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梳理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已有文献发现，多数文献成文时间较早，当期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文献的研究较多的是以独立学科领域从各自的角度切入展开，重点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界定与均等化相关理论，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经济效应分析，经济地理视阈下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成因和对策建议等范畴的研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这一专有术语的阐述，更多研究内容是围绕公共服务这一主题展开的。

（一）关于公共服务内涵及均等化的相关理论阐述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论及国家义务时，第一次提出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是国家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职责，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使政府有义务提供最低限度、必要的公共服务。这既是关于公共服务的早期界定，也是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供给）在西方世界较早的思想渊源。

19世纪后半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作为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在论述财政的社会政策作用时，主张发展文化、教育来增进社会福利，而如果要考虑财政经济活动中，国家、政府以及其他消费所需支出直接用于公共服务，需要筹措资金，这部分就是整个国家的财政需求。

莱昂·狄骥（Léon Duguit，1912）是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首创人，他在阐述公共服务概念时首先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凡是与实现社会团结不可割裂并且必须由各级政府监管的活动都是公共服务项目。

在此基础上，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想，最初的论断体现了一种朴素公平的含义。福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920）首次将“均等化”引入经济学，并提出“收入均等化”的概念。他指出，国民收入越高、越平均，公共服务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54）等在其研究中秉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公共产品中凡属纯粹的公共产品都应是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平等消费的产品，实际上蕴含了公共服务公平、均等的思想。

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8）从公共物品角度阐释公共服务的内涵。第一次将价格排除原则的不适用性和联合消费并列，融入现代公共物品定义中，作为界定、划分公共物品的两大特征。

横向均等化的思想最初是由布坎南（Buchanan，1950）提出的。之后布坎南（Buchanan，1959）解释公共服务均等化思想是基于“财政剩余”的角度，均等即状况相似的个人能够获得相等的财政剩余。实现居民财政剩余平等，地区财力公平也将得以实现，进而公共服务均等才能得到满足。

托宾（Tobin，1970）谈及公共服务问题时指出，一些稀缺的公共服务，诸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应当与支付它们的能力一并平均分配，这也是他“特定的平均主义”理论中所关注的。

C.布朗、P.杰克逊（1978）在对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提出针对国家具体的公共服务项目应该制定出最低标准的服务，这一思想体现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可行之法是建立最低标准。

Rapp L.（1996）在研究中指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接受公共服务的主体权利应平等并且没有任何的歧视性对待。

Keen、Marchand（1997）在研究中将公共服务进行了划分，包含满足市民效用函数的服务，诸如教育、医疗等；还有一些服务可以满足企业生产功能，例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Ostrom（2000）界定公共服务内涵时认为，它是以服务形式为载体存在的公益性物品。针对贫困人群，科尔奈（Janos Kornai，2000）认为政府应尽的义务就是要保障穷人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使每个公民都能享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诸如医疗和教育。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在论及政府职责时明确指出，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应进行必要的干预，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进行公平正义的干涉。

新公共管理学派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的是提倡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强调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2004）。

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知，T.Prosser（2005）明确阐述了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的严重性。

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学者拓展了对公共服务的现有认知，Kiminami、Button、Nijkamp（2006）认为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设施内涵具有一定关联性，都是由政府公共部门直接或者间接供给，满足全体国民享用的服务或设施。

Furceri（2010）持有的观点认为：公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公共服务，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就是均等地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时公共服务也能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外关于公共服务内涵认知的研究成果出现时间普遍较早，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学、法学、福利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在谈及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时，普遍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财政需要，保障公民最低、最基本的权利，并使之被公平享有。

（二）关于公共服务与经济的关联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公共服务效应研究主要是探讨公共支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道尔顿（Dalton，1922）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非生产性的经费支出，对生产活动是有用的。凯恩斯（Keynes，1936）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公共支出会对经济产生刺激和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基于乘数效应的作用机理，政府会积极主张扩大财政支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实现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

新古典经济学派进一步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关系展开研究。阿罗（Arrow，1962）用技术或知识等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宇泽弘（Uzawa，1965）研究认为教育部门的产出内生了技术进步；罗默（Romer，1986）在这之后沿用这个思路，内生了技术进步，建立了罗默模型。

Arnott、Gersovitz（1986）在研究中发现，经济竞争、经济赶超越强，理性“经济人”属性的地方政府越是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向短期更具有经济效益，同时公共服务成本开支更低的地区；相应地，城市在发展中更具有规模经济，拥有较高公共服务资本化收益的比较优势。

Grier、Tullock（1989）在对115个国家进行经验数据分析时，得出结论：政府消费性支出比例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不同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类别，Aschauer（1989）在研究中指出，类似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类别的公共服务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支持作用。基于同样的研究思路，Barro（1991）在研究中就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投资支出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在收集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国家实证资料分析后得出结论：公共投资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负相关。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关系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从规模总量来看，政府支出总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从结构比例来看，政府教育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对私人生产率增长没有影响（Pär Hansson，Magnus Henrekson，1994）。英格拉姆等（1996）认为，经济增长与公共投资性支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Devarajan 等（1996）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的经验数据时发现，政府公共支出分类中，如果生产性支出占比高，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占比高，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

