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前景展望
通过五十余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基本上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族属；其次，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了对早商文化的认识，从而使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得以建立；再次，以二里头文化为纽带，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二里冈期，中原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讨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一，二里头文化是存在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之后、商代二里冈文化之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经碳十四测年技术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1900BC—1500BC。
第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成套的青铜工具、武器及容（礼）器、铸铜作坊及大批冶铸遗物足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支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第三，由二里头遗址的大型高规格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和制玉（绿松石）等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和随葬成套铜、玉、陶、漆礼器并以朱砂铺底的贵族墓葬等可以确认，二里头文化是一支跨入了文明社会的考古学文化。
第四，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的中心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遗址，是我国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国之都城所在。
第五，综合上述的第二、第三、第四项，二里头文化是一支达到国家水平的考学文化，它以（不限于）二里头遗址为其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的社会集团及其领地构成了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中国”[156]。进而，由上述第一到第四综合可得，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其一部分为夏文化。它以日用陶器为文化内涵的基本组成，主要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周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文化因素的许多方面被后继的商文化所继承[157]。
尽管如此，限于考古资料数量、种类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们目前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都还是相对片面的，在很多重要基础研究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意见。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对二里头文化分期、类型划分还有不同意见。在分期方面，以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否全部夏文化？在一般学者所认为的二里头一期之前是否有一个“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或“二里头文化新砦期”？在类型上，东下冯遗址所代表的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期的文化应该归属二里头文化一个类型，还是将其独立出来，命名为“东下冯文化”？其他地区是否还存在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
第二，以往的研究者多注重对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与王朝属性的探讨，而对其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规律也缺乏深入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考古界注重研究客观的文化遗物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如器物、墓葬形制、房屋建筑等，也包括风俗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扩大为三大方面，即物质遗存、精神内涵和社会结构，但社会结构和精神内涵的探究长期未得到重视。二里头国家的结构如何？二里头首都居民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第三，对二里头文化族属的认识还远未统一，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还有待继续探讨。正如前文所述，有人认为它是整个夏代的文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是夏代晚期或中晚期的文化，还有观点主张，无法排除其为商文化的可能性。
第四，对与二里头文化族属问题探讨相关联的夏商文化与夏商民族的关系认识仍很不一致：考古学上的夏商文化有无有区别？夏人和商人是两个民族（或者说是古华夏族中的两个分支）还是同一民族？
二里头地处中原腹心地带，交通便利。作为当时的首都，它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地区或部族均有着广泛的联系。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及手段对该遗址的各类自然及文化遗物进行研究，可以探知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其他文化（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对二里头遗址所见的各种外来风格的文化遗物如铜器、玉器、漆木器、原始瓷器、白陶器及普通灰陶、黑陶和红褐陶等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对其种类、形制特征、来源及在本遗址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期的分布特征加以考察，从中探寻一些规律性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其他文化（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探索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文明形成与国家起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关系问题，自然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学术课题。虽然有学者主张，在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暂时搁置族属和朝代的问题，而将精力放在对文化与社会本身的内涵的探索上，但族属和王朝的问题始终牵挂着历史学人甚至广大民众的心绪，因而有继续研究探索的必要，值得持续予以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可能的论点都已存在，且每种观点均有一定的依据。尽管学界主流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中晚期）、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但证据仍有不足。充分将自然科学方法技术应用于二里头遗址及其他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龙山时代文化和商代前期（早期）文化遗存，对遗址与其环境、对资源利用与技术，形态风格与审美等，进行深入研究，综合多种证据，构建坚实的立论基础，不断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考古学研究，促进考古学研究的定量化，不但大大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资料范围和信息来源，而且使得研究结论建立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之上，从而具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依据，对于定性研究而言，也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自然科学手段在二里头文化研究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二里头文化研究迄今所取得的成绩与二里头文化本身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可以说只是迈开了最初的步伐。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不断进步，考古学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及时把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念与方法引入，为考古学的目标服务。在今后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考古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技术除了继续在上述的领域深入应用外，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古人类DNA研究
近几十年来，古人类DNA研究逐渐成为考古学中的一个热点论题[158]。这些研究所分析的古人类DNA基本都是线粒体DNA（mtDNA）。线粒体DNA遗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母体单性遗传，即子体的mtDNA来自于其母体。这样，如不发生DNA突变，子体和母体的mtDNA就有着完全相同的核苷酸序列，并通过母系代代相传。但实际情况是，mtDNA各位置上的核苷酸有一定的突变概率。因此，如果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的mtDNA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的话，就表明它们具有不太久远的共同母系祖先。反之，若各个体间核苷酸序列差别越大，则说明它们的共同母系祖先相距越久远。根据mtDNA的测序结果，就可对不同族群间的亲缘关系进行讨论。古代人类DNA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众所周知的成果。
