人性的向“真”、向“善”和向“美”，这也是人趋向自然与自然趋向人的统一过程。自然科学中的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熵变规律都是物质世界必然发生的，适用于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它规定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能量的变换关系，也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应该呈现的关系状态有着重要的启示。

当今，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已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实现自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耗散结构理论为这一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障碍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社会不合理的价值观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实践失误；其二是自然地质运动而引发的生态破坏。要实现自然与社会顺畅互动及解决互动关系中存在的障碍，一方面必须纠正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并限制人类的主体行为，另一方面还要针对地质运动带来的生态破坏进行生态恢复。无论是人类自己引发的还是自然界运动规律形成的都需要人类来完成修复工作，这要求人类社会要主动承担起应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基于此，人类应建立面向自然的动态开放机制，纠正并限制自己的主体意识与行为，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面向自然”是指人类社会将自己向自然开放，其开放的内容是输出与输入并存并保持总量上基本相等。输入是指从自然界摄取社会存在需要的能源与原材料，输出是指社会向自然界进行能源与原材料的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输出与输入在物质与能量总量上保持基本对等。“面向自然”的物质与能量关系在实践上要求理念、伦理与文化的转变，以此实现价值观转向的对接。“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价值观的自然向度，传统价值观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转变，不仅需要理论支撑，还需要在实践上践行新型生态价值理念、生态伦理与生态文化。全方位、多角度塑造“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原则与目标。以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为实践趋向、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为实践伦理、人与自然的“友谊”关系为实践文化，实现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转向，从而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