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调整，“工人阶级已经消亡”的观点开始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国家理论也受到诘难，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论断被认为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这极大地模糊了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认识，动摇了人们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著名的左翼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国家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策略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密里本德的政治理论主要包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和作用的研究，以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总体上看，其政治理论的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从具体内容和论证方式看，又受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同时代其他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正是在与马克思、葛兰西、普兰查斯等人的对话中，密里本德形成了关于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独到见解。

密里本德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当代有效性以及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重要性。面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阶级的死亡”和“阶级是否存在”的讨论，他十分鲜明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个阶级对立的国家。密里本德以一幅清晰的“梨形”金字塔状的“阶级图示”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现状，并将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式概括为来自下层的和来自上层的双向阶级斗争，肯定了阶级斗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中心性和相关性。在他看来，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人运动外，新社会运动也是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就生产角度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并不只是基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遭受的剥削，还基于公民对公共福利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关于上层的阶级斗争，密里本德将国家设定为重点考虑的对象。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工具的结论，决定了国家必然是除了资产阶级之外的来自上层阶级斗争的另一主体。因此，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其实是上层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20世纪中期的阶级斗争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发展成为国际层面的斗争，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的延伸。至此，密里本德完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为进一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事实，密里本德以阶级分析作为主要方法，展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密里本德基本认同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工具的观点，并通过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国家机构和国家职能来加以论证。同时他也指出，国家除了阶级本质的性质之外，还具有相对自主性。在他看来，阶级权力并不等于国家权力。因此，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和公民社会具有自主性。他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不影响国家的阶级本质，相反，它会稳定而有效地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完成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性质和作用的分析后，密里本德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批判，尤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对外扩张做了深入的评判，进而揭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密里本德强调，资本主义自身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方法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密里本德政治理论的旨趣在于重新评估社会主义，并指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途径。对密里本德而言，资本主义具有许多弊端，而苏联共产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具有民主、平等和社会化的经济三个特征。社会主义的实现既要根植于当下的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和质疑。他主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联合左翼政党和新社会运动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就经济基础层面的改革而言，要发展一种混合经济。就上层建筑层面的改革而言，首先从国家组织机构、传播领域等实现民主，其次以教育为首要途径加快普通大众获得公民权的步伐，促进平等的实现。

密里本德政治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在阶级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以“社会中心”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在国家问题上，虽然他坚持并重申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工具的观点，但其理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其国家理论还暗含了结构主义的因素。这一点既体现在密里本德研究国家问题时不自觉地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也更加清晰地反映在他与英国新左派的关系中。

总体上看，密里本德的政治理论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密里本德的政治理论力图厘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构成，重申了阶级政治的重要性；力图勾画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结构，维护马克思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观点；坚定了人们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但是，密里本德的政治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多元论”嫌疑，他的社会主义策略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而狭窄的学术视野也限制了其政治理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