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学者班底”谈起

193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踏上从纽约开往奥尔巴尼的列车，赶赴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家中，协助他筹备年底的总统大选。随着罗斯福于第二年入主白宫，莫利也来到华盛顿，成为新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和贴身顾问。事实上，莫利只是罗斯福身边“学者班底”的一个缩影。像他一样以专家身份受邀进入政府任职的大学学者，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 Jr.）和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哈佛法学院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詹姆斯·兰迪斯（James M.Landis）、康奈尔大学的保罗·奥利里（Paul M.O'Leary）和芝加哥大学的伦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等。^[1]这些学者学有专攻，为罗斯福出谋献策，在两次新政中立下汗马功劳。《北美评论》赞美道，“这就是罗斯福先生将能比他的前任们更好地治理政府的有力证据”，因为“人们确信，‘大学小伙子们’的风衣口袋里装着繁荣”^[2]。

罗斯福总统的“学者班底”以“智囊团”（Brain Trust）之称闻名于世，成为20世纪联邦政府大量起用学术界人士担任公职的典范。新政以后，越来越多的专业学者作为专家受到政府的重用，他们穿梭于学界与政界之间，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如杜鲁门时代的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尼克松时代的克利福德·哈丁（Clifford Hardi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盖福德·斯蒂弗（Guyford Stever）；卡特及里根时代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雷·马歇尔（Ray Marshall）；老布什时期的戴安·拉维奇（Diane Slivers Ravitch）；克林顿时期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小布什时期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尼古拉斯·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等。^[3]2008年，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长达12年的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对大学学者更是倚重有加。除任命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部长外，奥巴马还召集任用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以及李侃如（Ken Lieberthal）、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大批学者专家，为其在科技、经济、外交方面出谋划策。^[4]在本书中，笔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专家参政”，即大学学者作为专家参与政府事务。

随着“智囊团”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和好奇，人们试图对凸显出来的专家参政现象追根溯源。观察家E.K.林德利1933年撰文称，早在1932年以前，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又译锡拉丘茨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便已受到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召用，还有一些学者出现于胡佛时期的联邦政府内阁及委员会中。^[5]1938年，社会学家克劳德·鲍曼认为：专家参政的大规模涌现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战争的特殊形势促使威尔逊总统广泛动员大学学者为政府服务。^[6]历史学家对专家参政的追溯更为久远。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认为，早在20世纪前10年，一些政治家便已经起用大学学者为政府提供专家服务了。尤其是在进步主义改革的模范州——威斯康星州，州政府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之间的亲密合作“预示了后来所有智囊团的出现”^[7]。此后，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因“智囊团”而凸显的专家参政现象，实际上源自美国各级政府在20世纪早期的政治实践，进步时代的“威斯康星理念”以及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的“调查团”（The Inquiry）乃是专家参政现象的雏形。对此，霍夫斯塔特一语中的：“随着进步主义一代人的崛起，学者作为（政府）专家的时代终于到来了。”^[8]本书所考察的正是这一处于雏形阶段的专家参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