Keen、Marchard（1997）在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出于经济争夺的自主意识考量，往往会对基础设施这类生产性公共物品投入更多，以达到获取更多流动资本的目的，而对教育、医疗卫生类公共服务的投入偏少。

Zvi Griliches（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技术投资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发现，科技、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公共投资来完成。

Garfinkel、Rainwater、Smeeding（2006）认为：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子项，会对经济社会的平衡、平等产生重要影响。

Buettner、Hauptmeier、Schwager（2006）研究认为，财政领域的均等化实现对地方税收工作有重要影响。

当考察视角置于农村范围的时候，大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公共服务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Erniel B.Barrios，2008）。

Toshiki Tamai（2009）则证实，公共投资通过刺激需求增强了经济发展动能，公共服务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促进作用。

Hamnett（2009）通过考察英国公共服务地区分布的具体情形，对不同地区在教育、养老、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入进行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的福利性支出与地方的经济社会结构存在密切关联。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从而能够带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Moretti（2011）指出，高技能劳动力聚集的区域，技术更新、创新将更频繁，应用将更快，这将使该地区生产力水平提高。

Kalinina、Petrova、Buyanova（2015）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而Inshakov等（2015）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较弱的关联性。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针对某一类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判，探讨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进而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关联（Anselmo Stelzera et al.，2016; Vatanavongs Ratanavaraha，2016）。

国外学者对公共服务经济影响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成果都相当丰富，既包括对具体某项公共服务内容的考察，也有针对公共服务整体，甚至扩展为整个公共财政支出领域来探究其与经济、社会相互影响的研究。实证中更多的是以国家层面的数据信息作为研究样本展开的。

（三）关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致力于考察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问题，并从各个维度给出影响因素的分解和相应结论。

Hayek、Friedrich（1945）在研究公共服务供给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往往更容易出现效率偏低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相较于地方政府在满足各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异质性时没有办法最大限度地获取各地区的信息，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缺少优势。

布坎南（Buchanan，1950）以美国为样本，研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时发现，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改善。

蒂布特（Charles M.Tiebout，1956）的著名论断是允许居民“用脚投票”，这样会使政府更加关注地方居民的公共需求，同时地方政府也具有信息优势，通过竞争机制能够实现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趋向公共服务供给的帕累托最优，居民最终也将选择自己对公共服务和税收偏好最优的组合方式，在该地区居住生活下来，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Musgrave （1959）。Oates（1969）基于蒂布特学说，认为人们最终会选择公共服务水平高，或者是在公共服务水平既定的前提下税收负担相对较轻的地区居住下来，在这种组合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也更有效率。后来的很多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经验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学说，公共服务水平与人口要素流动存在密切关系，同时公共服务也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这都影响着各级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人口流动到此，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地区居民的偏好（Daykm，1992; Turnbull、Djoundourian，1994; Binet，2003; Dahlberg等，2012）。

关于公共服务中基础设施供给问题，学者从理论层面给出了依据：L.Cooper（1963）提出了一种基于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配置模型（LA模型）。该模型使公共服务设施能够以更有效和更便捷的方式进行布局。

Baumol（1967）在研究中证明，收入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因而导致供给效率的下降。

Teitz M.B.（1968）的研究成果从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城市公共设施区位布局理论，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高间接做出贡献。

Migue、Belanger（1974）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地区收入水平越高，当地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当地居民有更多政治话语权，政府也会相应地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Eitan Berglas（1976）在研究中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是借由居民身份的甄别，来规范不同人群获得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品质。

Groves和Ledyard（1977）认为，引导流动人口表达其真实的需求偏好，并通过需求显示机制设计，来影响公共服务配置的规模（数量）和结构（比例）。

Oates（1985）认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投资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权的程度。

Marlow（1988）认为，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目标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运行效率高低相互关联的。

Gerdtham等（1992）在研究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时得出结论，医疗卫生服务与该地区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城镇化率越高，享受该项服务的人口数量就越多。

De Borger、Kerstens（1996）在研究中发现，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性通常都会带来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Antreas Athanassopoulos、Konstantinos Triantis（1998）发现，人口密度对公共服务会产生负面的效应。

Oates（1999）在研究中认为，对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有着积极效应的元素中包括政府的财政政策。Philip Grossman等（1999）认为，公共服务存在人口规模效应。

Blanchard、Shleifer（2001）认为，中央集权使中央政府采取政绩考核的方式，迫使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展开竞争，这对公共服务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Benet（2003）利用来自法国27个市政府的财政竞争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来吸引外来人口的有17个地区之多。

Peyvand（2004）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认为欠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会得益于财政分权，而中等收入以上国家财政分权对本国基本公共服务却有阻碍的作用。Faguet（2004）也通过对玻利维亚进行样本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促进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投资。

刘易斯·芒福德（2005）在对城市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时，提出一个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应首先具备磁体功能，之后才是容器功能。而所谓的磁体功能除了包括城市发展中所仰赖的自然条件和区域优势之外，还包含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吸纳人口聚集的公共服务供给。

Barney Cohen（2006）研究得出结论，城市化进程的过快推进会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

