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经济学及国民经济学的劳动观点
近代资本主义以降，社会经济生活肇始于重商主义。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曾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曾经盛行一时。随着生产力扩展提升，产业资本渐次取代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占据主导地位，重农主义和国民经济学随之登场。[4]本书所指的国民经济学大体相当于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应于国民经济学，在此暂且把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经济学说称为早期经济学。
一 早期经济学的劳动观点
（一）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大商业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学说和思想体系，反映了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除了开采金银矿，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利润产生于流通中的“贱卖贵买”；为了保证贸易出超和货币流入本国，国家应干预经济生活，发展对外贸易，奖励和监督工业生产，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马克思曾评价道：“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5]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恩格斯曾说：“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正因为人们始终坚持金银就是财富的论点，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赢利交易。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以输出和输入作比较。如果输出大于输入，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国家也因这个差额而更富裕。因此经济学家的本事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6]正是因为这一点，晚期重商主义又被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鼻祖。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它促进了货币资本的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但它只是考察了流通领域。无论是重商主义的早期形式——货币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的晚期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其实际目标都是追求货币顺差，为货币而积累货币，货币被宣布为最高目的。犹如偶像崇奉者对待其偶像那般，重商主义者也以拜物教的态度把货币看作财富的一般本质规定。但他们只是以外在的方式来保存和维护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而没有觉察到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因而他们也就较少地关注到劳动本身。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逐渐超过了商业资本的时候，重商主义学说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为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衰落，社会凋弊。在这种背景下，重农主义反对重商主义，强调：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所剩余的产品），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真正财富创造的劳动阶级；政府应该重视农业，实行经济自由政策。不难发现，重农主义有别于重商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开始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以寻求剩余产品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因此，重农学派也被人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7]但重农学派的理论缺陷也很显而易见：它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未察觉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形态看成是劳动的永久自然形态，并且没有认识到人类的一般劳动是价值的实体。“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8]
总起来看，以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只是从外在形式上探求财富增长的原因，它们没有看到劳动并且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一般劳动才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因。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9]
二 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定向：配第、斯密与李嘉图
发端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的国民经济学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一）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学说
出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产业资本渐次取代商业资本占主导地位时代的威廉·配第，是一位由早期经济学的重商主义向国民经济学过渡的经济学家。他最先把研究的视角由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劳动领域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其劳动价值学说，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配第指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10]这表明他注意到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该商品价值，然而他所说的“价值”是“自然价格”。
第二，把商品的价格分为市场价格与平均价格。配第指出，一种商品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其所耗费劳动，围绕自然价格即平均价格的实体涨落的是市场价格。
第三，阐明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配第强调，商品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售价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11]换言之，如果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越高，那么该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第四，认识到货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货币的劳动量所决定。遵循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配第指出，一定数量的商品和一定数量的货币可以相互交换，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相等，所以，不仅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货币的价值亦由劳动量决定。恩格斯十分重视配第的这一见解，“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理论上的’定义”[12]。
由配第阐述的上述命题，可以发现，他探讨了劳动和价值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经济观点，开创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先河。其为国民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评价道，配第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13]当然，由于配第的阶级局限性和他当时身处还尚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其劳动价值学说不免具有不彻底性。这突出表现在：由于他不懂得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故此，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从而把创造价值的源泉等同于创造使用价值的源泉。配第有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4]设若就创造使用价值来说，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里，配第所指的财富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因为他说：“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15]在此，可以看出配第把土地和劳动都当成了价值的源泉，从而影响到他不能真正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而且配第的劳动价值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重商主义的痕迹。
（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恩格斯称其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对于劳动，斯密从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的角度作了精湛的论述，认为侵犯了个人的劳动权利就是践踏了其自然权利与自由。“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在侵犯这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16]斯密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日益完善的商品经济体系加之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把当时还只是处于雏形状态的劳动价值学说臻于完善。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明了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有一段经典表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17]也就是说，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有赖于人的劳动。
第二，初步划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8]因此，相对于与那些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于一谈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斯密的划分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第三，初步看到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斯密的前辈们把价值笼统地归结为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他强调决定价值的劳动是人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辛苦和麻烦”。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19]其实，其所指的“辛苦和麻烦”就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对此，马克思曾赞扬道：“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是又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20]
第四，初步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思想。斯密在阐述决定价值的劳动时，并不止于指出了劳动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辛苦和麻烦，并且认为这种劳动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的劳动和必要劳动。“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21]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22]，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这就为后人研究价值量问题开拓了思路。”
