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俄为师”与“防俄防共”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其宣言、党章的通过，标志着鲍罗廷已成功地将苏俄组织模式照搬于中国国民党的旧体制内。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国外的共产国际与苏俄中的领导地位也得以确立。而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中对苏俄“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其实只是他与苏俄政治博弈的结果（政治技术的妥协），思想层面的接纳还是拒斥，最终反映的是实际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82]所以，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改组并非是“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中国国民党改组中所遵循的“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原则亦是其“师俄”又“防俄”的态度表明。孙中山在遵照鲍罗廷的决议来制定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时，又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那些长期追随他革命，但对“联俄”“联共”持异议的老党员。于是，矛盾与冲突不久便在鲍罗廷与这些反共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之间产生了。
一 苏俄组织模式的输入
1.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和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83]等文件，标志着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完成。
关系到中国命运的中国国民党“一大”虽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确有着鲍罗廷及苏俄的绝对影响。鲍罗廷强有力地影响了大会宣言，他用一切方法将第三国际的决议精神体现于宣言之中，并按照苏俄的“东方战线”理论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在相关文件中就有所反映：“他在中国的全部工作，都是按照第三国际1923年11月28日决议精神进行的；《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些非重要的部分，是在苏俄政府驻北京代表加拉罕的直接指导下，与孙先生等经过激烈争论，强行把苏共的意图加入的。”[84]鲍罗廷的目的基本达成了。据他本人评价：“在制定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过程中，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相互妥协，终于取得了一个相当好的，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文件。”[85]
因此，苏俄驻北京全权代表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大会的情况时，欣喜之情洋溢于表，虽有夸大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苏俄精神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中的贯彻：
宣言、党纲、党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斗争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中国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那一条很新奇，是按照共产国际宣言的精神措辞的，其中阐述了民族主义斗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压迫中国不让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通过给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以自决权，让他们获得解放，而且这一条把上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1月8日的相应段落加以发展。“民权主义”也来源于前述决议，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至于（第三部分）党章，它像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章程。[86]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即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最终确立。这对于孙中山与鲍罗廷、中国国民党与苏俄来说的确是一个双赢的产物。对中国国民党来说，“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件历史性的事件，它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把它看作是孙中山斗争中的某种新的东西、某种新的方法、某种新的方式。报界现在也以短评和广州来电的方式关注，至于各种团体和知识界、民族团体和学生界，代表大会引起了他们巨大的兴趣、希望和期待，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对南方孙直接领导的广州国民革命运动，而且对中国其他所有地方的国民革命运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87]就孙中山个人来说，他不仅完成了党内变革性的改组，而且更深一步地推动了与苏俄的联盟；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了中国国民党；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占据了中国国民党内的关键职位，他承认了中国国民党同苏俄的联系。与此同时，“代表大会也成功地在法律上批准了鲍罗廷于广州寻求的变革；从而使他在中国南部的整个计划有了合法地位，成为鲍罗廷在广州4个月来活动的顶点”。[88]初到广州时，鲍罗廷忧虑重重，而他的忧虑不无道理。他几乎每天都给在北京的加拉罕写信，描述孙中山的地位如何危险，似乎是想借此为自己开脱。但到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鲍罗廷的报告就不那么频繁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关心加拉罕对他每一举动的反应。有时候，他完全绕过北京直接同莫斯科联系。在那里，同他联系的是1905年的一位老相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节节获胜的斯大林。虽然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大注意鲍罗廷在广州的作用，但莫斯科和斯大林却不是这样。[89]因为，鲍罗廷已经一步一步地组织起他的革命。尽管这革命是脆弱的、随时都可能瓦解，但他还是用尽浑身解数软磨硬泡、好言相劝、息事宁人、苦心经营，想方设法把他的联盟中互不相容的各派硬拉在一起。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这一联盟的正式形成。从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看，更能发现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满意。
……“一大”后的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应该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妨碍我们早已决定向他提供的援助。[90]
2.体制的变革
如果说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是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目标的确定，那么《中国国民党党章》就是俄共组织模式的输入了。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章》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91]两者的内容均为“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
按照《中国国民党党章》的条文，中国国民党在组织系统上也仿照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相并行的层级机构。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权力机关自上而下依次为：全国代表大会—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区党员大会）—区分部党员大会；相应的这些机关依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除了各级权力机关外，俄共组织体制中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乡级为止）的各级检查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也借鉴了这一体制，在各级执行委员会之外设立了从中央至县一级的监察委员会。此外，还学习俄共体制在一切党外机关和组织中成立党团（凡党员三人以上）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机制。
不过，该党章中也与俄共党章稍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国国民党党章》中的“引言”和第四章“总理”。引言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如左”，意在彰显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其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特色。[92]鉴于孙中山在党内的当然地位，审查委员会在该党章中增列了“总理”一章，使中国国民党由党首制改为委员制后兼顾总理制。《中国国民党党章》规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复议之权。表明当时全党都自愿听从孙中山的独裁。正是这一修正引发了后来西山会议的“党统”之争。