Costa Font、Ana Rico等（2006）通过研究西班牙不同政府层级各自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区域差异问题，认为区域差异扩大的原因并非医疗卫生服务责任的下放。

Afonso、Fernandes（2006）在深入挖掘政府各类因素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时，运用DEA-Tobit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绩效情况。

Okorafor、Thomas（2007）在探讨南非公共服务问题时，论证了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会对南非的医疗服务均等化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则危害较大。

Andreas等（2008）以欧洲为例，研究财政分权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的关联，得出结论：对于具有经济效应的公共支出，财政分权会起到促进其增加的作用。

Kotsogiannisa、Schwager（2008）基于特定的背景研究得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供给会同时存在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结论。

Hiroko等（2009）以婴儿死亡率作为对象，认为财权下放越多，婴儿死亡率越低，财政分权有利于公共服务发展。

Geys、Moesenn（2009）研究认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财政自主权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Rhys Andrews、Steve Martin（2010）以英国为研究样本，考察影响公共服务水平的因素，通过指标的区域对比分析，认为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公共政策分歧的。

Sepulveda、Jorge（2011）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动机，为了更多地吸引投资，获得财源，往往会采取税收竞争压低税率的方式，这导致财政分权下公共物品供给明显不足。

Dewitte和Geys（2013）在考察公共服务文化领域时，选择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得出公共图书馆运行效率很大程度上会受不同的外部环境影响，从而引起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变化的结论。

国外学者在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考察的影响因素往往只来自某一个领域，比如收入水平、人口流动性、公共财政制度、城镇化率等，缺乏综合系统分析。但值得借鉴的是国外学者在因素选择时不仅仅有宏观因素的考量，也注重微观因素的分析，比如区位选择、死亡率等。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能够全面考察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因素，从经济、政治、社会多角度进行分析。

（四）关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关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可行性建议，更多的是基于转移支付对地方财力作用进而产生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角度提出的。Hines、Thaler（1995）认为应该降低中央转移支付的水平，确定合理的中央补助分配的标准，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但也有学者持这样的观点，Dollery、Worthington（1995）在研究中认为地区自有收入会对公共服务起促进作用，转移支付在促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一过程产生了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均等化是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基本功能，转移支付通过其作用的发挥最终也会使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或补助能够提升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效率（Oates，1999）。在利用转移支付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学者以某些国家的具体公共服务项目为例，如选择教育、医疗药品、公路建设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有条件拨款对相应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是有限的，应该提高无条件拨款的规模水平（Gamkhar et al.，2001; Knight，2002; Gordon，2004）。转移支付发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在辖区间是如何运作的（Khemani，2007）。Blochliger和Charbit（2008）分析了公共服务地区间不均等的原因，并提出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来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均等化，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想。

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选择方面，国外学者较早就开始探索主体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并进行了不断的实践。该种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就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得到应用。此外，公共服务供给也由最初一味地追求“规模效率”向注重“质量”转变。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倡导的“公民宪章运动”、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政府再造”运动都明确表现出当时对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目标的追逐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

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数量来看，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如果是以传统的税收方式筹资用于支付的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将少于多元融资模式下的供给数量（阿耶· L.希尔曼，2006）。Andrews、Entwistle （2010）更是针对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应从公共服务效率与公平两个维度，研究不同属性机构、部门之间合作的方式。这也使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选择具备了充分的理性分析和可操作的现实尝试，更具有推广意义。

在公共服务实现最优化的供给时，还有的学者给出了应该遵从的理念。Brennan和Brooks（2007）认为，公共物品的最佳供给应被视为基于考虑人类尊严和尊重的激励措施。

Kim等（2013）经过大量研究后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析和测度公共服务的组成结构和具体结果的标准及方法。

Rosenfeld、Kauffmann（2014）研究认为，德国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公共服务作为侧重点，这一制度上的倾斜和保障使德国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改善，国外更注重评价机制的运用和尝试，而且能够充分将大数据资源、数据驱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应用于现实领域，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 [Sharma、Salvatore（2010）;Maryam A.Oskouei、Kwame Awuah（2016）]。

不仅如此，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相关问题研究也非常有兴趣，研究认为，多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增加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对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Louis C.Gawthrop（1998）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公共服务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提出公共服务问题已经被视为中国政府的责任以至于上升为一种伦理的要求，公共服务差异问题引起了必要的重视。

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服务供给可行性建议方面的成果很丰富，关注的领域也很全面，值得借鉴的是在对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中形成了较早的国家层面的实践经验，而且非常注重通过后续评价机制的建设来提高供给的整体水平，并能够借助科技化、现代化的评价手段。国外研究成果中也有针对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但聚焦中国公共服务区域差异问题的相对较少，这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由。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关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开始了，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学术界也逐渐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独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专有名词。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国内学者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涵盖了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的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省际、区域现状，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等。

（一）概念界定与范围

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存在集合与包容性关系，国内学者在界定的时候也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马庆钰（2005）认为，公共服务的范围主要是指公共组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所履行的纯粹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个别特殊性私人物品的生产、供给。

