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实主义范式的思想渊源
三大范式中，主导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现实主义范式，因此本节首先介绍现实主义范式的思想渊源。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从思想源头上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马基雅维利（Machiaveli）、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古代和近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权力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例如，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拉栖代梦人（即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5]战争的起因是权力之争。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把统治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实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武力之上，“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6]“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7]霍布斯认为，“所有人的普遍倾向即获得权力后不断追求更大权力的欲望，只有当死亡来临，这种欲望才会消失”。[8]这种关注权力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范式，权力自然成为后者看待和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变量。此外，卢梭虽然不强调权力的重要性，但他关于体系结构的思想也给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
一 修昔底德
就像现代哲学研究被称为“与柏拉图的永恒对话”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也可以被称作与修昔底德的永恒对话。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做出的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初步归纳，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基础。[9]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有关正义或者说是正义与强权的关系。[10]修昔底德对国际政治中何为正义这一问题的阐释，在战争开始前雅典人就柯林斯对其帝国行为指控进行辩护的发言中以及战争开始后雅典人力图说服中立的米洛斯人服从其统治的辩论中有集中的体现。面对柯林斯的指控，雅典人辩护说，“我们也不是这个范例的倡导者。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11]。米洛斯人拒绝向雅典投降，相信神会保佑他们，相信他们是“以正义之师抗击不义之师”，对此雅典人回应道，“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12]“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对人们的认识，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的首创的，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的；我们发现它由来已久，并将与世长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是运用了这个法则，你们及其他有了我们现在的实力的人，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13]修昔底德通过使节们的演说词，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认为的国际关系的正义是服从于权力关系的。强者逼迫弱者接受不平等的地位，这就是国际正义，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这种国际正义观对摩根索等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的国际政治道德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正义和强权的关系以外，修昔底德也提到了人性，“人就是要统治那些屈服于他们的人，正如他们要抗击那些无辜侵扰他们的人一样。这恰恰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14]“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祸（指暴力厮杀）将来永远都会发生，尽管依照不同的情况，情形各异。”[15]
二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近代最早从人性及人的经验角度观察政治和国家问题的思想家。[16]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利“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自然规律”。[17]马基雅维利相信人们具有共同的人性，人们的种种行为都受人性支配，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18]这种从人性的角度探究历史规律的做法，成了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起点。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本恶，当人的欲望无法满足时，便会诉诸战争。“人们心中的贪欲如此顽强，无论他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得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的欲望总是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已获得的总觉得不够多，因为有些人想要更多一些，而另外一些人则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东西，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19]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的贪欲使得冲突和战争成为一种常态性行为。不仅如此，为满足私欲，个体还变得非常虚伪和善变，缺乏信誉和忠诚感。“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20]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应该让臣民更畏惧他，而不是爱戴他。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会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21]对于君主个人而言，他需要既机敏老练，又有强大的威慑力。“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22]
除了人性恶的观点外，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个重要论断是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23]马基雅维利在严格区分统治者德行与善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24]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具备诚实、慷慨、仁慈等德行固然好，但是人类的贪婪、狡猾、怯懦却不允许君主完全保持这些优良品质，“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段或者不使用这一手段”；[25]“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26]这些恶行包括“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27]“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28]等。换言之，在涉及权力地位、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政治上的无道德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就是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者在对国家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时，普遍强调国家的政治道德与普通个体的道德不同，衡量国家政治道德的标准是国家利益，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道德准则。
三 霍布斯
与马基雅维利将冲突的本源归因于人性不同，霍布斯提供了分析冲突根源的另一个思路。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提出了“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这一概念，认为在国家成立以前，人类生活在一种“不存在公权力”的状态中。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这种能力上的平等使得人们希望自己与其他人所能达成的目的也是平等的。因此，“当人们同时想占有某物而不能共有或分享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29]人人又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自由。人性中的竞争、猜疑和荣誉驱使人求利益、求安全、求名誉，最终使得这种竞争关系变成对彼此的侵害。“财富、荣誉、统治权或其他权势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因为竞争的一方达成其欲望的方式就是杀害、征服、排挤、驱逐另一方。”[30]就这样，“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31]因此，“自然状态”就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2]霍布斯认为，导致自然状态充满冲突的原因既源于“公共权力缺乏”这一结构性的因素，也源于人的天性，但结构因素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力对人们行为加以约束，每个人之间都将互不信任、相互恐惧，冲突也就在所难免。[33]
将霍布斯的思想延伸到国际体系可以看到，人们为逃离“自然状态”而建立起国家，由此形成的有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又宿命般地陷入另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国际体系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anarchy），没有凌驾在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或权威，就像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一样。“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34]根据霍布斯的思想，国际体系同样处于“战争状态”，其根源就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四 卢梭
与霍布斯的分析路径相似，卢梭同样试图从结构层次分析和理解个体的政治行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在捕一只鹿，每人都很知道应该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有一只兔从其中一人的眼前跑过，这个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捕这只兔；当他捕到了兔以后，他的同伴们因此而没有捕到他们的猎获物这件事，他会不大在意，这是无须怀疑的。”[35]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是“非善非恶”的，“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36]那么为什么人们最后会选择损人利己的捕兔行为，而不是选择共同受益的捕鹿行为？卢梭认为，原因不在于人的天性，而在于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丝毫把握：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权威能对违反约定的行为作出惩罚。[37]国际关系存在相同的问题。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很难信任彼此，“安全和生存需要它变得比所有的邻国都强大”。[38]与自然状态下的个体相比，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着更为固定和密切的联系，因此，“将以种种可能的手段摧毁或削弱对方的意图变为行为”（战争）和“尚未付诸行动的这种意图”（战争状态）也就成为必然和常态。[39]
霍布斯和卢梭的思想给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从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角度看待国家行为的崭新视角。这一分析路径为后来的结构现实主义所继承。
上述思想家的观点最突出的共性是对政治行为和结果的悲观判断。此外，他们大都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无所谓道德，如果有的话，也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道德准则，国家道德服从于权力关系，服务于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上述思想还提供了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两种重要路径，一种是基于人性这种个体或单元维度，另一种是基于体系结构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