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时期，维新派倡导“诗界革命”，主张诗歌从内容上要有所变化，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在形式上可以突破旧体格律束缚，语言上要通俗易懂，充分体现诗歌的表现力，使旧体诗蕴含新境界。梁启超感慨千余年来中国诗歌的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2]，即以传统的诗歌形式，配以新的内容和精神追求，使中国诗歌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在这一理论支配下，产生了一批“诗界革命体”诗歌，晚清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身体力行，他们的诗歌大量使用新名词和新语句，表达新内容，开拓新意境。早期《大公报》发表了大量这一类型的诗歌。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和海外游学的经历大大拓宽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野，他们的诗歌中出现了中国传统诗歌不可能出现的新名词、新事物、新知识，“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13]。这些新名词是诗歌新质最直观的体现。《大公报》创刊第二天，刊登了骁鹫的《麦志伦》：“只身大地放扁舟，环绕行星第一周。百万鱼龙轰岛国，一群豪杰启欧洲。凿开中外平分界，擘破东西两半球。几度澳门来调古，涛声尤壮昔日游。”[14]诗歌中一些新名词开始出现，如麦哲伦、行星、欧洲、东西两半球等，新名词入诗不仅是词语的变化，而且是语言系统的更新，在古典诗歌中是不可想象的，它反映的是一种精神风格、精神高度，映现出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人生观、宇宙观。尽管这些新的事物都是从西方学习借鉴来的，但在中国诗歌尝试革新的过程中，借鉴是必需的，主张诗要革命的梁启超是这样认为的：“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15]《大公报》发表的这些诗歌，其中的新名词既涉及西方物质文明，又涉及西方精神文明，西方的建筑、人物、地域、政治、学术、发明等都广泛出现，诗人们按照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开辟诗的境界，表现新的社会生活、新的思想情感和新的人生理想。作为时代与现实反映的诗歌，其变化意味着中国正在试图面向世界和融入世界。
中国古代诗歌以纵向传承为主，甚至崇古之风浓厚，在价值取向上，《大公报》诗歌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歌发展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晚清的社会动荡中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呼声和呐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依然是诗歌表达的一个主题，如庆宪杖藜翁的《赠旋里留学津门诸弟子》（1905年8月20日）：“五洲欲得靖狂澜，旧调翻新莫畏难。保世认来真面目，为民呕出古心肝。棋无收着休开局，药有良方再转丸。尽我担当完我分，典型留与后人看。”再比如白云别墅的《分家叹三首》（1911年6月29日）：“二十世纪利用争，劣者必败优者赢。一滴之水权在我，一寸泥土一寸金。我不大声呼，人将如雷鸣。我不捷足走，人将先我行。”从这两首诗来看，其表达的忧患意识与古典诗歌的忧患意识境界不同，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气势，诗歌在时空上都极度扩展，放眼20世纪，放眼五洲，境界开阔，知难而上，气势豪迈，努力担当，有着对未来的信心和展望，既有不能故步自封的危机意识，又有上下求索的执着坚定，既有对国家发展产生的深深焦虑，又有对豪杰出世的满心期待，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大公报》诗歌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扩大了诗歌的审美范畴，使诗歌体现出近代气息。
新意境诗歌除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还反映出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新风貌。清末一批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从变革社会的需要出发，认识到陋习陋俗的种种弊端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倡导移风易俗新气象，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希望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与文明。反对缠足、解放女性、戒食鸦片、剪辫易服等都成为移风易俗的项目，《大公报》不遗余力地提倡，积极推动社会风俗的改良。《大公报》的诗歌也反映了移风易俗、风尚改革的主题。傅樵村的《劝戒缠足俗歌》（1904年5月28日），由日本博览会上的耻辱情境引发感慨，劝诫中国女性放弃缠足陋习，“指拇缩曲如削尖，皮如白苕长如笏”，摧残人性的痛苦带来的不是美感，而是外国人的嘲笑，“中华妇女不值钱，外洋拿去当奴仆。丑态毕露任人视，惟有华人额皆蹙。还是外国大家笑，尽把华妇当怪物。倘若当初足不包，外国何能把他谑？”博陵于蓝田的《剪发俚言》（1911年12月22日），先是陈述满清发辫的种种弊端，接着说剪发的种种好处，然后劝说人们不要瞻前顾后犹犹豫豫，痛下决心剪掉发辫，语言通俗易懂，接近白话口语，“种种方面观，总是剪发好。剪则庆还童，否为顽固老。吾兹作俚言，聊把理由阐。劝君切莫再踌躇，剪剪剪剪剪”。这样的诗歌浅显明白，不避俗字俗语，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包含着特定时代的内容、意义。风俗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变革的状况，同时也能反映人们心态的变化。《大公报》诗歌与新闻版面交相呼应，在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风俗变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大公报》诗歌宣传新思想、描写新事物，是社会发展的印记、时代的投影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刻意使用一些新的字词语汇、新的表达方式，自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传统诗歌的语词，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历程中，已经构成了特定的语码，有着相对固定和习惯上的内涵，无法表达全新的内容，语言要素的变化，同时也是语言内容的变化，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大公报》诗歌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使用一些能够表现近代文明和近代人思想感情的语句，虽然写作诗歌的作者未必有什么名气，诗歌写得未必有多高的审美价值，但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汇合中，为近代诗歌向现代新诗发展做了探索、努力和铺垫。“中国近代诗歌，是古代诗歌与五四以后的新诗的过渡。它在精神实质上已不同于古代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亦不完全同于古代而有所拓展，原因是近代诗人对古代诗歌的观念已经更新，但基本上仍然是古代诗歌的体制，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新诗。所以近代诗歌有新旧交替、承先启后的特点。”[16]从《大公报》诗歌这一个案，可以看出诗歌改革的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