贾康等组成的“政府间财政均衡制度研究”课题组（2006）研究公共服务问题时，对均等化有明确的解读，即表现为成熟的、水平一致的公共服务均等状态。

安体富、任强（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纯公共服务范畴，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科学研究、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社会救济，除此以外的公共服务领域属于一般公共服务范畴，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行政管理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应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均等。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保障公民最基本生活的消费，是低层次的公共服务，是每位公民都需要的服务（刘尚希， 2007）。基本公共服务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由政府出钱购买（政府购买性服务）再向居民无偿提供或收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劳务性和抽象化的特征（马国贤，2007）。

判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是社会公众共同享有，能够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能够实现社会公平（王谦，2008）。丁元竹（2008）给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包括医疗卫生（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项继权、袁方成（2008）研究中界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公共安全几个方面。

谭彦红（2009）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即在认识到客观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均等化。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使这类人群也能享有基本的保障。冉光和、张明玖、张金鑫（2009）基于财政学科研究的特点界定公共服务，是指由国家或地区公共组织依靠财政保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等，具体而言，包括纯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李敏纳、覃成林、李润田（2009）给出基本公共服务外延包括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环境保护服务。

赵云旗、申学锋、史卫、李成威（2010）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中应包含就业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益性基础设施（水电、道路设施）、生产、消费和社会安全几个方面。

当然以动态和长期的角度来审视基本公共服务涵盖领域，它应该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调整的，一般来讲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几个项目（马昊、曾小溪， 2011）。在国内对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进行研究的时候，很多学者直接采用财政均等化的相关指标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只有少数学者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李文军、张新文（2011）着重研究了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省际差异，在文章中他们将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五项。刘成奎、王朝才（2011）划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只包括社会保障、卫生服务、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个方面。

刘俊英、刘平（2013）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

容志（2017）在对政府公共服务进行界定时，将其划分为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险和社区建设发展四项。

度量区域不平等的常用指标有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最大最小值等，也可用来度量公共服务地区差异。近几年来，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释义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变化，赋予新的含义，其中国家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很好地体现了均等化的要义和特征。对于共享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都给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解释。鉴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共享发展的解读，新时代背景下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明确释义。

国内学者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理论层面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往往立足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供需满足的角度进行阐述，理论依据是基于公共物品的研究范式，缺少与其他领域理论观点的结合。我国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体现了动态演化的特点，但不同学者的阐述中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这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内涵创新的可能性。国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成果不同于国外研究中仅仅是从公平角度进行解读，而是结合了本国国情现实性的阐释，内容也更加丰富。

（二）经济地理视阈下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分析研究

第一层面，基于区域板块间、省际基本公共服务评价研究。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的关联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状况进行了区域性的实证分析，得出各自的结论。

安体富、任强（2008）从地区间公共服务产出的角度，构建了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测度公共服务水平。得出结论：2000—2006年，中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从公共服务分项目来看，不均等程度最高的是科学技术类，最低的是公共安全类。

冉光和、张明玖、张金鑫（2009）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基建资金支出，科教文卫资金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不同的区域条件下，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李敏纳、覃成林、李润田（2009）以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针对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差异特征与变化机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耦合性，并且这种区域间的差异总体偏大，有扩大趋势。

张晓杰（2010）认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区域配置失衡的问题，虽然城市化水平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但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差异逐步扩大，其中社会保障与医疗差异尤为明显。除历史因素和资源禀赋外，政策机制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关键。因此，应加快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王春枝、吴新娣（2010）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公共卫生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将全国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优质协调至极度失调的9个区限。

马慧强、韩增林、江海旭（2011）通过构建测度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指标体系，得出结论：我国城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整体不高，空间差异明显，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水平逐渐下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较高城市的空间分布与城市群分布有较高拟合度，并与城市规模相对应；研究期间基本公共服务各单项水平也非常不均衡。段艳平、庞娟（2011）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又具有短期的均衡关系，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却无长期的均衡关系，也无短期的均衡关系。豆建民、刘欣（2011）在研究1994—2008年中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收敛性时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水平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β收敛，并存在俱乐部趋同效应。刘小勇、丁焕峰（2011）研究我国30个省份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收敛的情况，得出结论：区域公共服务在1997—2006年的十年间并不存在绝对收敛，但是存在条件收敛，区域差异有所缩小。

李晓燕（2012）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进行了测算，同时应用地理联系率测算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的匹配度，将全国划分为四种类型，本书根据其研究内容绘制如图1-1所示。

徐莉莉（2012）从空间上参照区位熵概念，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区位熵”的表述方法，用来定量测算反映各省级行政区相对于国家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化。将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对应归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高、中、低三个区域。

王晓玲（2013）以2011年的截面数据信息为基础，计算我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结论显示：中国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省份和地区属于中低水平区间；通过我国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发现，空间的外溢效应较为明显，形成各自水平集聚区。王洛忠、李帆（2013）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区域差异现状，以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我国三大板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存在不均等的现象，但中部、西部地区均等化程度要优于东部地区。

方茜（2014）运用静态结构分析技术ISM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作用区域经济发展解释结构模型”，在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从时间上看，基本公共服务作用区域经济的过程是非线性的，受时间滞延的影响。因此，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提升发展的质量，既要关心经济发展又要关心人的发展，其观点既立足于当下，又关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关联性。蓝相洁（2014）研究中国公共卫生服务的区域差异状况，运用双变量泰尔指数来考察其均等化程度，认为近几年公共卫生服务财政收敛性不断提高，但差异性问题仍然存在。

