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高宗乾封元年所立官寺的寺额
《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麟德三年（666）正月，唐高宗因封禅泰山，改元乾封，随后诏令“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三观，封峦、飞烟、重轮三寺。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22]《册府元龟》所载大体相同，云：“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诏兖州置观、寺各三所。其观以紫云、仙月、万岁为称，其寺以封峦、非烟、重轮为名，各度七人。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各度七人。”[23]两者所载基本一致，仍有两点不同：其一，兖州所立三观三寺中一观一寺的名称小异，《旧唐书》之“仙鹤观”“飞烟寺”，《册府》分别作“仙月观”“非烟寺”； 这与本书讨论的诸州官寺关系不大，此不详考。其二，《旧唐书》未载高宗诏立兖州三观三寺及天下诸州一观一寺的度僧道人数，《册府》所载均为“各度七人”。关于度僧人数，详见下节讨论。
《旧唐书·高宗本纪》所载“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及《册府元龟》所云“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即高宗乾封元年（666）诏令天下诸州设立官寺（官观），然诏令中并未明言诸州所立官寺的寺额。遂造成众多学者关于这批官寺是否统一赐额的不同推测。塚本善隆先生认为应与日本国分寺制度相类而统一命名。[24]道端良秀先生以武后、中宗和玄宗时三次设置官寺的惯例进行类推，亦认为应是统一命名。[25]富安敦先生则据兖州所立三观三寺均分别命名，认为诸州“国寺”（日本学者所谓“官寺”）亦应是分别命名。[26]笔者注意到，三位前辈学者关于高宗乾封元年诸州官寺是否统一命名的争论，均系依据自己认为合理的惯例进行推演，并未提出任何资料支持。
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和《全唐文》卷238卢藏用《景星寺碑铭》均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廿祥瑞”之一“瑞石”条记载：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严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庙侧，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卜）代（世）卅，卜年七百。其表奏为上瑞，当为封岳，並（普）天咸置寺观，号为万寿。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观自号灵图。[27]
这段文字中有几点信息值得注意：第一，高宗官寺的设立时间为乾封元年（666），背景为封禅泰山；第二，高宗所立官寺和官观被统一命名为万寿寺、观；第三，沙州因发现瑞石而将本州所立官寺、官观单独命名为灵图寺和灵图观。其中，第一点可与传世文献中所载高宗官寺的设立时间和背景相印证，后两点则为传世文献所无。
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以下简称《沙州图经》）系沙州当地地方文献，初修于武周前期[28]，上距高宗乾封元年（666）约30年，故其中关于高宗乾封元年（666）设立佛教官寺的记载应属可信。沙州确曾设有灵图寺和灵图观，亦可印证《沙州图经》所载高宗乾封元年（666）设立官寺事件的可信。据李正宇先生研究，灵图寺位于沙州城西南李先王庙附近，是沙州最大僧寺之一，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10世纪前半期曾设有僧学，兼授僧俗生徒。内地往西域印度的求法僧人途经沙州时往往由该寺负责接待。该寺与敦煌当地军政要人的关系较为密切。灵图观则位于沙洲城北20里，至武周大足元年（701）犹存。[29]
雷闻先生在讨论唐代西州道观的始置年代时，也注意到《沙洲图经》的上述记载，并据此认为“高宗封禅之后在全国各州新建立的寺、观皆以‘万寿’为名，唯独沙州是个例外，因有‘瑞石’之祥，遂为‘灵图’之号。可以想见，当时西州所立道观的名字也当为‘万寿观’，或许这正是西州最早的官立道观，虽然我们目前尚未在吐鲁番文书中发现其直接证据”[30]。言外之意，即除沙州之外，包括西州在内的全国诸州乾封元年（666）所设官观（寺）均统一赐额为万寿观（寺）。[31]
目前虽未发现西州万寿观的踪迹，吐鲁番文书中却有西州万寿寺的记载，且至开元年间犹存。[32]此西州万寿寺或即西州奉高宗诏令而设立的官寺。
然而，《全唐文》卷238卢藏用《景星寺碑铭》则为我们提供了高宗设立佛教官寺的另一版本：