以夏商文化与王朝的分界这个二里头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例。要探讨这一问题，除利用考古学手段和测年技术之外，也可考虑从墓葬人骨的DNA分析入手。这是由于，夏商时代主要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的宗族或家族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上层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如此。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均为探索夏商文化关系的重要遗址，已经发现或将要陆续发现一批贵族甚至王室成员的墓葬。如果能够选取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高等级墓葬人骨材料进行DNA分析，并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明确属于商文化的墓葬人骨材料进行对比研究，从中探寻不同遗址、不同时代社会上层人们的血缘关系，可望为区分夏商文化更替、朝代更替提供重要的、直接的参考依据。例如，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前的人群，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人群，都具有相似或相同的DNA序列，表明他们血缘关系亲近，是一个家族或宗族。如果从四期以后该遗址墓葬人骨的DNA序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而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发现的与之基本同时的古人DNA序列相同，那么就可判断此期的二里头聚落的主导家族变成了商人，进而推测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发生了夏商政权更迭事件。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方法和思路，至于其具体应用，则还需要结合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来进行。另外，古人类DNA技术在考古学上应用绝不止于此。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159]。随着新的田野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和科技方法的日益创新，更多更系统的研究也应提上日程。
（二）系统提取陶器中蕴涵的文化信息
陶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文化遗物，也是长期以来探讨二里头文化相关问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陶器组合、器形及风格的分析来研究文化的属性是以往的常用方法，而对其背后所隐藏的生产、分配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内涵则很少有人探讨，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远远没有得到有效的开掘。因此，运用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与技术，对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进行全面系统地检测，观察其化学组成及物理结构，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再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学等学科相结合，探讨制陶业工艺水平、生产组织、产品分配、流通与使用，以及人群与聚落布局等重大问题，仍有大量工作可做。通过分析陶器的产地和矿料来源，区分本地和外地产品，寻找本遗址不同区域出土陶器之间的异同，有可能为探讨人们的社会关系等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
对二里头遗址陶瓷器的研究，似可设计以下几个课题：一是普通陶器、印纹硬陶、印纹釉陶及原始瓷的关系问题。在前期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从工艺技术上研究其共性与差异，观察其成就与不足，探寻从陶到瓷的发展轨迹。二是本遗址不同区域陶器的异同，在各个发掘区采集系列样品，对其化学成分及物理结构进行测试，总结规律，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信息。三是对外来陶器及那些明显具有外来风格的陶器进行全面的检测，探讨其产地特征，捕捉外来风格陶器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如果外来陶器是用本地原料制作的，则说明这可能是外来居民在本地所为，或者本地居民主动或被地接受了外来文化影响。如果这类外来的陶器数量特别多，则可进一步推测这外来居民占据了二里头（至少一部分）。如果那些外来风格陶器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表现出其文化因素来源地的特征，则有助于说明其为外地产品，很可能是贸易或纳贡的结果。
以往对二里头文化陶器的研究多侧重对器物种类、组合关系、质地、形制及纹饰等特点进行描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特征进行文化分期和文化属性研究。对陶器制造技术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成果不多，影响了对文化性质及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较二里冈时期更早的原始瓷器的面貌如何？原始瓷器与陶器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由于印纹硬陶、印纹釉陶、原始瓷器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南方地区的产品，中原的夏商王朝腹地出土的这些器物无疑代表了当时不同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所以，这不仅仅是陶瓷学界所关心的问题，更是考古学者所应该关注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制陶实践，陶工才能掌握甄选原料以制造不同的器物、按照器物的胎质、体量来控制窑内温度等技术。北方地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出现了成批的以高岭土（瓷土）为原料制造的白陶器皿[160]。用高岭土或瓷土制作器物是先民在选择制陶原料过程中的进步，但这只是瓷器产生的物质前提之一。烧成温度是陶瓷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比起原料鉴选，更能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先民的制陶技术水平。只有当窑炉结构不断改进、烧窑温度提高到1100℃左右之后，以高岭土为原料制成的器物才有可能被烧结，成为硬陶，施加了釉，方可称为瓷器[161]。
既然陶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文化遗物，且二里头文化陶器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如二里头早期遗存中出土了很多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印纹釉陶（似原始瓷）。“从其如此发达的情况看，这显然比南方印纹陶的发达期（二里冈期上层早了二三百年。这是陶器文化中的重要现象，它涉及北方与南方印纹陶的关系问题”[162]。所以，对二里头遗址陶器、印纹硬陶器、印纹釉陶器的制造工艺，包括原料选取、制胚成形、窑炉技术及烧成温度进行全面的测试，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应有助于我国瓷器起源等学术问题的解决。
（三）对二里头文化铜器及铸铜业的深入研究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拥有了最早的成批青铜容器以及青铜兵器、工具和装饰器。对于青铜器的矿料来源、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青铜器的功能与用法、青铜器的社会意义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单靠传统的形态观察方法进行研究，恐怕永远只是管中窥豹或者盲人摸象，所得到的结论总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全面引进物理学、化学、冶金学、矿物学、地质学、生物学、影像学、图像学、造型艺术等等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才能对铜器及其原料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审视、观察、解剖、分析，获取有关化学成分、物质组成、形态结构、痕迹特征等信息密码，为全面了解二里头青铜器及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前因后果提供通关密钥。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已有这方面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现[163]。但这只是良好的开端，还有很长的探索之路要跋涉前行。
（四）加强二里头文化玉器矿料来源研究
玉器是二里头文化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具有代表性的礼器，通常出土于墓葬中，标志着墓葬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文化中玉器并不流行，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均有较发达的玉器工业，甚至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西北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约略同时或稍早的齐家文化和新华文化中也有大量的玉器出土。那么，二里头文化是如何将其他文化的这一类因素吸收过来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二里头文化的玉器是本地制作还是外地生产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二里头玉器是本地制作的，其原料产地又在哪里？因为二里头附近地区不产玉，最近的玉料矿产地在南阳地区。南阳地区距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较近，那么，负责玉料开采的人们是否二里头文化的人群？如果是，他们与夏人又是什么关系？如果二里头的玉器原料地不在南阳或不止这一处，那么又在何处呢？有人推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玉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北地区，但尚无坚实的科学分析作为依据。果真如此，它又反映了中原王朝夏人与西北地区玉器或制玉原料供应者之间的什么关系呢？因此，对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从矿料来源、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探讨二里头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全面认识二里头文化的文明程度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五）加强二里头文化环境与生业方式等领域的研究
环境和资源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化形态特征的重要塑造者。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头遗址环境考古和生业考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当多的成果基本上是定性的和“取样”式的研究，主要是回答了“有什么”“是什么”等问题，至于“有多少”“为什么”及“如何”等问题，仍没有很好的答案。二里头文化的食物生产（包括农作物栽培、动物饲养、采集与捕捞）、食物加工与利用、食谱构成和手工业的门类分工与生产组织，手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与产品分配、流通和使用等，个别问题已有人开始关注和探索，但都还不得其详；二里头文化人们如何利用、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二里头国家（夏代）的衰亡与资源与环境的变化有没有关系？如此等等，都是需要不断加强探索的领域。