孙钰、王坤岩、姚晓东（2015）选取中国35个大中城市，着重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中基础设施这一项目，评价其整体经济效益情况，得出结论：2012年基础设施经济效益水平堪忧，效益水平表现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

孙琳（201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四大区域医疗和教育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得出结论，中部地区资金使用效率最高，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位居其次，西部地区最低。崔志坤、张燕（2017）以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考察影响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的因素，得出转移支付与地方福利性支出显著相关，而财政分权强化会造成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降低。刘广斌、李建坤（2017）选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科普内容的投入、产出进行三阶段DEA效率评价研究，认为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效率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效率不断波动，并在研究期间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卢小君、张新宇（2017）研究中国26个省份163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情况，得出的结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中小城市是普遍偏低的，并且差异程度呈扩大之势，东高西低格局分明。武义青、赵建强（2017）考察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一体化指数体系的构建测度水平，得出结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总体水平较低，长三角地区则较高，并且上升态势明显。

乔路明、赵林、吴迪、胡灿、吴殿廷（2018）研究中国省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问题，得出结论：供给效率整体呈现“U”形演变趋势，省际绝对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态势。李文军（2018）以区域医疗卫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支出水平演进与收敛态势，得出结论：过去的20年，医疗卫生支出区域间存在σ 收敛，但是却不具有β 收敛特征。宋美喆、刘寒波（2018）在考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基于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状况时，得出结论：三大地区之间存在σ收敛，也存在条件β 收敛，并且条件β 收敛速度最快的是东部地区。范逢春、谭淋丹（2018）以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来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水平，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子项中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绩效最优，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均等化绩效缓慢上升，公共设施均等化绩效呈下滑态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地方政府承担了辖区内主要的职能，地方政府支出明显倾向于生产性支出，一定程度上忽视民生性支出（张莉、皮嘉勇、宋光祥，2018）。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状况，刘玮琳、夏英（2018）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9个省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度，得出结论：供给效率最好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效率水平最低的是西部地区。姚林香、欧阳建勇（2018）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为研究对象，基于DEA-Tobit模型的应用进行投入产出绩效评价，得出结论：各环境变量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不同的相关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绩效水平没有达到有效状态，表现出资源浪费现象，其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产出在经济发达省份的绩效水平普遍低于经济欠发达省份。

第二层面，基于某一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研究。有相当多的学者选择以具体某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水平和特点，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丰富起来。

滕堂伟、林利剑（2012）以江苏省13个市为研究样本，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同时选取变异系数指标对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状况进行测定，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差异要小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宋潇君、马晓冬、朱传耿、李浩（2012）则利用不平衡指数模型，分析江苏省农村公共服务区域分布特征，有明显的梯度特点。

王肖惠、杨海娟、王龙升（2013）以陕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选择熵值法分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中基础设施的空间差异情况，发现该省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较为均衡，空间分布存在差异。

皮灿、杨青山等（2014）选取广州各区基本公共服务状况为研究单元，认为广州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问题较突出，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各个驱动因素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常住人口密度、基础设施投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GDP、城市化水平、发展历史等。杨帆、杨德刚（2014）对新疆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做了定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新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差异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低、财政权力界定不明确和财政资金滥用造成的。单菲菲（2014）运用DEA方法考察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出结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公共资源浪费严重，技术低效问题在医疗卫生和社保与就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范柏乃、傅衍、卞晓龙（2015）以浙江省为研究样本，测量11个地级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空间格局。发现浙江省总体均等化程度稳步提升，但东北部和西南部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仍然不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尹境悦、马晓冬（2015）以江苏省地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及居民满意度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权重，构造重要性与满意度矩阵等方法，得出江苏省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其中苏北差异最大，苏中和苏南差异较小；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好于农村。赵林、张宇硕、张明、吴殿廷（2015）以空间失配理论为基础，研究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空间格局的演化情形和现状：东北地区各省份中辽宁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较好，内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的状况次之，吉林省失配最为严重，同时内部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朱金鹤、崔登峰（2015）通过数据分析新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差异巨大，从北疆地区到南疆地区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单菲菲、高秀林（2015）以新疆14个地州市为研究样本，对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进行考察，运用DEA方法评价其投入产出情况，得出结论：该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综合效率值分别是0.5、0.8、0.6，说明相对于最优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都存在部分公共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现象。

赵林、张宇硕、张明、吴殿廷（2016）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概念并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生态系统评估中的健康距离模型研究了其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赵林、张宇硕、焦新颖、吴迪、吴殿廷（2016）在研究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现状时，得出河南省17个城市间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而相对差异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低水平地区对高水平地区形成明显的“追赶效应”，同时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上还存在溢出效应。

