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概说及宋代的历史地位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定国号宋，以开封为都城（东京），建立宋朝。自宋开国至靖康二年（1127年）被新兴的金朝灭亡，计167年，史称北宋。北宋灭亡后，宋宗室赵构在北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都城，至1279年陆秀夫抱小皇帝投海自尽，计152年，史称南宋。与两宋王朝同时并存的还有西、北部的辽、西夏、吐蕃、回鹘、金、蒙古和南部的大理。因而两宋与汉、唐、元、明、清等王朝相比，是疆域面积最为狭小的王朝，北宋大约250多万平方公里，南宋约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三。两宋是中国古代史上颇有特色的时期，下面简要叙述宋朝的基本历史背景、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概况及历史地位。
一宋朝的基本历史背景
北宋建立后，有鉴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与中央皇室分庭抗礼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特别是对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的两个重要工具——军队和官僚机构，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条件。北宋的政治制度，诸如官制、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科举制度也在太祖、太宗时期初具规模，形成所谓的“祖宗之法”，为后世所遵循。真宗即位后，以无事治天下，宰相王旦谓：“务行故事，慎所改作。”
北宋初期与辽朝和平相处。宋太宗时期宋辽双方战事频仍。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西、北边界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表面上看宋真宗时期较稳定，但是实际上是社会矛盾不断发展并趋于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宋真宗以来奉行“慎所变改”的保守政治，而太祖、太宗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所实行的一些强化君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使得统治运行机制出现问题，即被当时士大夫总结和后世人发挥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由此形成“积贫”局面；其次是民族关系出现问题，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从太宗朝起给宋朝造成严重的边患危机，仁宗庆历以后宋朝每年要向辽、西夏纳岁币合计近百万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和巨额战争赔款，极大地刺激了朝野士人的自尊心，由此形成“积弱”的局面；再次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赋税不均，占田不均，农民的变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社会诸矛盾发展日益复杂多变相适应，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从宋真宗初年王禹偁上疏要求“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至仁宗庆历初朝野上下要求革新政治，宋朝已经不能按照旧日的样式统治下去成为越来越多士大夫们的共识。于是就有了宋仁宗庆历年间针对冗官的变革，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宋朝严重的社会矛盾并未缓和，积弱不振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后，很快又高涨起来。于是就有了宋神宗时期针对冗兵、冗官、冗费全面推开的社会变革运动——王安石变法，把宋朝政治经济改革推到了最高峰。王安石以摧抑兼并，“损有余以补不足”为号召，广开财源，加强国家对财税的控制。如果说宋初三朝完成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那么王安石变法则从经济上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高太后摄政，她起用司马光等反法派，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全面否定熙丰变法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时期，反变法派对变法派（新党）的政治清算，为后来残酷党争埋下伏笔。宋哲宗亲政绍述，变法派重新登台，在形式上恢复了熙丰的各项新法。至蔡京集团上台打着绍述王安石变法，在滥用公权力强行推行新法措施方面比熙丰时期走得更远，因此危害也更大，结果使变法改革在社会上遭到唾弃。由于蔡京集团的倒行逆施，使北宋政治进入黑暗、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二年（1119年、1120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农民起义，宋徽宗、蔡京集团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次农民起义，渡过了农民起义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灭亡辽朝后，迅即将兵锋指向北宋，发动了旨在灭亡北宋的两次战争。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宋徽宗、钦宗等皇室被金兵掠向北去，北宋灭亡。
金朝虽然灭亡了北宋，但并未全部占领宋的政治版图和彻底摧毁宋的统治基础，赵宋宗室赵构很快在南京应天府聚集人马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赵构即是宋高宗。金朝便再次发动灭宋战争。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到绍兴四年（1134年）以后，宋金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用金朝人的话来说，就是“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使金的统治者认识到对宋战争已不可能用武力取胜，而新建的南宋政权亦无能力收复北方，加之宋高宗、秦桧一味奉行妥协求和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于是双方订立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的订立，标志着宋金对峙时期的到来，同时也确立了以淮水、秦岭为界的南北政治格局。此后，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八十余年中，又有完颜亮南侵，宋孝宗的隆兴北伐，宁宗时的开禧北伐，以及宁宗时因宋方拒向金交纳岁币而导致的金宣宗南伐，但这些战争均以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失败而告终。
由于蒙古的崛起，金的统治受到致命打击，金宣宗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迁都南京开封，苟延残喘，宋廷采纳真德秀的建议停止向金朝输纳岁币，于是金宣宗又分兵南侵，企图扩充疆土补偿对蒙古战争的损失，但由于宋朝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宣宗南侵计划宣告失败。金哀宗即位，遂于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六月宣布“更不南伐”，并派使臣到宋通好。同时，由于宣宗南伐，使宋在蒙古和金的游移关系中，更主动地和蒙古接近。嘉定十七年（1224年）后，宋蒙之间通过其代理人在山东地区的争夺，蒙古武力进攻四川，强行假道宋境，以及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兵最后灭金等一列的冲突与合作的关系，也逐渐改变着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死，史弥远与杨后拥立理宗赵昀，将皇子赵竑废为济王，翌年发生“霅川之变”，史弥远逼令赵竑自缢，理宗形同傀儡，南宋政治愈益腐败，直至灭亡，宋廷皇帝大权旁落，史弥远、贾似道等相继独擅朝政，因而可以说宋理宗登台标志着南宋政治进入衰亡期。南宋理宗端平年间曾因金亡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但很快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出。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杭州），南宋残余势力退居江西和两广、福建沿海一带继续抗元。1279年2月，帝赵昺（卫王）、陆秀夫一同蹈海，覆没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宋亡。