[1] 张长寿、高炜：《专家推荐意见》，《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2]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 韩维周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4]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8]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10]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文物》1966年第4、5期。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13]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21] 郑光：《试论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文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23] 杜金鹏：《夏商考古新的发现与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第1期。
[24] 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25] 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1页。
[26] 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及成因初步廓清》，《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7日第1版。
[27]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17日第1版。
[28] 王巍：《2003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热点综述》，《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16日第7版。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1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4日第4版。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59年豫西六县调查报告》，《考古》1961年第1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4年第3期。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3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37]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第1期。
[38] 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39] 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4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2集。
[43] 赵会军、曾晓敏：《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4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吉利公社东杨村遗址》，《考古》1983年第2期。
[46] 洛阳地区文物处：《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47]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第85—97页。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县文管会：《禹县吴湾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4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9页。
[5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51]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荥阳县阎河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5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5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1988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54] 李维明：《郑州市岔河遗址1988年试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6期。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袁广阔：《河南二里头文化墓葬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12期。
[5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
[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第1—40页。
[58]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57页。
[59] 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洛汭地带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调查》，《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
[6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6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63] 王巍：《2003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热点综述》，《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16日第7版。
[6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新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安县太涧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
[6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66] 王文华、于兰坡：《夏代考古新突破——郑州大师姑发现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城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7日第1版。
[67] 李锋：《略论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郑州大师姑城址商汤灭夏前所居亳说新论》《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
[68] 陈星灿、李永强、刘莉、谢礼晔：《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西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2期。
[69]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70] 魏兴涛、赵文军、楚小龙、徐序白：《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71] 袁广阔：《河南郾城县皇寓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2期。
[7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73] 张松林、张家强、黄富成、吴倩等：《荥阳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75] 方燕明：《2014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华夏考古》2015年第2期。
[7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7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7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79] 袁广阔：《邓州市陈营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8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更新世淮河上游地区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1] 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党楼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5期。
[8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8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西平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4期。
[84] 楚小龙、曹艳朋、王瑞雪、余洁：《河南淅川下寨遗址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85] 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210页。
[86] 杨贵金、张立东、毋建庄：《河南武陟大司马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4期。
[87]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移民局：《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版。
[88] 陈彦堂、胡永庆、王胜利：《济源发掘二里头文化大型水井》，《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10日第1版。
[8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90]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1]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4年第2期。
