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器产地研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考古界以往的研究多侧重在地层学和类型学指导下，对陶器的种类、组合关系、质地及颜色、形制及纹饰等作定性分析，据以进行文化分期与断代、文化源流及文化属性等方面的探讨。毫无疑问，这种主要是建立在考古工作者的感官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研究，对我国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许多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讨论也结出了丰硕成果。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最能反映古代先民生产技术、劳动分工及贸易交换关系等信息的制陶技术与陶器产品的流通的研究，考古学家们以往或者重视不够，或者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往往只能对陶器的质地、颜色、形态与装饰等作简单的定性描述，而对于陶胎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烧成温度、材质强度和硬度、气孔率和吸水率等反映制陶技术水平和原料与成品的空间移动等信息，常常无法获得。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技术研究陶器的工作则主要是由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陶瓷学家进行的。然而，陶瓷学家偏重于工艺技术方面的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学等人文背景方面关注不足，不甚了解考古学想要解决的问题。总之，考古学者和陶瓷学家均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两者之间缺乏密切的合作，致使陶器中所蕴含的宝贵信息得不到充分开掘利用。显然，这是一个亟待改进的问题。

古陶产地研究就是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对古陶的化学成分和物质结构进行测定分析，获取那些为经验所难以感知的陶器产地和矿料来源信息，再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及人类学背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为探讨古代先民的生产状况、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科学、定量的依据^[2]。

二里头文化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下启发达的商代青铜文明，处于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铜器的使用尚不普遍，人类除了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石、木、骨、蚌、角等物质材料，对其进行物理加工制成器具以外，陶器仍然是人们使用最多、也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人工制品之一，不仅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具大多以陶器为之，即便贵族阶级所用的礼器也大量使用陶制品。所以，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初创、中期发展、晚期兴盛发达之后，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表明，陶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遗物品类。

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对二里头遗址陶器的产地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已经开展了6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相比，还只是刚刚开始。例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二里头考古队合作，对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陶（瓷）器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显微结构分析和物理性能测定。结果发现，其中5个样品的烧成温度达1160℃左右，远远超过普通陶器所能达到的高温，只有选用类似高岭土或瓷土做原料，才可以制成这样的器皿。显然，这5件器物属于硬陶，为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代常见的一类陶器。研究者推测其可能产自浙江、江苏一带^[3]。

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对几件硬陶产地的推论正确与否，这个项目由自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合作开展的研究本身即足以显示，对陶、瓷器以及其他材质的遗物的产地进行深入研究，可为了解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中原地区不同遗址甚至二里头遗址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为此，我们从二里头遗址不同发掘区、不同文化期的地层单位选取了系列陶器残片，通过化学成分分析，考察陶器原料的时空分布规律，尝试探讨了二里头文化居民的陶器生产方式及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