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国和平崛起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焦点往往是崛起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何银博士尝试从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立足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提出了“发展和平”的概念，用以概括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40年里在国家治理上的成功经验，并探讨发展和平作为一种新的规范在国际建设和平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平是一项重要的治理活动。原有的规范主要是西方倡导的自由和平。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事务以后，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相遇。何银博士聚焦这两种规范在东道国建设和平过程中的互动，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着竞争性共存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在东道国呈现积极的效应，例如利比里亚和东帝汶都是典型的个案。

何银博士在本书中的研究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提出了发展和平这一重要概念。全球治理的规范多产生于西方传统和经验并在西方霸权护持下上升为国际规范，得以大力推广。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兴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变革并成为规范供应者，中国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和期待。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但是迄今对中国和平崛起实践的理论解释还远远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主要产生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并且能够与已有的“西方方案”进行对话。在参与国际建设和平时，西方基于自身的实践经验提出并传播了自由和平规范。但是中国能够为国际建设和平提供什么样的规范呢？何银博士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生成了发展和平规范，在中国崛起之力的推动下，发展和平随着中国日益增加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在世界上传播。发展和平就是中国为国际建设和平提供的一个中国方案。

其二，研究了规范竞合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学派认为规范重要，并且深入研究了规范的意义和生命周期等问题，却没有很好地回答一个关涉规范的重要问题，即规范间的竞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主流学派有着“西方规范偏见”，即只有西方供应的规范才享有在国际上传播的合法性。然而，西方不可能完全垄断对全球治理规范的供应。当前国际权力格局正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影响日益增加并且开始成为规范供应者。在此背景下，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西方规范与非西方规范相遇并发生互动，过程和结果将会是怎样？何银博士通过研究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在国际建设和平中相遇后的情况，尝试探究规范间的竞合问题，这在规范研究方面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本书的研究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两种和平规范可以在国际建设和平场景中形成良性竞合关系。这也表明了现有反映西方政治文化、哲学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全球治理理念存在的片面性缺陷。

其三，为维和建和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维和建和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但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一些维和建和东道国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人对主导国际维和建和的规范——自由和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却没有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思维去探讨变革之策。何银博士立足东亚地区的实践并聚焦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一个在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不同于自由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并论证了发展和平对于建设持久和平的重要意义。本书关于维和建和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独到之处，也拓展了中国维和建和学术研究的领域。

其四，研究了中国在国际维和建和活动中身份变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将中国看作国际规范的接受者，探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为什么接受或者不接受维和建和规范。但是，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制度和规范的创新。崛起的中国不但是国际维和建和的重要支持者，而且必然也是规范的创造者和供应者。发展和平是产生于中国和平崛起实践的规范，也是中国对国际维和建和的规范贡献。这一规范在东道国的自身实践中得到了认可并产生积极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当前全球治理理念、原则和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规则的供应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并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实际需求，急需新兴国家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实践经验带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规则的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共商共建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构建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要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就需要实践多元主义、伙伴关系和实践参与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多元治理的体系，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秦亚青

2019年10月5日于北京厂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