在鲍罗廷的精心参与下，中国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以苏俄精神阐释的新三民主义为革命目标，而且还吸收了苏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为中国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性政党打下了基础，同时还建立了一支由党控制和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国民党的这一变革性改组开启了中国的党治时代，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剑农曾评价说：中国国民党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93]
二 “一大”潜在的冲突
孙中山和鲍罗廷之间、中国国民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彼此利用和斗争，互有进退，是中国国民党“一大”矛盾的所在。[94]
在鲍罗廷的努力下，与共产国际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以俄共党章为蓝本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党章》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中顺利通过。但是，鲍罗廷并不十分乐观，因为在他看来“孙还不明白，通过一部好的纲领是一回事，委任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去执行这个纲领是另一回事。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班子的组成，即由谁来主宰全党命运和对党进行实际的改组”“孙中山支持的是‘中派’和‘右派’”。[95]而且，由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员（鲍罗廷所谓的“右派”）；尤其是中央监察委员，个个反共；尽管也有几个‘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却屈指可数。这样的中央执监委员会自然不会去实行第三国际的主张，部分体现俄国精神的宣言即便是通过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以对广州计划的进行，鲍罗廷依旧忧心忡忡。“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96]
的确，孙中山在酝酿与实行“联俄”政策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停止争取与西方大国改善关系甚至结盟的外交活动。[97]事实上，在苏俄与共产国际为避免中国革命重蹈“凯末尔式”的覆辙，确保苏俄援助的收益而对孙中山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的同时[98]，孙中山在“联俄”与“防俄”的钢丝上也将政治平衡术发挥到了极致。[99]孙中山是有丰富阅历与高超政治智慧的革命领袖，他在中国国民党改组中表现的的确是“忽左忽右”：有时完全倾斜于鲍罗廷，执意通过部分体现苏俄精神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有时又一再声明“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批评马克思最多是个“社会病理学家”，中国国民党是在“三不变”[100]原则下进行的改组。
如果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设置有两项隐含“限共”的措施：一是孙中山提出，通过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5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二是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本党以例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101]，那么中央执监委员的选派与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设置可谓是中国国民党“一大”国共潜在冲突的根源。
1.中央执监委员的选派
前文曾提及加拉罕描述中国国民党的新气象为“……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此一说似与事实相距甚远。因为孙中山对鲍罗廷并不是言听计从，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政策的巨大分歧，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批判与中央执监委员的选派上两人同样发生过激烈的争执。[102]
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借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国国民党确立了的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形式。中国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随之转移到全国代表大会，而在休会期间则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替代。也就是说，在非代表大会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为中国国民党内的最高机关。《中国国民党党章》对其权限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第一，代表本党对外关系；第二，组织各地方党部并指挥之；第三，委任本党中央机关报人员；第四，组织本党之中央机关各部；第五，支配本党党费及财政。第十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设各部，执行本党之通常或非常党务。各部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管理，各部之职务及组织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第三十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指挥内部组织之国民党党团。”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遣派中央执行委员于指定地点，组织执行部。其组织及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另定之。”[103]
除孙中山总理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另一基本构成单位，与其紧密配合。1924年1月31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监察委员专监察各地党部及党人行动调查事，开列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地执行部。有地方执行部不能解决者，必须提交于中央执行委员会”[104]；并将其职权限定为：“决定各级党部或党员违背纪律之处分；稽核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之收支；审察全国党务进行之情形；稽校中央政府之施政方针、政绩，以及政府内党员的活动是否符合党的纲领、政策。”最后一项工作内容尤其值得加以注意，它是中国国民党对国民政府进行监督，使之不能脱离中国国民党政纲、政策的根本组织保证。[105]这项制度是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前所没有的。它的产生虽然使得中国国民党朝着民主的、执政党的方向渐趋完善，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团活动却起到了极大的限制作用。
1924年1月，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名单。[106]其中有表决权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共党员3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中国共产党人占7人。中央监察委员与候补监察委员共计10人，均为孙中山的长期追随者、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故就整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看（依当时的情形，中央候补执监委员负有同样的责任），参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10人，大致占到总人数四分之一，可以说是对会议的进行有了一定的牵制力量。但中央监察委员则完全控制在中国国民党元老手中，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中国国民党“左派”。[107]而且，在有表决权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除去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余的中国国民党员仅有廖仲恺是“联俄”“联共”的支持者，剩下的几乎都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与鲍罗廷改组工作的排拒者。尤其是林森、邹鲁、居正、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石瑛、石青阳等人，在孙中山与苏俄开始联络时，就表示疑虑或反对；在政策确立过程中，慑于孙对他们反共举动的压制，他们便转向严密监视“被容”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言行，对其活动极尽可能的破坏，使得国共之间纠纷不断；到了鲍罗廷推行改组时，要么以退出党务活动的形式消极抵抗，要么就是拒不接受改组指令，以不合作的形式坚决反对。在中央监察委员的5人中，有直接上书控诉鲍罗廷和中共党团活动的，有反对撤销“上海中央”执行部的，个个都是坚定的反共人士。直至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前，这些中央执监委员或多或少的都与鲍罗廷发生过冲突，且对参与改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可以看出，中央执监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操控在鲍罗廷后来圈定为“右派”的反共人士手中。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的，这些有着反共倾向的中央监察委员是不可能去执行宣言中的苏俄色彩条文，更不可能去执行第三国际的路线方针，或许这正是孙中山“师俄又防俄”的深切用意。
