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选题原因
一 研究问题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量不断增长。中国与传统西方援助国在援助模式上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传统西方援助国注重帮助受援国开展制度建设，常常为援助设置政治条件，而中国注重帮助受援国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并且不为援助设置政治条件。[1] 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洲援助的国际规范意义，认为中、西两种援助模式或者规范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2]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西方长期以来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两个具有不同权力背景的援助规范同时在国际援助实践场域中传播，表明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规范接受者，而是已经开始成为国际规范的供应者和传播者。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安，认为中国会破坏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一位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美国学者将中国说成是“无赖援助国”，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提供的援助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腐败、混乱和专制。[3]
对中国国际行为的质疑还延伸到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2017年8 月19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访问印度之前，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亲印演讲，说中国的投资破坏了国际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只看到接受中国资本的优势条件，而要从维护国际规则的长远考虑拒绝中国资本。6 月18 日，他的继任者迈克·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时指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经济活力对发展至关重要，全球经济都必须重回“美国模式”；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交给非洲，让非洲的发展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
针对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经济活动的质疑，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提出，美国和西方可以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在物质实力上超过美国，但是决不能容忍中国推翻现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4] 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思维，即认为世界政治中任何竞争都必定是冲突的，结果必定是零和的。在世界政治的实践活动中，当有着不同权力背景和主张的规范相遇并发生竞争，过程只可能是冲突的、结果只可能是零和的吗？换句话说，规范竞争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
二 选题原因
有三方面的原因促使笔者研究规范竞争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名曾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警察，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的30多年里，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几十项多维维和行动（multi-dimens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但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很少可以称得上完全成功？经初步研究，笔者发现联合国开展多维维和行动时，最通行的做法是在维持和平的同时建设和平，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国家政府一道，通过选举、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和援助等措施，传播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以期在那些遭受冲突影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东道国（host country）实现持久和平。“9 ·11”事件之后的几年里，美国通过强制手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核心任务的建设和平努力遭遇失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国际建设和平模式的批判，指出其本质是传播一个称作自由和平的和平规范。一些学者在批判自由和平的同时，开始尝试寻找它的替代方法。在此背景下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打破自由和平在建设和平规范结构中的垄断地位，以便改进建设和平的方法？现代经济学表明，竞争是打破并取代垄断的最好办法。因此，笔者开始关注与建设和平相关的规范竞争问题。
其次，作为一名从事维和学术研究的学者，笔者注意到，近些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积极争取在联合国建设和平事务中的话语权。例如，一些金砖国家不再是简单地接受或者反对西方规范，而是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规范体系的革新。针对西方倡导的“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这一干预理念，巴西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RwP），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提出了“预防性保护”（preventive protection），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阮宗泽研究员提出了“负责任的保护”（responsible protection，RP）。[5] 又例如，前几年，国际社会在讨论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时，西方国家利用自身优势，积极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等话语平台，力图继续像在世纪之交制订“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时那样扮演着绝对主导的角色。[6] 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些新兴国家汲取了曾经忽视参与这方面工作的教训，也开始建立话语网络，力争深度参与“2015 后发展议程”（2030 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7] 这些出现在国际规范领域的新动向促使笔者思考一个问题：当新兴国家参与国际规范秩序变革时，将会与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发生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又将是怎样？
最后，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一名学生，笔者经初步研究发现，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一个关涉规范身份的本体论问题：谁的规范重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不同权力背景的规范为在国际范围内争夺传播权而发生的竞争，本书称为规范竞争。也就是说，规范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竞争还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派、制度派和规范派这三大主流学派关于规范竞争的观点只能推导得出。[8] 它们虽然在有关规范的国际政治意义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是在涉及规范竞争结果的认识上却存在着惊人的相同之处：都相信规范竞争必然出现一方战胜另一方的零和结果。[9]这样具有高度确定性的观点促使笔者思考一个问题：规范竞争只会出现零和的结果吗？