二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对宋代历史地位的不同评价
中国历史在每一个朝代都有重要的发展，而每一个阶段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有很大差异。不仅国内学者的认识不同，与国外学界的评价也很不相同。国内外学者的评价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20世纪前半叶的评价
这个时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国内学者对宋代文化评价极高，而对宋朝的政治军事评价又极低。
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史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编第三十一章讲宋代历史时冠以“贫弱的新中央”，他在“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和“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两节中，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50年代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仍然说：“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南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中国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年）。1922年，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运用西方历史分期法提出：魏晋隋唐是中世，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看法，其后经他的学生概括为“唐宋变革论”，并由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
2.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画等号。特别是钱穆先生关于宋代“积弱”和“积贫”的评价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首先把“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可能首见于漆侠先生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第一章第一节“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如果说积贫包括着两个含义：就是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那末积弱也包含着两个含义：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1963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宋辽金部分由邓广铭先生执笔，他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采用、吸收钱穆和漆侠先生的观点，“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其后“积贫积弱”几乎成为论述宋朝历史特点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对宋代评价极尽贬抑的同时，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华裔学者却对宋代给以极高的赞誉：“在十二世纪的世界，拥有一亿以上人口的政治组织，除了北宋以外，事实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宋代经济是当时全人类社会农业社会之中最繁荣的，是当时世界物质生活最高的。” “如果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发展，文化的建树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改良等方面来观察，就会发现宋代多方面的成就不会比任何朝代逊色，而且超过同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3.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了显著变化，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漆侠先生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反映当时大陆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称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宋代文明无疑也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
日本的唐宋变革论对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日美欧学者对宋代的历史地位均做出了很高评价。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日本学界对宋代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
20世纪50年代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中国社会史》中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11—13世纪期间，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给予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China:A New History）。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激发之下，开始把宋代看作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维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面貌。
此外，英国学者李约瑟说：“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即理学学派的宋朝”,“文化和科学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三经济的高度发展
人口发展状况是衡量中国历史上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宋代人口增长在历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已突破1亿人口大关，这是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南宋时国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而人口亦在大部分年份保持在6000万左右。