曹莎等（2017）在研究四川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空间差异的时候选择利用投影寻踪模型来测度，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存在一定的起伏。徐俊兵、韩信、罗昌财（2017）以福建省的县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各县市综合效率水平，得出结论：福建省县市综合效率普遍偏低，其中一半以上的县市效率水平处于非最优状态。黄冠华（2017）选取来自湖北省17地州市的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评价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得出结论：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在空间表现为中间地带较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尚杰、任跃旺（2017）研究分析西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水平情况，得出结论：西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效率长期无法达到最优规模水平，其原因在于低效率资源配置结构的问题，并且通过与其他区域内省份的比较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王亚飞、廖顺宝（2018）通过测算河南省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各地市的水平，发现其空间分布状态呈现整体水平由西北向东南下降态势，越是落后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不平衡，造成这一现状的外部因素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聚集。熊小林、李拓（2018）以河南省108个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结论：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和财政分权改革的推进。

第三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形成的原因研究。在对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分析的同时国内学者还进行了深层次原因的提炼。诸如：财政分权、人口因素、转移支付等方面都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产生影响。

鲍传友（2005）在阐释城乡间公共教育资源存在差异的原因时，更多的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挖掘的，列示的成因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和教师政策等。

安体富（2007）在论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缺位的形成原因时，明确了基层财政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体制性因素。

赵怡虹、李峰（2009）研究认为，导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因素来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政府间转移支付和预算外资金三个方面。

伏润民、常斌、缪小林（2010）认为，公共事业发展成本的不同是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产生的原因之一。王春枝、吴新娣（2010）选择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公共卫生为考察对象，通过指标测算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得出结论：区域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是公共卫生服务区域差异的根源。因此，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关键在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刘德吉、胡昭明、程璐、汪凯（2010）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显示各省财政支出相对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中央净转移支付结构等是影响各省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

刘细良、刘迪扬（2011）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形成的原因是政府财政能力、制度能力和行政能力差异明显；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所依赖的机构或场所等载体投入的能力明显不同；基本公共服务接受者的消费能力也大相径庭。豆建民、刘欣（2011）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对效率有重要影响。在聚集机制的影响下，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受人口聚集程度和该地区地理位置的影响极大。

李琪、安树伟（2012）在分析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时认为，致使经济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公共需求的成因是国家政策的倾斜、地区财政实力不均等、财政运行机制不完善等。

谢芬、肖育才（2013）认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存在扭曲，财政支出往往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建设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

潘心纲、张兴（2014）从供给角度多个层面地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原因。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所致；地方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不高，是单一供给主体模式无法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所致，地方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随意性大，是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和制度所致。官永彬（2014）在所做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导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的因素，并解释了财政分权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的作用机制。彭芳梅、孙久文（2014）在研究FDI 与基本公共服务关联时发现，财政分权会促进FDI，FDI对不同类型即经济型和非经济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会产生差别性效应，前者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后者是由原来的“挤出效应”向“拉动效应”转变。

此外，国内学者还就基本公共服务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从而给出了整体趋势的预测。杨光（2015）致力研究省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绩效评价问题，构建4大类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绩效评级指标体系，运用泰尔指数进行系统分析，得出结论：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严重，其内在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状况和政府决策的理念与行为。师玉鹏、马海涛（2015）以云南省12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情况，得出结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缓慢的第一要因在于财政资金配置决策的失效，供给模式自上而下无法满足辖区居民的需求偏好，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供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

李拓、李斌、余曼（2016）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和户籍管制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财政分权能够促进“经营性”公共服务，放松户籍管制有利于公共服务供给。

缪小林、王婷、高跃光（2017）在对不同经济赶超程度的省份进行分组研究时发现，经济赶超程度越高的落后区域，转移支付抑制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缩小的作用就越强，极易坠入转移支付阻碍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缩小的陷阱中。吴昊、陈娟（2017）研究认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受制于规模总量约束、结构比例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出了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群体差异拉大的趋势。姜晓萍、肖育才（201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刺激地方政府采用“城市偏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而这一倾向性的结果会导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短缺，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差异拉大，造成城乡居民之间基本权利的不平等。这一现象往往越是在经济落后地区越容易发生，影响程度也越深刻，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对比来看，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多一些。杨刚强、李梦琴、孟霞（2017）选取中国286个城市公共服务数据，分析人口流动规模、财政分权因素对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得出结论：人口流动规模增加会降低某一项具体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也并不一定会带来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增加。基于同样的研究样本，考察不同的变量因素，杨刚强、李梦琴、孟霞、李嘉宁（2017）再次运用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共产品供给具有积极影响，净流动人口规模增加会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人均水平。

熊兴、余兴厚、王宇昕（2018）在研究我国287个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因素时得出结论：人口密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由东向西呈阶梯下降趋势，地方财政能力在东部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边际贡献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影响最大。李斌、金秋宇、卢娟（2018）通过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因素是新型城镇化；抑制公共服务供给的因素是土地财政。王有兴、杨晓妹（2018）基于个人及家庭异质性的角度分析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不同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会驱使劳动力向呈现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状态和供给水平的区域流动。

第四层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研究。在系统分析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议。

庞明川（2006）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投融资机制问题研究时提出，农村基础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或缺失，是影响农业生产力进步、农村发展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投融资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可以为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有了财力的保障才能弥补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

