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新文化地理学是相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卡尔·索尔（Carl Sauer）提倡的静态文化地理学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卡尔·索尔提倡的静态文化地理学，开始将文化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中，赋予文化更多的政治含义，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差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新文化地理学在继续强调地理学一贯研究的时间、空间、地域及景观的同时，更注重文化因素，其主要的关注点是一定地域或空间中社会生活的进程、抗争及变化，唐·米切尔（Don Mitchell）认为这些社会活动来自“文化战争”，也就是“对于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空间，机构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与结构所进行塑造而产生的冲突”[1]。除了学术上的创新和超越外，新文化地理学还和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密切相关。

新文化地理及以文化转向为核心的政治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欧美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能源危机、亚洲经济的崛起和欧美工业化国家开始去工业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开始确立等。在这种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欧美许多城市都面临从制造业为主向消费为主的经济转型的需要，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日益外迁的制造业和激烈的地方竞争，城市当局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外来资本，稳定高素质的专业工人，以期获得稳定的税源和发展机会。结果就是传统的经营工厂让位给更激进的经营城市，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导致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超级集成的产品。作为产品的城市必须有趣，必须独特，有文化、有内涵，才能高效快捷地推进资本积累。文化已经作为一种基于本地的独特载体在市场中获得新的生命，不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方式，而更多地成为吸引游客和外来专业人士的卖点。或者说，文化不是抽象的表述，而是一种商品，一种基于本土的特殊商品。这样，文化成为生产要素，同资本、劳动力及土地一起，推动后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

第二个背景就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揭示了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这种社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种族矛盾和性别歧视两个方面。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独立运动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那么民权运动则是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在美国，不同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向所谓的以白人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主流社会发起挑战，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大批非洲裔民众和妇女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困惑和不满。民权运动的高潮之一就是1963年8月28日，大约25万名抗议者发起了“为了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游行示威，最后他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纪念碑前，同时聆听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伴随着民权运动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包括性解放、迁移到加利福尼亚、毒品泛滥、青年亚文化等。然而，这些“早期推动抗争的梦想，包括人性解放或社会转型”[2]，几年后就被个人享乐主义和基于大众消费的消费主义所取代。

这种宏观的社会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术圈，其中，文化地理开始经历从以卡尔·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向新的文化地理的转型过程。20 世纪20—60年代，卡尔·索尔和他的学生关注人地关系，尤其是景观形态学，分析人类活动在改变自然景观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同时解释并描绘出人地互动所形成的文化生态。以卡尔·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探索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对于美国地理界来说，卡尔·索尔所代表的文化地理就是人文地理的代名词，这个和中国20 世纪80年代流行的“经济地理就是人文地理的代名词”一样，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时代特征。

卡尔·索尔的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和历史分析，将田野调查、语言学习与农村传统社会相结合，确立了文化地理研究的传统。同时，卡尔·索尔也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给传统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和对民俗文化的腐蚀。卡尔·索尔的人地关系研究为目前流行的政治生态学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伯克利学派的缺陷。例如，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认为卡尔·索尔将文化实物化，促进了文化决定论，而不是将文化视为一种人类的创造。邓肯进一步指出文化既提升也限制了人的能力，同时人能够不断地改变文化。另外，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nis Cosgrove）提出卡尔·索尔所代表的文化地理学最终将演变成两种情况：“要么通过理想主义的实物化，文化成为社会变迁的媒介，要么是在可能性的名义下，文化变成一种自行决定的产物。不管怎样，都会导致文化地理理论变得贫瘠。许多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的真空箱里面。”随后，更多来自英国地理界的学者反思文化地理，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来促进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根据周尚意的梳理，新文化地理学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3]。以丹尼斯·科斯格罗夫1984年出版的《景观图解》和彼得·杰克逊1989年出版的《意义的地图》为代表，新文化地理学学者积极拥抱文化转向，强调和无理论的伯克利学派进行区分，认为那种将文化视为静态的、被动的以及可精确描述的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在新文化地理学学者那里，文化变成复数，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从将文化作为研究视角转向关注文化是一种自我符号化的过程、社会群体形成的过程以及他者和经验世界的构建[4]。这种论述意味着意义被积极地创建、协商甚至反对，借助媒介的人类和其他个体分享的话语进行论述。深受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更加关注空间和话语论述，而不是环境和物质景观，试图将文化融入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再形成过程。因此，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颠覆了传统文化地理学的许多理论认识。

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地理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政治讨论，大量的书籍和论文出版，学者们就文化的本质、方法论及理论构建等展开讨论。一批美国文化地理学学者坚守伯克利学派的传统，通过《文化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1979年创刊）来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特征及相应的景观塑造。与此相对应，一群欧美地理学学者于1994年创立《居住区》（Ecumene），随后改名为《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以此来推进新文化地理的研究，旗帜鲜明地强调关注的重点是文化政治，尤其是意义、物质性及实践如何牵扯文化世界的形成、维护及转型。不同于卡尔·索尔的景观形态学和文化实践的环境影响，新文化地理学更多的是探讨新的议题，如文学作品中空间的代表性，地形特征的符号意义，景观的记忆和忘却，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多元特性和身份构建等。接下来我们就新文化地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文化政治做进一步的探讨，并且阐释我们对文化政治的理解，以及在进行文化政治相关研究时应该采取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