唐中期以后，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潮流，终于战胜了汉唐时期土地国有制的旧制度，国家手中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掌握的少量土地进行均田式的再分配，土地国有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的时代已一去而不返。在这种情况下，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日趋巩固；二是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土地公开商品化，宋代官府甚至大量出卖和租佃政府手中握有的一批可观的土地，官田也商品化、租佃化了，宋代的地主公然以“田主”自居，“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异常迅速。宋朝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相适应也有了许多巨大变化，这就是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及其部曲佃客制，经过多种社会矛盾的碰撞和冲击之后，在唐时基本上已经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主要是官僚地主阶级，宋代的品官地主称为官户，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是宋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宋以后，虽无“官户”的名称，但按品官高低决定其特权地位却成为以后各代政治上的重要特色。与此同时，部曲佃客制瓦解，代之而起的租佃制，佃农正式登入国家户籍，脱离了过去那种只是地主私属的卑贱地位，地主与佃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联系着。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有了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这种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化，无疑是宋以后历朝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
唐中叶以后，均田制、府兵制瓦解，到宋朝实行募兵制和推行荒年养兵政策，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一般要占财政收入的七八成，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税源，宋朝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体制，工商业、专卖税收逐步上升。北宋仁宗时田赋税在国家财政结构中尚占百分之五六十，而南宋则下降为20.4%（宋高宗绍兴末年）和15.3%（宋孝宗淳熙末年）。财政结构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新动向。
经济重心南移是宋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学者概括说，宋代给后世留下了两笔不可小视的遗产，其中一笔物质遗产即发达的江南经济。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战乱较少，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技术，稻作精耕法得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加上自然条件的变化，使南方农业发展速度加快，逐渐超过北方。随着南方水田的广泛开发，宋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得到迅猛发展，水稻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地区，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四川的成都平原、江西、福建等地的农业也相当发达。自宋代开始，除东南地区继续发展外，经济的发展则向湘江以西的西南方向拓展，两广地区得到很大开发。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南宋的产茶州县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区尚限于广南和福建，到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
宋代的手工业技术比前代有很大提高，比如比较普遍地利用石炭来冶铁，采用将生铁嵌在熟铁中锻炼的灌钢炼钢法，普遍采用工少利多的“胆水浸铜法”来生产黄铜，广泛利用木板印刷书籍，利用铜板印刷商业广告，蜡版刻印快报，并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制造出水罗盘等指南仪器，用于海船远洋航行，按照预先设计的小样打造船只，造出了许多设备比较先进的和吨位比较高的海船、车船、万石船、万斛船。广泛应用火药制造武器，并由制造燃烧性的火器发展到制造爆炸性的火器，造出了大批火箭、火球、火炮、火枪等新式武器，这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世界科技史上均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南方手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业、江西景德镇、浙江哥窑的瓷器制造业，广州、泉州的造船业，都有很高的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居于领先地位。
自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比前代有了显著差别。中国郡县城市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一特点在宋以前较为突出，入宋以后旧的封闭型的城市坊市制度已为商品经济发展所打破，新的厢坊制度确立起来，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形成了一个与近代城市同类型的市容面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现了宋徽宗时期世界最大都市东京开封的城市风采。商品交换关系发达起来，不仅出现了像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那样有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四五十座，而且在州县城外围郊区以及商品集散地、交通要道逐渐出现了交换产品的草市，这种草市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临时到定期，沟通城乡经济，使商品流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形成新的市镇。
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新发展，北宋真宗初年在以铜、铁钱以及金银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之外出现了纸币，这就是益州（今四川成都）的富商自己发行的“交子”。此时的交子尚是一种类似于今天不记名可流通的支票。此后，交子、会子、钱引等发行量逐步增多，到南宋时就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纸币出现后，虽然因为宋朝官府越印越多，出现了既不备本钱，又不定界限的弊病，往往变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但是纸币的出现本身却显示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宋代的纸币的产生和推行，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从金属铸币时期开始演进到信用货币的早期阶段。
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对外贸易更加兴盛。宋代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等十多处，宋代的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的地点达到红海口的亚丁甚至东非。据《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跟宋朝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其中宋代海舶直接到达的有二十多个。据考古发掘，在东亚、印度支那、南亚都曾发现宋代的瓷器和残片，这表明，由宋代泉州、广州等海港出发，存在着通往东南亚各地，印度、波斯湾地区和东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不难看出宋代的经济和文化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之大。