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设计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般性规律。本书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目的是发现具有学理意义的一般性规律。因此，本书采用学术研究通行的研究思路，在研究问题和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些前提假定，然后根据这些假定推导出一个基本理论假设，并通过案例分析研究验证这个理论假设，最后得出研究结论。研究设计包含基本假设和研究框架两个部分。
1.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围绕研究问题提出。首先需要厘清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前提假定，并根据前提假定推导出本书的基本假设。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发生在规范之间的竞争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涉及三个核心概念：规范、规范竞争和规范共生。在这三个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三个前提假定：
假定一：不同的实践产生不同的规范；
假定二：国际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
假定三：世界政治实践是动态的过程。
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可以做一些理论推导。根据假定一可以推导出，整个人类世界存在不同的实践场域，每个实践场域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都有一个独特的规范体系；根据假定二可以推导出，规范竞争的本质形态，不是发生在同一规范体系内的规范之间的竞争，而是发生在来自不同规范体系的规范之间的竞争；根据假定三可以推导出，规范竞争的过程特征既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非冲突的；竞争的结果既可能是零和，也可能是共赢。结合从上述三个基本假定推导出的结论，提出本书的基本假设：规范竞争可能出现规范共生。
2.研究框架
本书包含绪论和九章内容。
绪论概述全书。包含四节：第一节从国际上一些质疑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经济活动的声音出发，结合笔者的工作和学术经历，提出本书将研究规范竞争的问题；第二节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设计——基于假定提出理论假设，并简述了全书的框架结构和章节内容；第三节介绍了本书采用的三个研究方法：本体论折中主义、方法论折中主义和案例分析法；第四节界定了本书的研究范畴并阐述了研究意义。立足于后冷战时期的建设和平，研究两个生成与不同文明实践的规范相遇后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并指出本书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文献综述。梳理现有文献中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观点，包含三节：第一节介绍三大主流学派关于规范竞争的观点；第二节通过分析英国学派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认识，推导出关于规范竞争的观点；第三节通过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崛起问题的论调，推导出关于规范竞争的观点。本章指出，尽管现有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各方观点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它们都将规范竞争看作一种二元对立的静态关系，并且都相信必然出现一方胜出的零和结果。
第二章理论假设。提出本书的基本理论假设，包含三节：第一节解释本书理论假设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规范、规范竞争和规范共生；第二节在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三个前提假定：不同的实践产生不同的规范，国际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以及世界政治实践是动态的过程；第三节根据前提假定推导出本书的基本假设：规范竞争可能出现规范共生。
第三章建设和平。本书从该章起将进入实证研究环节，通过研究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建设和平这一实践场域中相遇后的互动，验证本书的基本理论假设。本章包含三节：第一节论述国际冲突管理方法及其变革，聚焦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在方法上发生的演进；第二节论述联合国通过和平行动开展的国际冲突管理；第三节聚焦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管理中建设和平这一重要领域，论述广义建设和平的概念内涵、行动任务和行动者。
第四章西方霸权与自由和平。包括三节：第一节西方霸权，论述西方霸权的由来和表现以及自由和平的权力背景；第二节西方文明与普世主义，论述西方文明与普世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三节论述西方的和平观：自由和平，阐述自由和平这一和平规范的渊源和理论内涵、它在建设和平中的应用和传播以及学术界对它的批判。
第五章中国崛起与发展和平。包含三节：第一节中国崛起，论述发展和平的权力背景，并通过分析围绕中国崛起话语的争论，论述中国崛起的表现；第二节中国的和平观：发展和平，论述中国崛起的特征和实践经验，以及发展和平规范的渊源、理论内涵和传播方式；第三节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比较，通过对比深入认识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规范内涵。
第六章自由和平独霸下的海地。以海地为例，分析自由和平独霸建设和平的后果。本章包含四节：第一节海地和平面临的挑战，结合海地概况，分析该国冲突的根源及和平道路上面临的挑战；第二节发展和平缺失，论述发展和平在海地建设中缺失的原因；第三节自由和平独霸及后果，论述自由和平成为对海地建设和平产生重大影响的唯一和平规范的原因、表现和后果；第四节自由和平的失败：海地地震后重建，以2010年海地地震后重建工作为例，进一步分析自由和平独霸建设和平的后果。
第七章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竞争的利比里亚。以利比里亚为例，分析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共存对建设和平效果的影响。本章包含五节：第一节利比里亚和平面临的挑战，结合利比里亚概况，分析该国冲突的根源及和平道路上面临的挑战；第二节利比里亚建设和平中的自由和平，论述自由和平在利比里亚建设和平中的传播；第三节利比里亚建设和平中的发展和平，论述发展和平在利比里亚建设和平中的传播；第四节发展和平的成功：抗击埃博拉，以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行动为例，论述发展和平的优势；第五节海地与利比里亚建设和平效果比较，证明规范竞争与共存有利于改善建设和平的效果。
第八章东帝汶的和平：两个和平的共生。以东帝汶维和建和为例，进一步论证本书提出的理论假设。本章包含三节：第一节维和建和成功的条件，提出分析维和建和成功原因的理论框架，指出需要满足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二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功不可没，论述东帝汶维和建和成功的两个原因：联合国尽责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第三节两个和平共生：东帝汶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论述东帝汶维和建和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共生。
