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里头文化区边缘及外围的田野考古发现

在以郑州洛阳为主的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之外，也有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系统，或与二里头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发现。这些发现扩大了学者们所认识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渗透范围，从而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尺的中原及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为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1974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位于丹江水库淹没区的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遗物有陶、石、骨器等，遗存可分为两期，一期的时代“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洛达庙遗址二期文化时代相当”，三期的时代与二里头三期相当^[76]。

淅川下王岗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屈家岭、龙山文化、二里头早期、晚期等文化层。其二里头早期的陶器质料，以泥质灰陶和夹沙灰陶为主，黑陶次之，泥质红陶和淡黄陶再次之。纹饰以绳纹、篮纹和方格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次之，鼎足外侧装饰花边。罐形鼎、盆形鼎、圆腹罐、三足盘、豆和盘与豫西二里头类型一、二期的同类器相似，双耳甑、盉形罐、筒形杯为二里头类型不见，地方特点相当浓厚。这是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偏南的一个地点，有人将其划归二里头文化的又一个地方类型，即“下王岗类型”^[77]。

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邓州穰东和陈营遗址。穰东遗址发掘面积共325平方米，清理了二里头文化墓葬、灰坑、陶器和石器等。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分别相当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穰东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虽有若干地域特征，但不足以构成一个地方类型，故仍属于二里头类型^[78]。陈营遗址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三、四期的灰坑和陶器爵、斝、罐、豆、盆、盘等，均具有典型的中原二里头文化风格^[79]。

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位于淮河上游地区的驻马店杨庄遗址进行发掘。此次发掘的目的之一是探索远古时期华夏、苗蛮和东夷三大族团文化交汇地域和夏文化的南向分布范围问题。杨庄第三期遗存为一处二里头文化的环壕聚落，其文化面貌既与二里头类型有显著共性，又在陶系、纹饰、器类诸方面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因而发掘者认为，不宜将其归入二里头类型。通过杨庄遗址的发掘，结合以往的考古调查，地处北纬33°的南阳一驻马店一阜阳—线，约是二里头文化早期分布区的东南部边缘^[80]。

1992年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驻马店党楼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1993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党楼遗址北部进行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面积34平方米。发现2座灰坑和一批陶器、石器。其中第三期文化存以施中绳纹的灰陶器为主，器形有大口尊、花边圆腹罐、中口长腹罐、盆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类，应属二里头文化遗存^[81]。

1994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和方城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出灰坑17座、灰沟1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鼎、盉、爵、豆、罐、盆、大口尊、盅、簋、缸、瓮、甑、罍、鬲、器盖等，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本遗址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相符合，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82]。

1998—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平县文物管理所对西平县上坡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房基4座、灰坑73个、墓葬8座、灰沟1条及1段壕沟，以及商代和汉代遗存少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有陶罐、大口尊、鼎、缸、豆、三足盘、器盖、罍、瓮，以及石器和骨器等，时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83]。

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南淅川下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共发现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土坑竖穴墓 27 座，瓮棺葬 45 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下寨墓地的文化面貌具有从龙山文化末期到二里头文化早期转型的文化特征，对于探索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不无裨益^[84]。

南阳—驻马店地区的上述考古发现，大体划定了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的西南—南部边界。

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河南新乡地区试掘了修武李固、武陟赵庄和温县北平皋三处遗址，并在沁阳、辉县、原阳等县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辨别夏、商两种文化交界地带的面貌。在赵庄和北平皋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晚期（三、四期）相同，经碳十四测年，北平皋H3木炭年代为距今3445±7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3715±122年，与二里头遗址三期相近。有学者认为，卫怀地区（主要指新乡济源焦作一带）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年代相当的文化遗存，大体以沁水为界分为两类，沁水以西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沁水以东为漳河型文化即先商文化^[85]。

1990年7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对武陟大司马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发现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迹仅发现灰坑1座，文化遗物有石器和陶器。发掘者推断H14的时代约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相当^[86]。

1996年5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济源白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25平方米，发现了从仰韶到西周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有二里头文化灰坑和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87]。

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源工作站对济源市峡北头新村和柏疙瘩新村发掘，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大型水井。井口呈规则的椭圆形，长径3.5米、短径2.8米，井底直径为1.5—2.2米，井残深度10.06米。井内堆积中出土了完整及可复原的陶器80余件，另有数十件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细沙陶为主，多褐色，器形有圆腹罐、深腹罐、鬲、大口尊、贯耳壶、盉、瓮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器，多为炊具及汲水器。骨器个体较小，有锥、匕、簪等，制作精美考究。石器有锛、凿、刀、铲等。从遗物特征观察，水井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后^[88]。

198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陕县西崖村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二里头文化中心区以西为数不多的遗址之一。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灰坑5座和墓葬1座，发掘者认为此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二期^[89]。

1988年到1990年，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在河南东部杞县、兰考、尉氏诸县进行考古调查，目的在于“寻找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界”^[90]。在杞县境内重点调查了段岗、鹿台岗、朱岗、孟岗、竹林等遗址，并发掘了鹿台岗、段岗、朱岗、牛角岗等遗址，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91]。朱岗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迹主要为灰坑，遗物主要为一批陶器。发掘者根据陶器形制及风格推断，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与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属同一类型，其年代“相当于郑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绝对年代在距今三千六、七百年左右”^[92]。杞县等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约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93]。

通过以上工作，大体上摸清了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的西部、北部和东部界限。

河南省域以外，与之邻近的山西、河北、陕西、湖北等省，也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可以归属二里头文化系统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文化遗存。这些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的空间范围极限。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磁县下七垣遗址，将其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土有深腹罐、花边圆腹罐、扁三角足罐形鼎、盆形鼎、细绳纹甗、平底盆、曲壁盆、豆和高领罐等，尽管风格和豫西二里头文化的不同，甚至个别器形的差别还较大，然其基本器类、器形、纹饰等是一样的^[94]。有学者认为，以下七垣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以看作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下七垣类型”^[95]。目前，多数学者同意“下七垣文化”的命名，并视其为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96]。

1985—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山西垣曲古城镇进行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存。因其地处晋南和豫西之间，不可避免的同时带有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文化特征。但其主要文化因素与豫西的相同，因而应该划归二里头类型，时代为二里头文化晚期^[97]。

1958—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陕西华县南沙村即发掘到一批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遗迹主要是灰坑，遗物有陶、石、骨、蚌器等。发掘者认为，南沙村下层遗存从全部文化内涵来看，既不同于二里头文化，又不同于二里冈下层，是一组具有地方性特点的遗存。其年代上限当不过二里头文化晚期，下限应晚不到二里冈下层^[98]。

1997—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该遗址包括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商文化和周代文化等多个时期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有灰坑21个，墓葬14座。遗物有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及装饰品等，还有较多的卜骨、兽骨等。发掘者判断，此处二里头文化遗存面貌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基本相同，其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或略早^[99]。南沙村和东龙山的发掘表明，二里头文化向西的影响力已经抵达陕西东部。

1997年，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对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二里头文化灰坑和石器及陶器两类遗物。发掘者认为，王树岗遗址两座灰坑出土的陶器大部分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表明了该地在该时期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之深，甚至可能是当时夏王朝的南土，这也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向西南方向渗透的最远处^[100]。

纵观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发掘，即有关学术机构带着明确的学术目的所进行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所主持的二里头、东下冯、临汝煤山、密县新砦等遗址的发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豫北、豫南地区的发掘，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在豫东杞县、登封南洼等处的发掘等。二是配合经济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主要由省市考古机构承担。主动性的发掘在解决学术问题中起引领和主导作用，抢救性发掘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补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