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晋律”是如何“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

《晋书·刑法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张斐的“注律表”，但在研究“注律表”前，我们需了解张斐等律学家当时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将法律“化繁为简”，即使繁琐的法律变得简约起来；二是“以简御繁”；简则简矣，却又不能出现太多的漏洞，否则难以应付社会实践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首先，我们看晋律是如何“化繁为简”的。其实，晋律之所以能化繁为简，主要是通过大大削减《魏律》的条文实现的，即“蠲其苛秽，存其清约”[22]。《晋律》最终定律为20篇，620条，27657言，由此博得了“宽简”的名声。《隋书·刑法志》也称赞《晋律》具有“实曰轻平，称为简易”[23] 的优点，唐初的人称赞《晋律》“事从中典，归于益时”[24]。

那又如何防止漏罪呢？为解决这一难题，晋律采取的措施有三：

第一，在整部法律的前面加上了《刑名》这一部分，并将之置于律首，以统括全篇。在“注律表”中，张斐这样介绍这一部分的作用：“《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25]

第二，对那些散布于各篇的重要法律概念，晋律对之进行了抽象的定义，使之能适用于各个具体情形，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张斐称这些概念为“较名”，并找出了20个“较名”：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26]

什么是“较名”？历来的研究者对此都没有深入地探究。依笔者看来，“较名”包括两类概念：一是那些带有一定普遍性、贯穿整个律典的概念，例如，“故意”“过失”“谋”“强”“造意”“失”等概念。二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最常见、迫切需要用法律加以调整的罪名概念，如“恶逆”“不道”“不敬”“诈”“贼”“斗”“戏”“盗”，等等。

如果将张斐的“较名”与汉代一些律学家对某些法律概念的解释，我们就能看出法律概念的发展状况，并能窥见法律解释技巧的发展，具体可见表3-1。

表3-1 “汉律说”与“注律表”对重要法律概念的解释

从表3-1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一些法律概念的发展是从列举外延发展到总体上把握抽象内涵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第三，以理御法，以理御变，由情达理，让整个法律系统成为一个内部协调、运转灵活的整体。

“注律表”向我们揭示了《晋律》是一个运转灵活的系统，贯穿这一系统始终、周流不竭的“理”才是“以简御繁”的关键，它好比操控整部法律机器的核心按钮。张斐对于“理”有着非常玄妙的论述：“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27] 此处，张斐所说的“理”虽带有规律性的意思在内，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变化的。张斐认为，法律不过是“理”的表现，法应符合“理”，亦即“律者，幽理之奥”，“夫刑者，司理之官”[28]，只有“理直”才能“刑正”，故而法律适用者应突破现象看本质，寻找法律背后的“理”及其变化，以便准确地掌握法律概念。张斐说：“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而且，只有拥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完全掌握“理”，亦即“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29]。而且，只有掌握了“理”，才能理解法律统一体之妙。“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30]

如何发现“理”呢？张斐认为，需要以“情”为中介。问世间“情”为何物？张斐在“注律表”中称“情”为“人的内在心理状态”，但这一内在的状态通过外在的语言与行为表现出来，故而它才能充当法与“理”的中介。张斐这样描述“情”与“理”之间的关系：“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31] 张斐还强调，只有准确地把握了“情”，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32]

正是依靠上述方法，《晋律》才摆脱了秦律、汉律烦琐的特点，终于成为一部运行良好的机器。对此，张斐总结道：“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