[92]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93]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95]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96]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9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98]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99] 国家文物局主编：《199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1页；杨亚长：《东龙山遗址的年代与文化性质》，《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9日第3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0] 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10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10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104] 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5] 郑光：《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23页。
[106]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7] 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
[108]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110] 仇士华：《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11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112] 张雪莲、仇士华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114]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136页。
[115] 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6]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126页。
[117] 郑杰祥：《二里头文化分析》，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立东：《论辉卫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集刊》第10集，第240—244页。
[1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9] 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120]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1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122] 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75年第4期。
[123] [美]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原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51—160页；又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8—127页。
[124] [美]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原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51—160页；又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8—127页；《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87—306页。
[125] 郑光：《试论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文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75年第4期。
[126] 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方孝廉：《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127] 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
[128]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考察》，《文物》1978年第9期；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129]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30] 殷玮璋：《早商文化的推定与相关问题》，《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31] 赵芝荃、刘忠伏：《试谈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并兼论夏文化的上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90页；方酋生：《试论偃师商城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132]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先秦史学会、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79页。
[13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6—10、102—103页。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134] Libby，W.F.，Radiocarbon Dating，Chicago Uni.Press，1955，p.175.2nd ed.
[135]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136] 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72年第1、5期。
[137] 夏鼐：《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3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6—10、102—10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139] 王昌燧编：《地域考古学论文集（教学参考资料）》，2003年。
[140] 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
[141] 王昌燧：《国际科技考古研究的现状与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环境遥感考古专辑）》1998年，第17页。
[142] 陈尧城、张福康、张筱薇、郑光：《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商陶器研究》，郭景坤主编：《0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3页。
[143] 王增林、许宏：《二里头遗址陶器样品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96页。
[144] 杜金鹏：《夏商考古新的发现与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第1期。
[1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146] 杨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47] 赵春燕、李志鹏、袁靖、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考古》2011年第7期。
[148] 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149] 张雪莲、仇士华、薄官城、王金霞、钟建：《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8页。
[150] 查理思、吴克宁等：《二里头文化遗址区土壤成分含量及变化研究》，《土壤通报》第44卷第6期，2013年。
[151] 吴瑞、吴隽、李家治、邓泽群、许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科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115页。
[152]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许宏、赵海涛：《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特殊陶器的科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21页。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许宏、赵海涛、袁靖：《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第89—96页。
[153] 李延祥、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82页。
[154]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54页。
[155] 邓聪、许宏、杜金鹏：《二里头文化玉器工艺相关问题试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32页。
[156]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8] Cann R. L.，Mark Stoneking，Wilson A. C.，Mitochondrial DNA Human Revolution，Nature，1987，325：31-36；Lahr M. M.，The Multiregional Model of Modern Human Origins—A Reassessment of Its Morphological Basis and Review， J. Hum. Evol.，1994，26（1）：25-26；Chu J. Y. et al.，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8，95：1763-1768；Alberto Plazza，Towards a Genetic History of China， Nature， 1998，395：636-637；Krings M.，Stone A.，Schmitz E. W. et al.，Neandertal 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Cell， 1997，90：19-30；Tomas Lindahl，Facts and Artifacts of Ancient DNA，1997，90：1-3.
[159] 孙洋：《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古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6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161] 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162]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先秦史学会、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79页。
[163]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