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口退税的贸易利得分析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允许的政策工具，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使用，分析出口退税政策的贸易利得是为了从整体层面评估其政策效果。从第一节对出口退税的资源再配置作用的文献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出口退税通过行业内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了行业总体生产率，但也有可能加剧了部门间的资源误置。随着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贸易利得可以进一步地分解，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贸易政策的利得分析、利得的测度以及利得分解三个角度来梳理出口退税的贸易利得的相关研究。
一 贸易政策的利得分析
目前关于贸易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自由化或者关税减免等角度，很少有理论研究出口退税的贸易利得，针对出口退税的贸易利得的实证研究更少，并聚焦在对出口表现的影响上。在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方面，Chao等（2001）利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对于存在失业的经济体，对于进口中间品的出口退税可以扩大与其相关的上下游行业，从而促进出口。中国的数据证实了模型的预测：出口退税可以在短期内促进出口。Chao等（2006）将Chao等（2001）模型中关于工资刚性和小国经济的假设去掉，利用一个标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量化描述了政策的效果，发现出口退税政策一般化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白重恩等（2010）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2007年的出口退税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冲击，结论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促进了某些产品的出口增长。王孝松等（2010）分析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发现税率的上调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
Gourdon等（2017）发现，中国出口退税的大幅度和频繁调整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不公平的优势。结果显示，当产品与本地生产结构具有紧密联系时，出口退税政策的有效性放大了。因此，在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资源可获得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带来的利得更大。并且，将来料加工贸易样本定义为“无效退税”样本，将这种贸易形式对应的产品退税率调整为0。将一般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样本定义为“有效退税样本”。中国的差异性出口退税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Chandra和Long（2013）分析得出，一个完整的基于地区的增值税系统的出口退税对一国出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的增加会减少增值税的负面作用。通过对2000—2006年中国数据的研究，依赖2004年政策改革带来的自然实验，发现财政条件决定真实退税率。实证结果显示了出口退税对出口额的显著的影响。平均而言，出口退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额就增加13%，换言之，1美元出口退税的支付，会带来约4.70美元的出口回报。Chen等（2006）运用古诺数量竞争模型，证明了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当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国内厂商出口的最终产品会增加，国外竞争者的产量会下降；与之类似，国内厂商出口的利润增加，国外竞争者的利润下降。
进一步地，学者们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翁兆杰（2002）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出发，在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接近真实水平的前提下，国际贸易会使得各国受益，这证明了出口退税政策的积极作用。同时，学者们在考虑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出口退税的利得含义，进一步启发了出口退税的研究范畴。王复华等（1998）研究发现，按照次优出口税理论，当存在出口市场缺陷、出口市场垄断以及出口负外部性等市场扭曲时，出口国征收出口税反而有利于利得的增加。尽管马捷（2008）在Bernheim和Whinston（1986）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共同代理框架下，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出口退税政策时，得到出口退税会引起国内消费者和企业收入的重新分配，但文章更多的是从分析政策的稳健性上着手，从企业的政治捐献和企业的生产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减等角度分析出口退税对国家福利的影响，并且将国家福利定义为本国企业利润和本国消费者剩余之和减去出口退税成本。赵书博（2008）从贸易弱国和贸易强国两个角度，分析出口退税的静态福利效应和动态福利效应，得出了出口退税是否提高本国福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且出口退税还存在促进就业和技术进步等动态效应，但因为赵书博（2008）只是指出一个初步的研究内容，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企业异质性模型下的贸易利得测度
量化分析贸易政策的贸易利得文献存在三大阵营：一是Eaton 和 Kortum（2002），沿袭传统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脉络而来的量化贸易利得；二是Arkolakis等（2012）在Armington模型基础上分析贸易利得；三是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使得贸易利得的微观内涵更加丰富。