自宋仁宗朝起，为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在都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神宗以后陆续建置居养院、安济房。居养院，是在福田院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大的；安济坊，则是与现代救治病患的医院相仿的机构。宋徽宗时期，蔡京主政，社会救济制度有较大发展，他把此前设置于京师地区和部分地区的救济机构，运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向全国推广。宋廷又设置了漏泽园，即将宋神宗时协助寺院妥善安葬死尸的做法制度化。大观、政和期间，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得以广泛设立于全国主要的州县。更下令：“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成就，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四繁荣昌盛的文化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历史教训，大力实行佑文政策，科举制度极大催生了社会读书的热情。通过读书考试，改变社会流向，使得“学而优则仕”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读书风尚的写照。南宋谚语说：“世无科举，人不教子；朝无利禄，士不读书。”而实际上也是“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
宋代是我国经学和哲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自唐中叶五代开始到宋代，阶级关系和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社会关系必然推动意识形态发生相应的变革。而宋代发达的经济、教育、雕版印刷业又为这种变革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宋儒以义理之学对汉唐章句之学的革新始自宋仁宗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对儒家经典，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确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气氛，开创了中国哲学最大的学派。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学”，是宋朝留给中华文明最为丰厚的文化思想遗产。
北宋仁宗、神宗、徽宗曾三次在地方大办教育，北宋末期全国已经普及了县学和公立小学，“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全国官学生员达21万多人。这时，除太学、国子学、小学外，还设立了医学、武学、律学、书学、画学、算学、道学七种专业学科。其中武学和画学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专业学科。南宋在北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各地书院又如雨后春笋。自宋宁宗嘉定年起，书院数量激增，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书院，跟州学一样，成了全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知名学者在各类学校、书院讲经授史，四方弟子云聚咸集，洋洋大观。
宋代教育巨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封建教育的普及，在乡村农民中《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流传比较广泛。官府不仅在城市中建立学校，而且深入到乡村，兴办“冬学”，编写“村书”，建立“小学”。由穷书生教农家子弟识字。另一类私立小学，常年开课，教学内容除了识字，还有诗赋和儒家经典。《三字经》是南宋晚期编写的一种启蒙教材，贯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广泛用于小学教育。
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宋代的诗词作品、别集数量及散文数量数倍或数十倍于唐人。在庞大的作家作品中，产生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一批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宋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有了较大发展，其文论、诗论、词论，以各自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主要表现在史书数量空前增多，史书体例空前发展，史学范围空前扩大。《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是宋朝修前代历史的代表作。宋代史学特别注重当代史的撰写和当代文献的汇集整理，宋朝先后设置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书局等机构，由史官记载起居注、时政记、日历、臣僚行状，在此基础上，或由宰相兼提举，或监修编撰实录、国史、会要、玉牒、圣政、宝训、敕令、御集等。史学领域还扩大到了金石学，宋人开创的金石学为近代考古学的嚆矢。凡此种种，加之鸿篇巨制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泽厚认为宋元山水画“与相隔数千年的青铜礼器交相辉映，同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美的珍宝”。皇家画院成为绘画活动的中心。其画院体制和阵容在历史上无与伦比，文人画的兴起为后世艺术家充分展现个性开辟了新的道路，风俗和历史故事题材在绘画中占据显著位置，寺观壁画和人物画亦有不少的进步。两宋的画学著述甚丰。郭熙郭思父子的《林泉高致》是山水画论专著，地区性画史有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录》和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是两部论述北宋前中期画史的著作，米芾的《画史》是绘画鉴赏批评书。宋代书法承晚唐余风，在书法上有两项大的贡献：一是丛帖刊刻的普及；二是金石学书法著录的兴盛。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继汉朝之后又一个高峰期。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技术上的发明和重大突破，是宋代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事业中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和影响。著名科学家沈括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宋代在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新局面，而且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提到宋代总是与屈辱、贫弱相联系，但是随着近百年来对宋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有了巨大变化。如上所述，在经济方面，宋代是周秦以降古代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文化方面，宋代亦是高度繁荣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超迈唐代的长足进步。在各类制度方面，亦有不凡的建树，对后世产生颇大影响。宋代虽然因政治体制和国家政策导致积贫积弱，但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时代，这已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可以做这样客观的表述：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称不上强盛之世，但它无疑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昌盛的时代之一。
（原刊于《北京文史》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