第五，指出了劳动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斯密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23]
必须强调的是，斯密被后人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缘由，就是他阐发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即人们劳动是受其自利动机的引导，但这种自利劳动最终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4]“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处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5]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
毋庸置疑，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中，科学的因素显而易见，其中不乏不少高明的洞见。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和认识上的原因，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缺陷。比如，他不懂得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原理，因而他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有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26]再比如，在阐述价值决定时，斯密掺杂了主观因素。他说：“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27]这个观点，后来成为庸俗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的理论依据。不难看出，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中，英国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双重影响若隐若现。一方面他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是决定该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28]。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和私有制的发生，商品的价值量不再由劳动决定，而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因素决定。工资是当然的生产费用，利润和地租也是生产费用，于是，斯密就从劳动价值论转向费用价值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恩格斯曾说：“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见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 ‘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29]但瑕不掩瑜，斯密把国民经济学从研究具体问题的领域提升至更为一般问题的领域，并将劳动作为衡量一切商品交换的唯一尺度，给予后来的马克思很多启发。马克思曾评价道：“难道说亚当·斯密的体系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而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30]
（三）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后的杰出代表。在价值问题上，他提出了在当时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所能达致的限度内，最为彻底的劳动价值学说。“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31]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地划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李嘉图在考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时，纠正了斯密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绝对地对立起来的错误。他说：“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为交换价值所不可少。若某商品全无效用，换言之，全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那无论它怎样稀少，无论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若干，它终不能有交换价值。”[32]也就是说，李嘉图已认识到交换价值的前提是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必定不会有交换价值。
第二，考察了不同性质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李嘉图认为，首先，决定价值的劳动存在着不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这些不同性质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其中，熟练劳动、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不熟练劳动、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单独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诸君或将责我忽视劳动品质上的差异，说我不知道甲业一时劳动一日劳动，难与乙业一时劳动一日劳动比较。其实，要参照劳动者的比较的熟练与强度，评定劳动的品质。”[33]其次，决定价值的劳动存在着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的区别。李嘉图发现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只有直接劳动创造新价值；间接劳动不能创造新价值，它只能把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再次，决定价值的劳动存在着实际消耗的劳动与必要劳动的区别。在论述地租问题时，李嘉图认为由于人们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同样的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同。拥有优等生产条件的人，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较少；反正，拥有劣等生产条件的人，生产同量商品要耗费较多的劳动。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但他所指的必要劳动是指在劣等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
第三，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则。在决定商品价值的问题上，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并认为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体现规定着该商品的交换价值。且商品价值的构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生产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二是生产商品时所使用的工具体现出的劳动耗费。“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生产时投下的劳动量为比例——依然正确。不过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劳动又须有各种器械援助。投在这等器械内的劳动，亦须包括在内。”“耐久器具仅以小部分价值，移入所产商品内，不耐久器具，却以更大部分的价值，实现于所产商品内。”[34]在这里，李嘉图一方面纠正了斯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揭示了商品的价值由投在商品生产的直接劳动和投在协助商品生产的生产资料上的间接劳动共同构成的原理。这是他对劳动价值学说的重大发展。
总之，李嘉图把劳动价值学说发展到了其所在时代能以达到的理论最高峰，为人们真正认识商品经济关系做出了理论贡献。但是，同所有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囿于自己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难免有明显纰漏。这尤其表现为由于他不懂得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资本购买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的道理，因而他的学说遇到了两个不可逾越的理论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按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要求，资本家必须把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归还工人，这样资本便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反之，若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工人获得的劳动报酬定然小于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又悖离了价值规律。第二个难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如何用价值规律去解释等量资本不管其有机构成如何不同，都能带来等量利润的事实。易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不管不同的生产部门由其自身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资本量与劳动量的比例如何不同，等量资本总能获得等量利润。如是观之，商品价值便不是由生产它的劳动量所决定。反过来，若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它的劳动量所决定，则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便无法带来等量利润。这的确是李嘉图的难题。[35]
前后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经过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艰辛探索，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定向得以确立。国民经济学在私有财产的范围内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探索了劳动、分工等对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概念，并从经济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主要阶级和阶级关系。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性质尚未充分显露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民经济学家们出色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若干规律。然而，他们毕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性，不知道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从而在理论研究中陷入了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中。正如有东欧学者所言：“古典经济学不是在人类世界的异化形式中描述这个世界，它也不去说明物的关系和物的运动如何掩盖着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相反，它描述这个物像化的世界及其规律，仿佛这就是真实的人类世界，因为这是古典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人类世界。”[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家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37]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理论表现，要想真正解答上述问题，必须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狭隘界限，批判性地揭露资本的本质及劳动的历史规定性。这一根本而又艰巨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