Arkolakis等（2012）研究发现，只需两个充分统计量：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支出份额和贸易弹性就可以计算出贸易的利得。当然，根据不同模型和不同的假设计算得到的这两个充分统计量的大小是不同的。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贸易的利得有多种来源。Feenstra（2010；2016）将贸易利得的来源归纳为三类：第一，消费者享有更多的产品多样性；第二，进口竞争导致产品加成下降，这种“促进竞争效应”使消费者享有更低价产品；第三，低生产率企业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而退出，市场份额在企业间再分配，这种“选择效应”使得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上升，由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的价格越低，因此，选择效应也会使得消费者享有的产品价格下降。
学者们在中国的企业层面上，从经验角度测度了出口退税的贸易利得。Defever和Riaño（2013）研究发现1/3的中国出口商将其90%以上的产量进行出口。他们将这种很特殊的形式归结为中国政府给这些“纯出口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并构建了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企业将其全部产出出口以获得一个从价销售补贴（ad-valorem sales subsidy）。他们利用中国2000—2006年海关工业库，得到与模型预测一致的结论：纯出口商和本土企业之间、纯出口商和常规出口商之间在生产率和赋税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一个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嵌入纯出口商补贴，得到相比标准出口补贴，贸易利得会有所下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篇文献是钱学锋等（2016），他们为所有制偏向型和出口偏向型政策下的中国贸易利得评估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发现这种偏向型政策带来了资源误置，使得人均产出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和消费者可消费的产品种类下降，从而使得中国的贸易利得受损。
三 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利得分解
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利得的分解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同质性模型下的研究。Flam和Helpman（1987）分析了关税和出口补贴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显示，小幅关税会带来福利改善，但其他手段导致模糊的贸易利得变化，但是改善的水平取决于社会的生产结构以及要素市场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Bond等（2013）旨在了解贸易政策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他们选择了一个历史背景，即1930年6月30日Hawley-Smoot立法通过高关税保护措施在两个边际造成扭曲，第一个边际是企业在国内和进口中间投入品之间的选择，第二个边际是消费者在国内和进口最终消费品之间的选择，两个边际的扭曲共同使得生产率降低。Asano和Kosaka（2017）基于两个进口竞争部门的特定要素模型分析了局部关税减免政策。分析认为，当其中一个部门获得较高的关税并且也得到生产补贴，关税减免对另一个进口竞争部门的福利改进是一个次优型问题，这个模型非常符合日本经济，因此采用日本201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模型校准。文章发现这个政策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完全的补贴，也不足以令人满意。
二是在小国经济的企业异质性模型下，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2009）分析了垄断竞争环境下贸易政策对利得的影响，贸易利得可以分解为四个部分：生产率、贸易条件、种类和种类异质性。文章分析了消费补贴、出口税或者进口关税是如何影响经济体中的两种扭曲以达到最优配置。出口补贴会带来生产率的增加，但是会给其他三个部分带来整体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福利下降。而进口关税则是在带来生产率下降的同时带来整体福利的上升。Haaland和Venables（2016）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下分析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开放型经济体的贸易利得的最优贸易政策和国内税收政策。国内垄断竞争部门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能够灵活扩张或收缩的情况，一种是被限制在固定的规模。在前一种情况下，国内保护可以通过增加提供的产品品种数量带来收益；这些收益（以及相应的国内补贴或进口关税税率）由异质性外国出口商退出市场产生。在后一种情况下，保护收益来自贸易条件效应；由于各种替代边际被关闭，只有国内税，进口关税和出口税的相对价值才是重要的。
三是在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2009）基础之上，学者们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拓展。首先是经济结构的细化，钱学锋等（2016）对中国的特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在中国特有的国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下，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以及整体经济层面均出现了资源误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国的贸易利得。并且贸易利得的损失主要是因为人均产出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和消费者可消费的产品种类下降。其次是拓展大国经济的研究。Felbermayr等（2013）分析了大型单一经济体与垄断竞争和企业异质性在一般均衡中的最优关税，从而扩展了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2009）和Gros（1987）的研究。最优关税内化企业加成扭曲，进入扭曲和贸易条件外部性，当企业生产率分散程度越高，国家的相对规模或相对平均生产力就越大。此外，在两国纳什均衡中，关税成为战略替代品。小国或穷国会制定一个较低的纳什关税。相对零关税，较低的运输成本或较小的市场进入成本带来了较高的均衡关税和较大的贸易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