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界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开端一般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认为是西方的军事入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认识问题在于鸦片战争只是一个影响有限的局部战争，对整个国家的撼动有限，真正撼动国人心灵的是1860年的“庚申之变”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亡热河。陈寅恪对此有这么一个记述：“咸丰之世，先祖（陈保箴）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12]由此催生出像郭嵩焘、陈保箴这样的试图借镜西法、进行变法维新的渐进主义的改革者。近代中国人“心念”的普遍性变化可从19世纪60—70年代说起，如果更为具体的话，我认为1872年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关键。这一年发生了不少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徐家汇观象台设立，这是一座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建立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观象台，这是一座集气象、天文、地磁等于一体的观象台，它主要对南海做出气象观察，并进行地磁记录以及提供报时服务。1879年它成功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台风警报，曾被誉为远东气象第一台。除了实际用途之外，它的象征意义也很巨大，那就是“天—自然”不但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可以掌控之，使其为人所用。由此“天有不测风云”的老话开始被颠覆，“风云”的可测性以及相对于人的被动性开始为人们所接受；进而“天”的传统含义开始被重写、改造，传统之“天”至少包含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伦理之天三个层面，而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只留下了“自然之天”这一物理现象作为“天”的内涵，将“神秘之天”和“伦理之天”予以祛魅、解构，剥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天道”信仰、传统伦理观念也就被掏空了赖以立足的基础，摇摇欲坠，由此引发了“三千年未有的”持续性的崩解。该年度出现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申报》的创办，该报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同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合资创办，它是一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它虽然由洋人出资，但它是第一份“学了中国人口气”、中国人做主笔并写给中国人看的报纸。《申报》的首任主笔蒋芷湘，被聘任时已是举人，1877年又考中进士，也属士林中人。与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一般报纸相比，《申报》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一份纯粹的商业性报纸，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这使它与当时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性报纸，如1886年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时报》和1901年日本人创办的带有政治目的的《顺天时报》区别开来。《时报》的主笔是英国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而《顺天时报》则是日本外务省在华办的中文报纸，这种宗教和官方背景显然会影响其办报立场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而《申报》不同，投资者只是为了牟利而办报纸，那么增加报纸销路成为他的主要目的，因此也就成了它的“上帝”，考虑读者的需要、满足读者的意愿成为其办报原则，如此他就为中国主笔提供了充分的自主权。而针对市民阶层的读者定位，也使它具有了某种非政治化的包容性。
在由传统的基于文化信仰的共同性形成的宗教共同体向现代的世俗社会的转变中，报纸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人们的眼光由过去“三代”的“美好世界”转向了现实的世界，《申报》创办的目的就是要做“华人之耳目”[13]，报纸可以打破一己见闻的局限，将人的耳目扩大，以千里眼、顺风耳的方式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汇集到案前，从而使人可以更充分地把握、了解其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其所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开人之智慧、广人之见闻、揭上下蒙蔽之情、通内外隔阂之弊”，所以它的内容无所不包。“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之弊端、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所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4]，如此，它也就为改良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信息传播方式这种由传统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自然方式向现代的专业化、商品化、公益化的方式转换，因应的正是现代世俗社会的需要。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的合作领域的扩大，资本的扩张将人类由狭小、封闭、区域性的熟人社会带入了广阔、开放、普世性的陌生人对陌生人的契约社会，而报纸从根底上讲，也来自这种资本扩张的冲动。这种现代性的冲动以资本的性格重塑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态度。由此，现代性的精神气质的形成就表现为现代性的价值秩序的确立，具体表现为由传统的道学——形而上学气质向现代的务实、功利、质化的世界观、价值观转换，这是一种世俗化的、人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精神气质对基于农业文明、追求超越性的天道信仰的传统精神气质的取代和置换。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弗莱德·舒茨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世界根据行动者亲疏距离和行动者对它的控制能力划分为四个领域：“（1）面对面的世界；（2）间接经验的当代社会世界；（3）未来世界；（4）已经发生的过去世界。”[15]所谓面对面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周遭世界，直接经验可及的世界，它是一个范围有限的狭小世界；其次就是间接经验的当代社会世界，也就是我们通过他人间接经验了解的世界。而现代新闻报纸的兴起，填补、扩大的恰恰就是这个间接世界，它将及时性地报道世界作为自己的职责，从而使人们对身处其中的共同世界有了充分的感知，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虑之中，由此报纸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将人从受传统主导的过去世界和受个人经历制约的身边世界中解放出来，将人引向了一个广阔的社会世界。德国社会学家舍勒认为由现代传媒推动的现代社会世界的兴起，使人们得以与同时代的匿名者“互相思考、互相盼望、互相爱慕、互相痛恨”，而“这种‘互相’正是群体灵魂和群体精神这两个范畴的基础”[16]。人与上帝或天道的垂直精神交流方式为社会—他人导向的人际交流方式取代，近代中国由天下主义的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换，也正需要这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报纸在此历史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末报刊上的流行语“四万万同胞”“睡狮”等都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密切相关。“同胞”一词原是指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梁启超从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借来，引入中国，将其作为一国之民的称谓，他在《清议报》的创刊号上这样呼吁：“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监之。”睡狮一词也与梁启超密切相关，他从曾纪泽那里听到这个将中国比喻为“先睡后醒之巨物”的说法，写入文章，将其推广开来，借以表达中国必将从昏睡中醒来，复兴崛起，腾飞于世界的信心。由此，因应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主张开始取代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的天道信仰，占据人们的精神空间中的核心位置。
现代性表现为一种“以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语）的无限发展的趋势，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传播媒介在消灭空间上可以说是厥功至伟。举例来说，在出生于云南昆明的缪云台的自传中有这样一个记忆：“我于7岁（1900年）开始进私塾读书。那年正值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当时虽然我的年纪还小，但也从大人那里听说太后和皇帝逃离北京的事情。记得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时，看见街上过着一队人马，士兵们身着号褂，抬着大旗，胸前还缀有一个‘勇’字，前面吹着号，后面敲着锣，队伍虽不大，但也使我感到有点浩浩荡荡的气象……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是跟随蔡老将军去陕西勤王的，那时离开八国联军进北京已差不多快半年了，这位老将军才从西南这个边陲地方去勤王，可见当时交通之阻滞，通信之不便。”[17]可见，在传统中国，要形成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技术条件也是欠缺的。而现代传媒的兴起则弥补了这种缺陷，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这样说道，报纸使“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阅读某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而“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18]。舒茨所讲的第三个世界、未来世界和第四个世界已经发生的过去世界的重要性在进入现实社会之后发生了颠倒，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面向未来的生存态度取代了传统已过去为导向的生存方向，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清末大量的乌托邦和科幻小说的出现正表明了这一点，传统的“慎终追远”“彝伦攸序”“好古敏求”“回向三代”以求“复古更化”的文化理想开始为面向未来的对现实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改造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