安体富、任强（2007）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包括财政体制、转移支付制度。

石绍宾（2009）研究得出化解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实现均等化的路径有以下三种：收入路径、支出路径、政治路径。其中，政治路径的建议更具有创新性。在地方公共服务分散供给模式下，出于地方财力的原因，同一种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政府合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通过地方政府合并，将不同公共服务供给区域纳入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框架中，统一的筹资机制和统一的供给模式有助于解决公共服务差异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共服务绩效管理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但目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以及成熟的实践经验，评价公共服务的过程常常处于一种盲目应付的状态（胡税根、徐元帅，2009）。

安体富、贾晓俊（2010）聚焦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提出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张启春（2011）以加拿大作为借鉴对象，提出我国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重要的手段，它能够显著改善区域间的纵向和横向财政不均衡状况，进而实现财力的保障。

王军平（2012）在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的人口计生服务进行研究时，得出结论：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财政能力均等化是人口计生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条件，直接影响其实现程度。曾红颖（2012）认为“标准”是均等化的核心参数，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维度出发，运用因素法构建了标准体系，该方法的实施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

周玉龙、孙久文（2016）在系统梳理、分析区域发展政策空间属性的时候，提出“基于地区”和“空间中性”的发展政策。从现阶段来看“基于地区”的发展思路更适合中国大部分地区，制定战略和政策时应依据各地区现实背景，提高政策的精确性，完善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韩保江、韩心灵（2017）在研究中指出，社会民生性支出的优化要因地制宜地调整支出结构，发挥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具体是：东部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因此未来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提升科技研发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相反，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结构中应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增强该地区自主内生发展能力。陈娟、吴昊（2017）通过实证验证得出结论：广东省扩大转移支付总量水平，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并未对该地区均等化起到促进作用。因此现阶段应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模式，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

此外，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实操环节中公共服务外部化问题，即公共服务市场化、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问题，等等 [持有此观点的学者有唐晓阳、代凯（2017），谢星全（2017），陈娟（2017）等]。目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够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不够多元，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失衡。因此，应积极构建“政府—公众—市场”多元主体并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足、分配平衡、获得可及、享用普惠，让每一位公民共享国家改革成果，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PPP模式恰恰是公共服务供给对官僚制范式的超越，PPP模式应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也是其供给模式的创新（欧纯智、贾康，2017）。

在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空间外溢的情况下，要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构建经济发展较好地区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即公共服务也要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流动（吴岩、许光建，2018）。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除了具体举措的选择，还离不开评价机制的创新，它有别于传统意识驱动模式，是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的一种公共服务评价模式，虽然现实应用中还存在很多的局限，但作为一种新型评价范式，它的应用能够调动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其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邓剑伟、杨艳，2018）。

国内学者在经济视阈下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果非常丰富，时效性也很强，开展了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或是某一个范畴，以及全国范围，或各区域彼此间，或是某一个省份内部的现状考察和深入分析。已有研究成果虽然取得了各自的结论，但进行梳理时发现该问题的研究缺少前提的界定。因此，本书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利用双系统评价机制构建来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在原因分析时从不同的维度选择影响因素，力求全面考察，对策建议中能够兼顾公民民主性的体现，有别于以往对策建议中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层面。

（三）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关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陈栋生（2005）认为，区域发展水平、公共物品享用水平和区际分工水平是区域发展协调性的重要评判标准，他在文章中列举的公共物品就是本书所探讨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和领域。

薄文广、安虎森、李杰（2011）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时强调不仅需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且要考察区域内公众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具体在这方面可选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生态环境等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区域差异的优先步骤。

徐康宁（2014）在阐述区域协调发展时指出，福利共进、区域互利、生态保护的协调即为其内涵本质。其中福利共进是防止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的努力方向。福利共进是国民基本福利水平的提升、要素的合理流动，进而体现区域发展利益的综合协调。

孙久文等（2017）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继续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而城镇化建设的内涵中包含了让公民享受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王一鸣（2017）认为，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完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互助、互济机制建设，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帮扶力度，实现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同时，国家层面也给予了明确表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推进是其重要保障，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设也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区域协调发展进行关联性研究是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但现有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充裕。本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现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进行研究，丰富了该方面的内容。

（四）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竞争的相关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区域间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吸引人才迁入，更能够代表区域发展的品质和彰显区域未来发展的潜力。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地理区位，保有差别的自然资源、交通硬件设施，配有不同的教育资源、科技水平与文化软环境，从而影响地区间要素流动，决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见，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潜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潜力的研究，郭亚军、董会娟、王杨（2002）曾给出区域发展潜力的界定，其中指标设计涵盖了基本公共服务部分内容，可见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潜力有着密切关联。

唐娟莉、朱玉春（2012）在研究中量化评估中国区域竞争力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为卫生、信息设施、社会保障等对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明显，而运输设施、交通设施、基础教育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有阻碍作用。这也为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水平，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阈提供了操作建议。