第九章结论，对本书进行总结。本章提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引起国际规范体系的变化，推动出现跨体系规范竞争。本章的结论是，案例研究证实了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可能出现规范共生。本章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 本体论折中主义
本体论往往决定方法论。所以，在确定方法论之前，首先有必要明确本书在本体论上的立场。本书在本体论上坚持折中主义（eclecticism），承认世界存在物质和观念这两个同等重要的维度。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存在（being）。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有不同的含义。权力派认为存在是而且只是客观物质世界；制度派虽然承认了国际机制这样的观念事物的存在，但是认为它们是权力这样的物质事物的附属品；规范派赋予了观念世界以独立的地位，强调观念的本体作用，认为物质世界是观念世界存在的背景。此外，马克思主义同样对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有深刻的论述。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讨论存在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10] 坚持物质本体论的一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11] 坚持实践本体论的一方则认为，离开了人的活动和认识，物质世界是没有意义的。[12] 从本质上讲，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是物质与观念、客观与主观、科学与哲学这些涉及方法论之争的问题。如前文所述，人类生活的世界有两个维度：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观念世界也就是社会世界。物质世界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如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派所言，由观念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世界具有那在（out there）性。因此，本书坚持认为，要认识世界的全貌，就应当采用折中主义本体论，即承认世界是物质和观念的结合体。
二 方法论折中主义
本书所坚持的方法论折中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实现科学与人文的通约。秦亚青教授借鉴韦伯理性类型的思维，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方法谱系的两极简约为唯科学派和唯人文派，主张追求人文与科学的契合，走位于二者之间的第三道路。[13] 秦亚青教授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是与人们消灭战争、追求和平和理想密切联系一起的”。[14] 本书认同这个观点。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价值无涉，否则就陷入科学主义的陷阱，研究一个冰冷、死寂的世界，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类就成了科学等物质因素的奴隶，这是与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背道而驰的。本书相信，科学主义的代表理论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代表理论理想主义，并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理论范式。被普遍认为是权力派理论先驱的爱德华·卡尔，在对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一番无情地批判和挞伐之后，也承认它在现实世界中所具有的合理性。卡尔主张将两种观念折中起来使用：一种是强调在公正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乌托邦观念，另一种是强调根据变化的力量对比关系做出相应调整的现实主义观念。他指出：“尽管无视权力因素是乌托邦意识，但是，如果无视世界秩序中的道德因素，则是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想。”[15] 卡尔实际上主张的是权力与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折中。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也强调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合而为一的重要性。[16]
本书坚持的方法论折中主义的另一方面，是指对分析方法的折中。自从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创建以来，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普遍是按照不同的范式脉络发展，结果是门派林立，争论不休。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认为，不同的范式遵循一套不同的核心问题、前提假定和理论假设。这样做虽然获得了“片面深刻”的好处，但是同时也牺牲了理论解释力，造成了学理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脱节。[17]他们主张克服并超越范式之间的界线，使用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探索。本书同意这样的主张。坚持方法论折中主义，就是要打破范式之间的界线，不拘泥于某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视角研究问题。
三 案例分析法
本书将通过案例分析验证所提出的理论假设。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书的案例分析采用以实践为基础的比较分析法。也就是说，将避免陷入价值判断的陷阱，不会纯粹从规范的身份或内涵等角度出发比较存在竞争关系的两个规范的优劣。因为如果这样必将使得研究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这样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具有争议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世界里，一个国际规范是否重要，不是由它是否与某一套价值观念相一致，也不在于它的传播者的愿望有多么美好，而在于这个规范本身是否能够传播并且内化。规范传播是实践层面的问题。本书将以海地、利比里亚和东帝汶这三个国家的建设和平为背景，通过比较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存在竞争和不存在竞争的不同情形下所出现的不同传播进程和效果，验证一个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理论假设。
笔者之所以选取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作为规范竞争研究的案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出于验证力的考虑。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一对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规范。这两个国际规范分别来自中心规范体系和边缘规范体系，具有不同的体系身份，反映人类社会不同实践场域的经验、不同国际政治价值理念和不同的权力背景。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中，这两个规范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冲突性。研究这样的典型案例，具有很强的理论验证力。其二，是出于操作性目的考虑。学术研究的领域往往与研究者的兴趣、经历和知识面等息息相关。笔者过去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联合国维和培训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熟悉国际维和行动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笔者曾经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和调研。作为一个实践者，笔者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学术人脉网络，拥有开展维和相关研究的便利条件。
本书案例分析所使用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另一种是通过调研访谈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将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提炼和分析，用以证明本书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假设。
