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概述
第一节 理论的含义与功能
一 理论的含义
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它所说的理论的含义是什么呢？在科学领域，理论就是对可以观察到的、重复出现的现象的一般性解释。比如，国际关系领域中，战争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那么，对战争爆发原因的一般性解释（而不是对某场具体战争的具体解释）就是关于战争的理论。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从人性、国内政治、国际体系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战争的一般性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由此也就提出了不同的战争理论。战争与和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所以战争理论也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的主干性理论。
科学理论有两个核心任务，一个是确定所研究现象的原因，另一个是揭示该原因导致所研究现象的作用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因果机制。因果机制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是阐释原因是如何一步步作用传导，最终导致结果发生的。比如理论要解释现象B，它需要首先找到并确定导致现象B的原因，比如A；然后它还需要说明A是如何导致B的，这时理论就需要找到A与B之间的因果机制，比如是因为A导致了a，a又导致了b，b最终导致了B。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例，它所确定的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性，它同时给出了人性导致战争的因果机制：人性恶导致由人组成的国家自私自利，国家因此会不断地追逐权力，而权力竞争加剧将导致冲突不但升级，以至最终爆发战争。由此可见，科学理论，或者说解释性理论，就是对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一般性说明。
二 理论的功能
首先，理论能够深刻地描述现象。
我们要认识客观世界，首先需要在脑海中重现客观世界的样子，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这就需要对客观世界做出描述。但是，客观世界太过纷繁复杂，在描述中重现所有的细节，既做不到，又无益于认识的深化。因此，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描述需要做出必要的简化和抽象。而理论就是对某个特定领域客观现象的简化和抽象性描述。在描述这个功能维度，理论就像地图。一幅城市交通地图就是对一个城市道路分布的简化性描述，它把一座城市从三维空间简化为二维平面，将人口、车辆、河流、湖泊等细节统统省略。正是这种经过抽象和简化之后的描述，才使得我们能够清晰、简便同时又不失准确地了解这个城市的交通路线。理论的描述功能，其意义也同样如此。当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陌生的领域时，要想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对这个领域的本质性认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阅读和学习关于这个领域的理论，就像我们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城市旅游，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份该城市的地图。
科学理论与历史学叙述都是对现象的描述，但这两种描述存在两个重要区别：其一，历史学叙述在可获得信息和写作篇幅等客观约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追求尽可能详尽地还原现象发生的所有（重要的）细节。科学理论则刚好相反，在能够较准确地描述现象某一方面特征的前提下，追求尽可能地简化，删减一切可以删减的细节。这种追求简化的理念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原则。[1]其二，历史学叙述所描述的现象是已经发生的感官世界意义上的事实（actuality），而科学理论则试图在这些所见所闻的感官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和描述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真实（reality）。用通俗的话说，理论能够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2]
近代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对天体运行做了大量翔实精确的记录，其助手和弟子开普勒根据这些记录，提出了“开普勒三定律”。第谷和开普勒所做的工作都是对天体运动的“描述”，但第谷所描述的是天体运动的“事实”，这种描述近乎历史学叙述，而开普勒所描述的则是天体运动的“真实”，这种描述就是比较典型的科学理论。没有第谷描述的“事实”，开普勒无法描述出“真实”；而没有开普勒描述的“真实”，我们所看到的星体的运动就仍然会是杂乱无章的，只有在“开普勒三定律”提出后，人们眼中的天空才开始变得井然有序，开普勒也因此被誉为“天空的立法者”。这就是理论的描述功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其次，理论能够识别和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