所以说，以中国国民党元老为主的中央执监委员的安排与以第三国际决议精神为指导的《中国国民党宣言》相比，充分体现了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内在冲突——“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还是“全盘俄化”；而这也正是站在“中派”的孙中山与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
此外，在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人士的安排上，又体现了这一冲突的另外一面。1924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7个部以组成中央党部。[108]其中，掌握中央党务整体运作的青年部、宣传部、军事部是由中国国民党党员邹鲁、戴季陶、林森、许崇智来担任部长；而负责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则由中国共产党党员谭平山、杨匏安、林祖涵、彭湃、冯菊坡等主持，形成了一种中国国民党在上层、中国共产党居于下层的合作状态。很明显，在中央各部人员的分配中，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实权——这是孙中山试图借鉴苏俄经验，欲以将中国国民党组织重心下移的良苦用心。
中国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给全体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党组织形态作过这样一番期许：
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109]
显然，就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此次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在派往中国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的人员中，国共党员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抗之势，如：北京的谢持、邹鲁、石瑛与李大钊之间，汉口的覃振、张知本与林祖涵之间，上海的戴季陶与毛泽东等人之间。这不仅阻碍了国共合作的发展，而且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除了党员数量的急剧扩充外，组织内聚力并未得以增强，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但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趋势则是由中国国民党的“联共”发展到中国共产党的“容国”。[110]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11]两种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虽不能完全归咎于孙中山的人事安排，但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中国国民党元老则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及其壮大感到忧虑和恐惧，遂衍化为“反共”“分共”的主张和行动，“西山会议派”内主张“分共”者亦部分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12]
2.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的设立
目前关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的缘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在“弹劾共产党案”时已经提出，各地反共声浪渐高之时，中国国民党党内纷争的白热化和反对派的风起云涌使得孙中山有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想法。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于7月11日宣告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扶助他来筹划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之任免。[113]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有海外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等设立，然乏政治指导机关，究未完备，先生遂提出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辅助先生计划政治之方针，并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先生任主席，共计七人，聘鲍罗廷任该会之高等顾问”。[114]
笔者赞同第一种说法。中国国民党“一大”会后，广州政府的形势依然严峻，且很不稳定：在东面和北面有陈炯明和吴佩孚的军事威胁，香港方面也在不断地向广州政府施加军事政治压力；广州“商团叛变”后，同孙中山“结盟”的军阀为所欲为，而各阶层居民对该省严重的经济状况亦表示不满。孙中山不得不随机应变，以维持自己的政权，他并没有放弃以前傲慢自负的北伐计划，且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状况及中国共产党同它的关系也是严重的（有时甚至带有危机的性质[115]）。鉴于此一情势，鲍罗廷不得不参与到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以，他决定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试图以此影响孙中山“向左转”，在缓解中国国民党“一大”内在冲突的同时，更能加强其在中国国民党的权势运作，从而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计划进行到底。
1924年7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其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平日主要辅佐孙中山筹划政治方针。这个机构有成员7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数日后由瞿秋白取代）、伍朝枢、邵元冲、鲍罗廷（高等顾问）。其中的廖、谭自不必说，胡、汪此时还是紧密配合孙的“联俄”“联共”政策，伍、邵这时尚未表示反对之态。如此看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右派”。
中央政治委员会属于孙中山的临时咨询单位，最初，它不是党的正式机关，权力也并未完全界定，只是笼统地规定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党务，对孙中山负责政治和对外事务。[116]可以说，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完全属于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既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又是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具有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地位。孙中山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也只有他对中国国民党一切内政外交有最后决定权。孙中山在世之日，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基本就等于得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过。由此，以鲍罗廷为顾问的7人中央政治委员会似乎与24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孙中山面前有了同等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为是领导中国国民党改组的中央机关了。
孙中山越来越“向左转”，中央军事委员会也“顺利”成为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内可操作的机关之一。在平息“商团叛乱”时，鲍罗廷强烈建议孙中山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被采纳。在此危难时刻，孙中山表现出了明显的亲俄立场。所以，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人员的选定上，他连重调和的胡汉民也不感兴趣了。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他明确表示：
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当然不能加入，于事乃能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效，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的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必两无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117]
所以，在1924年10月11日所确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胡汉民没有进入，其他的“右派”也没有进入，而是由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等人——都是鲍罗廷眼中的中国国民党“中派”和“左派”组成。[118]
这样看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实际上又增设了由鲍罗廷全权筹划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和“中派”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并且与中国国民党“右派”所主导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居于并列的领导地位，而其权势的发挥则更多地决定于孙中山在“师俄”问题的倾斜。孙中山逝世后，不复再有总理一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便由鲍罗廷领导。于是打着“革命路线之争”的旗帜，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开展了激烈的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