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

美国智库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划分有一个重要的类别，那就是地域性研究智库，例如美国印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Georgetown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伊比利亚—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Iberian Latin American Studies，Chicago University）、伊朗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ranian Studies）、韩国经济研究所（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等，这些智库对于美国了解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发展与相应地区的关系，制定相关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智库中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项目、平台和成果越来越多，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智库“知华派”学者也越来越多。

（一）美国智库中的“中国中心”

中国问题向来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日渐碎片化、具体化^[50]，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进一步提升。这其中，有些智库建立了亚洲问题，或者是更加聚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有些智库设立了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数据平台；有些智库推出了中国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

早在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便作为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而成立，致力于亚洲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研究。1955年，哈佛大学现当代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又设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现今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以突出其在中国问题和汉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地位。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日渐密切，美国智库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日渐增多。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并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51]。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开设了亚洲项目（Asia Program），并同样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作为项目的一部分^[52]。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夏威夷设立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关注东盟国家的相关问题^[53]。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有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并会定期推出中美关系月报等研究产品^[54]。胡佛研究所不仅拥有中国现代史档案馆珍藏的重要的历史档案，还有自2002年1月起公开发行的电子季刊杂志《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专门针对中国主流媒体上发布的官方或知名学者的重要议题和观点进行观测和整理^[55]。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中专门按照地域进行了分类，其中在亚洲区域板块下便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栏目^[56]。此外，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Michigan University）^[5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58]，夏威夷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等^[59]，这些高校中设立的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美国智库中的“知华派”学者

从上述这些美国智库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脱颖而出了许多著名的“知华派”学者，他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对华舆论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015年1月15日，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美国知华派评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选取美国高校、智库、政府及军方的158名“知华派”专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2003—2013年这十年内的观点，并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进行评估^[60]，遴选出了20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5月27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定定在《瞭望智库》发文遴选了十位涵盖“老中青”三代的“中国通”^[61]。8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在澎湃新闻上发表专栏文章“探微美国研究中国外交的新一代”^[62]，列举了近十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12位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并指出这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值得国内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报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遴选出了35位美国智库中的“知华派”学者——“知华三十五人”。^[63]本报告遴选的主要依据有：第一，过去五年中在相关领域有过发声，因此例如费正清等在此之前便已辞世的著名学者不在本报告的遴选范围内；第二，曾经（或现职）有过在智库的工作经历，如果仅拥有政府官员工作经历，则不在本报告的遴选范围内；第三，综合考虑学者的年代分布和研究领域分布的多元化和代表性。

表2 美国智库的“知华三十五人”（按英文名首字母排序）

续表

续表

上表中呈现出的这些“知华派”学者大多为自己取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中文名，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亮相于各大中美问题相关论坛活动。其中不乏时任总统的政策顾问，或者高级官员。例如傅立民曾任尼克松访华期间的首席翻译。后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李侃如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曾当选奥巴马政府中国顾问团成员；芮效俭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包道格曾任中央情报局亚洲事务高级专家，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兼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谢淑丽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主管中国事务；麦艾文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罗伯特·萨特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情报官，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中国科主任等。^[64]这些人都在美国对华态度走向和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直接影响国家决策。2019年7月3日，在中美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会成员的公开信，由傅泰林、芮效俭、迈克·史文、董云裳和傅高义5人领衔撰写，其他95位美国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队以及商业界的资深亚洲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署名，共计100人。^[65]公开信从7个方面论证为什么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这在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信中的理性、客观声音和观点表示了肯定。

从年代分布来看，上表中的“知华派”学者横跨了“老中青”三代，基本体现了美国学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研究历程。以傅高义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便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问题，在信息还非常闭塞的年代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入微的资料搜集完成了多部影响至今的著作。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李侃如、兰普顿、卜睿哲、何汉理、包道格等学者涌现，不仅关注的领域更加广泛、对中国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也极大增强。这些学者一方面在各大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或者项目中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大多通过美国重要智库，或直接担任总统顾问，影响决策。而柯庆生、谢淑丽、江忆恩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也早已在各自的领域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时至今日，一批在2000年之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例如麦艾文、郭达安、梅惠琳、白洁曦等已经崭露头角，在专业度和细分性更强的研究领域贡献智慧。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些智库型学者的关注点仍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个传统方面，对经济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近年来的关注度提升。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老一代和中生代学者的视角相对更加宏观，观点比较温和，多关注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新生代学者关注的议题则更加具体，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论证的学理性和逻辑严密性更强，有时对中国读者而言，其观点也显得更加犀利和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