伴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需求层面重新定义了人的作用，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未来发展中人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也将越发紧密，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种类会牵动人的需求偏好选择，直接影响人的“用脚投票”行为。刘春兵（2014）在研究中历数了中国不同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状况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利用的不平衡导致人的发展机会和能力的巨大差异，并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国家未来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比如新区建设中基本公共服务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比较、评判未来发展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推动新区建设的优选途径。例如，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就显得尤为关键。应做到的是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定向聚集为先导，支持雄安新区首先形成磁场效应，进而产生“容体”功能，从而带来人、财、物的聚集，疏解首都的部分功能（杨宏山， 2017）。北京功能的特征在于它是行政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叠加性聚集，习近平总书记在为新区提出重点任务的时候已明确指出要打造优质服务样板，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新区建设的重要性（孙久文，2017）。杨开忠（2018）在研究中提出推动地区快速发展，现阶段对积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关键途径应投资于地区品质，所谓地区品质不仅仅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还包括其他内容。地区品质重要的构成就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这也正是人才聚集的重要考量因素。

国内已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大量研究都基于现状展开，缺少前瞻性的分析和预测，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的研究还应关注其对未来区域发展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潜力的关系、基本公共服务对人行为的影响等，然而现有文献中对于该问题探究是很少的。

三 相关研究述评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内容的简要归纳

通过以上对国外、国内关于公共服务或是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相关研究内容的梳理，笔者获得以下结论：

第一，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界定虽然没有统一，但国内和国外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它是政府的职责、义务，并且是面向居民提供服务的最低标准。国外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的讨论更多的是从公平、福利角度进行解读，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较为广泛，包含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深厚，成果形成时间较早也具有代表性。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国外没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一专业词汇，现有的内涵研究都是围绕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展开的。国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命题，并尝试进行经验数据的验证。

第二，在经济视阈下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问题时，国外研究中更多的是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共财政支出构成的子集，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是以探讨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的关联性展开的，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相同的研究动机。对公共服务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国外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内在机制选择、供给效率等方面展开。相较之下，国内的研究内容要更加全面。国内学者结合各自对内涵的理解来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用于区域板块间、城乡间、省际、省内部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衡量，以及动态演进分析。研究内容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是专门就基本公共服务中某一项目展开分析的。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财政分权、人口因素、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官员晋升等方面，其中基于财政因素考量的文献居多。

第三，在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研究中，国外和国内的关注重点也有所不同。国外文献中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而是基于效率的差异性着眼于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水平，外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立场更多的是主张放手，多由市场自行配置，少部分公共服务由政府财政主导提供，现有研究成果中更注重公共服务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研究。因此，国外关于公共服务绩效理念的研究开展得较早，经验也较为丰富，并且注重评价结果的应用，在公共服务与居民满意水平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也使国外在公共服务方面较早关注到要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数据驱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来提升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水平。国内对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则明确了均等化的目标设定，基于定性、定量分析，分析区域的差异情况，从而形成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议，但普遍偏向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涉及较少，普遍关注公平，效率方面涉猎相对不足。

第四，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研究中，国内学者将其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中基本公共服务作用机制的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基本公共服务角色扮演的分析，共享发展理念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与发展，以及在国家战略实施中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重新审视，这些内容研究所形成的成果更体现出中国特色和其研究优势。

（二）已有文献研究可待深化的评述

第一，国内外关于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与经济、社会关联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略少。文献内容样本时间产生较早、结论争议也较大。国外研究成果中较少关注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话题，均等化也并不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基于财政学视角的研究居多，但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特征的研究，缺少研究前提的设定，并且现阶段相关的文献和经验性研究结论并不很充裕。

第二，从基本公共服务设计评价指标内容来看，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体现了动态演化的特点，但不同学者的观点中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内涵创新的可能性。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具体评价指标是根据涵盖的不同领域来考察的，指标选择非常广泛，研究中很难兼顾。本书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每一大类中首先以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该领域财政投入量化后的占比来反映该类别整体的供给状况，并在指标设计中做了补充，这样可以避免因选择指标的数量不同而没办法公平反映基本公共服务每一项供给的真实水平，研究更加全面，也有利于客观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原因。

第三，从研究具体内容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基于省际和省内研究展开，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的探讨，和各省内部的演进变化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的既往研究多是以供给指数水平评价作为区域差异的切入点进行分析，形成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但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水平的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即便现有研究中涉及基本公共服务效率问题，也往往选择基本公共服务中某一子项内容进行评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数水平和效率水平差异性的综合评价成果更为有限。因此，本书将注重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差异，对标公平和效率，建立指数水平与效率水平的关联性关系，双系统、全面反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状况。

第四，从研究该问题的专业领域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财政学、区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不管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形成了较丰硕的成果，并且已经呈现出了渐趋融合的态势。本书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运用区域经济学、财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问题。

第五，现有文献在对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是基于财政制度中的具体内容如财政分权、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等因素的考量，财税体制机制方面分析居多；除此之外，还关注人口流动效应、官员晋升等，但总体上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议方面，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微观设计不足。现有文章更多的还是从政府决策角度考虑，没能更多地站到对立面的立场来“倒逼”政府的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已有文献对基本公共服务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丰富阐述，对地区发展、对人的作用都有较多关注，但缺少定量的分析和决策。本书从供给侧、需求侧，即政府决策和民众需求满足两大视角探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借此，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的状况。

随着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对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研究应有新的视角，而本书的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