第四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意义
一 研究范围
本书立足规范派有关规范生成和传播的理论，采用折中主义的分析方法，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派、制度派、规范派和中国学派等理论流派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规范竞争的问题。正如第一章将要深入论述的，本书所要研究的规范竞争，是指发生于分别来自中心规范体系与边缘规范体系的两个规范之间的竞争，是跨体系规范竞争。具体地讲，来自中心规范体系的规范是霸权国倡导的规范，而来自边缘规范体系的规范是崛起国倡导的规范。本书的案例分析将立足后冷战时期的建设和平实践，研究两个来自不同国际规范体系的和平规范发生竞争的过程和出现的结果。案例分析选用的三个建设和平案例分别是海地、利比里亚和东帝汶。
二 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正式提出了规范竞争的概念和具有学理意义的研究议程，拓展了规范研究的领域。现有文献在规范竞争这个核心概念上表述不清楚、不完整，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研究议程。本书提出了跨体系规范竞争的研究问题，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本书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可能出现规范共生。也就是说，本书假设冲突的过程与零和的结果并非规范竞争的全貌；规范竞争还可能出现非冲突的过程和共赢的结果。第二，采用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规范竞争问题，并且深入探讨规范竞争的复杂过程。西方学术界在规范竞争这一问题上普遍存在一个共识，即都认为规范竞争只可能出现其中一个规范胜出的零和结果。而且，这些研究要么注重纯理论论述而缺乏实证研究，要么专注于分析某一现象而缺乏理论升华，鲜有将理论论述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因而缺乏学理说服力。本书质疑这种按照缺乏实证支撑的确定性逻辑所得出的有关规范竞争问题的认识，将提出一个关于规范竞争的基本理论假设，并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验证这个理论假设，进而得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本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中国崛起的问题。本书研究将有助于证明，中国崛起的过程，既是逐渐接受国际规范的过程，也是逐渐参与国际规范体系变革的过程。换句话说，一个崛起的中国既是国际规范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国际规范的供应者和传播者。中国崛起既发生在物质层面，也会发生在精神或者观念层面。此外，针对一些西方学者从西方经验叙事出发，一再强调体系冲突、担心崛起的中国将会寻求颠覆现有国际体系秩序的观点，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本书将有助于证明，中国崛起并不会颠覆现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体系，而是将推动它发生进步性演变。时殷弘教授指出，世界（国际）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18] 国际规范是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认识中国崛起在国际规范层面的意义，有助于理解中国崛起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也就是说，本书有助于证明，崛起的中国并不会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将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力量一道，为现有国际秩序的进步性革新做出贡献。
第二，探索改进建设和平的方法，拓展维和行动研究的领域。在后冷战时期，建设和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维和行动的核心任务。尽管如此，但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建设和平的重要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近些年来涌现出的大量研究建设和平的文献中，一些人猛烈地批判了现行的建设和平模式，具体地讲就是一个称作自由和平的规范。然而，深刻的批判并不能掩盖在解决问题上存在的短板。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罗兰德·帕里斯指出，以自由和平为指导规范的建设和平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自由和平本身，而在于推行自由和平的策略不正确。帕里斯主张放缓施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步调，提出了先制度化后自由化（institutionalization before liberalization）的方案。[19] 这些有关建设和平的批判性文献存在的最大不足，是没有从体系层面出发，去思考自由和平作为一种地区实践经验在上升为普适性的国际规范时所面临的挑战。缺乏体系层面的研究视角，自然就难以看到源于其他文明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国际和平规范的可能，以及由此可能发生的规范之间的互动。本书立足中国崛起的实践，提出了发展和平的概念，指出它是一个在建设和平领域与自由和平存在竞争关系的国际和平规范。本书的研究表明，国际社会在帮助遭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开展建设和平时，在规范选择上应当具有多元主义的包容精神，正确看待在建设和平的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规范竞争，进而改进建设和平的方法。
第三，开辟中国维和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的国际政治话语。尽管现有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文献很多，[20] 但是研究的问题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关于中国如何以国际规范接受者的身份，接受或者拒绝接受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相关的和平规范，很少有人思考崛起的中国作为国际和平规范供应者的角色。本书将证明，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既是国际规范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供应者。中国崛起将怎样影响联合国建设和平的规范和实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中国作为国际规范供应者的角色，还将有助于建设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5].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7].2014年3月17—18日，笔者在上海对非盟官员的访谈。
[9].何银：《规范竞争：谁的规范重要——一个被忽视的研究议程》，载秦亚青主编《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研究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版，第403—420页。
[11].孙亮：《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伪证》，《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
[12].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证实》，《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13].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73页
[1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5].[英] 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16].[美]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