识别和解释因果关系，是所有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理论定义的主要内容。无论是人类诞生早期，还是一个人的幼儿时代，当他看到一个不理解的新事物时，第一反应都会是问“为什么”。探求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作为智慧生命的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欲望。只有了解了一个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人们才会构建起对客观世界的稳定信念，才会拥有一种认为自己真正理解和掌控了客观世界的安全感。[3]但是，要想确定一件事物的真实原因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在大卫·休谟等怀疑主义哲学家看来，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两个在时间上先后发生的事件（比如太阳出来和地面积水消失），但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知道，后发生的事件是由先发生的事件导致的（比如我们无从观察太阳出来与地面积水消失之间的作用过程）。事实上，因果关系隐藏于经验现象背后，任何不加控制的直接观察都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难以识别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现象都有可能由众多不同的原因所引发，方法论上将这种情况称为“多因一果”（equifinality）。“多因一果”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普遍。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增长快有的增长慢？为什么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为什么有些国家之间能够实现紧密的合作而有些国家不能？这些问题所涉及的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现象，但要确定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却很困难，因为有非常多的因素都有可能引发这些现象。因果关系难以被直接观察，又存在许多干扰因素，这些都为我们顺利识别和理解因果关系制造了障碍。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帮助人们快速识别某个现象（可能）的原因，或者至少提供确定该现象原因的思路。比如面对国家合作这个现象，现实主义理论会提示我们从共同利益特别是共同威胁的角度寻找原因，建构主义则提示有可能源于彼此身份认同的良性建构。
除了识别现象A和现象B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外，理论的另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功能是对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即揭示A与B之间的因果机制。对因果机制的追求，同样根源于人类面对未知时的那种不安全感。人类不满足于仅仅知道是A引发了B，还想知道A究竟如何引发了B，只有清楚地知道了A和B之间的微观作用过程，人们才能真正放心，才能真的相信自己了解和掌握了B。比如，我们都知道雨后阳光是导致彩虹出现的原因，但我们还想知道雨后阳光是如何导致了彩虹的出现。光学理论就能为我们提供雨后阳光与彩虹出现之间的因果机制：雨后空气中弥漫大量球形水滴，阳光穿过水滴会发生色散，从而将白色的阳光分解成多种单色光。又如，均势理论不仅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均势状态反复出现的原因，还给出了无政府状态导致均势的作用过程：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保卫自身生存，所以每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非常敏感，当某个国家实力迅速增强时，其他国家就有动机加速提升自己实力以平衡该国的实力。从更苛刻的标准看，一个理论只有揭示了现象A与现象B之间的因果机制，才算真正对现象B的产生做出了解释，才算真正确证了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理论能够预测和指导现实。
人类对未知感到恐惧的最主要原因是无法预知未来。看到日食后不知道是否会有灾难降临，出海捕鱼不知道是否会遭遇风浪，春天播种后不知道秋天是否会有收获。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早期的人类创造了各种神话、祭祀礼仪和宗教，以期能够预卜未来，或者至少从这些卜算未来的信仰中获得某种慰藉，以缓解因无法预知未来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显然，依靠神话和宗教对未来进行预测是靠不住的，人们自然希望找到一种更可靠、更准确的预测方式，这成为科学和科学理论得以诞生的最重要原因。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比宗教和神话更准确地预言未发生的事件，根本原因是它所描述的不是现象意义上的“事实”，而是本质层面的“真实”；它所识别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原因，而是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性原因；它所确定的因果关系不是基于想象，而是基于实证。如果已知一般意义上的事物A能够稳定地引发事物B，那么当观察到一个具体的A时，我们就有理由期待B将随之出现。
人类研究科学问题、发展科学理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希望能够指导实践。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的前提是理论具有预测功能。比如，渔民看到天气预报预测明天有台风，就决定明天不出海捕鱼，是因为渔民相信气象理论预测天气的准确性。企业之所以在某商品市场供应紧缺时大量囤积该商品，是因为经济学理论预测，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将上涨。企业家正是基于这个预测来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生产经营策略。两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之所以会小心管控彼此的分歧和冲突，是因为它们相信，一旦冲突升级为核战争，两个国家都将付出自己无法承受的损失。世界上从未发生过两个核国家之间的核战争，核国家对冲突升级的后果及其严重性之所以能够未卜先知，主要不是源于实际发生过的经验，而是得益于核军事理论、核威慑理论所做的预测。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技术、产品等器物文明，以及所有的制度、规则等非物质文明，其诞生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一个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对相应事物变化结果的预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