容州都督府景星寺者，高宗天皇大帝所建也。高宗继文嗣武，缵历登枢，淳化洽于无垠，至德覃于有截，缉熙庶绩，平章百姓。沐雨思理，窅然姑射之风；顺风闻真，邈矣崆峒之野。金绳玉检，跻日观而告成功；宝篆瑶缄，禅云亭而肃明祀。灵茅瑞鲽，海岳之珍毕萃；气象讴歌，天人之心允接。增封东岱，有景星垂象，制诸州置寺，仍景星为名。[33]
这段文字包括两点重要内容：其一，置寺背景为封禅泰山，这可与前引《旧唐书》《册府元龟》及《沙州图经》的记载相印证；其二，因封禅泰山时有景星出现而将这批官寺被统一命名为景星寺。需要注意的是，《景星寺碑铭》仅云“制诸州置寺，仍景星为名”，并未提及前引《旧唐书》《册府元龟》所载“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及“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中的道观。这是因为，《碑铭》仅记容州景星寺相关史事，无须旁及天下诸州同时设立的道观。
《景星寺碑铭》系卢藏用流放安南途中，路经容州时，应时任容州都督府都督之请所撰，原碑立于开元四年（716）。《碑铭》所载内容真实可信，应非后人假托卢氏之名伪撰。[34]此《碑铭》在宋代至清中期的金石文献中多有著录，可证其流传有序。[35]然有一点值得注意，立碑时间距离乾封元年（666）已有约50年之久。据碑文，当时容州景星寺早已改额迁址多年，且无人问津，故碑文中关于景星寺设立缘由的记载，应系据当地人记忆追述。
两相比较，《沙州图经》和《景星寺碑铭》似乎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前者认为高宗乾封元年（666）设立于天下诸州的官寺（官观）被统一赐额为万寿寺（观），沙州因发现瑞石而被允许将当州官寺（观）单独命名为灵图；后者则认为，乾封元年（666）高宗制令天下诸州设立的官寺因封禅泰山时有景星出现而被统一赐额为景星寺。表面上看，两种文献的记载似乎存在较大分歧；若细绎两种说法，可知其中的共同之处同样至为明显：沙州灵图寺（观）和容州景星寺均系因祥瑞得名，且瑞石和景星为两种不同祥瑞。
其实，沙州灵图寺（观）和容州景星寺系因不同祥瑞而得名的记载，可得成书更早的《法苑珠林》的印证：
今上皇帝（按，指高宗），……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让德上玄，推功大圣。乃发明诏，班示黎元。天下诸州各营一寺，咸度七人。随有嘉祥，用题厥目。逖听图史，循览帝王。道被寰区，仁霑动植。警日观以崇祀，昭明堂以阐化。牢笼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36]
所谓“随有嘉祥，用题厥目”，即根据诸州所出现的不同祥瑞为当州所立官寺（观）分别命名。《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距高宗乾封元年（666）诏立官寺仅两年，作者道世乃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应无可疑。“随有嘉祥，用题厥目”，亦与《册府元龟》所载“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中“别置”的记载相符。若高宗乾封元年（666）所颁官寺诏令中确曾包含将诸州官寺统一命名为万寿或景星的内容，则道世在撰写《法苑珠林》时绝无只字不提之可能，自然更不会留下“随有嘉祥，用题厥目”的相反记载。与此同时，《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中亦应有所记载，而不会只云“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或“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
《沙州图经》与《景星寺碑铭》所载高宗诏立官寺的寺额虽不相同，但寺额命名均系因重要祥瑞而来。瑞石类似《唐六典》中的“白玉赤文”，唐代定为上瑞，《沙州图经》所谓“其表奏为上瑞”即可印证；景星则为唐代大瑞。[37]这也是两种文献均部分地保留了“随有嘉祥，用题厥目”的原始诏令内容。上引沙州因发现瑞石而将当州设立的官寺（官观）命名为“灵图”，及容州因景星之瑞设立景星寺之事，正是道世所谓“随有嘉祥，用题厥目”的绝好例证。
需要注意的是，除容州曾奉高宗敕令设立景星官寺外，传世文献中尚有9例景星寺（观）的记载。这些记载多见于宋代地理志书中，现将相关史料整理列表如下：
以上9例宋代文献中的景星寺（观），至少辰州景星寺和儋州景星观条，皆明载其立于高宗乾封元年（666），应为乾封元年（666）所立高宗官寺（观）。其余7例虽无法准确判断是否设立于高宗乾封年间，但其中应有部分为高宗官寺（观）。前文既云高宗官寺的寺额系因各地产生的不同祥瑞而分别赐额，何以传世文献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同额景星寺（观）？笔者推测，虽然唐高宗封禅泰山的同时或稍后不久，许多地方州府相继向中央表奏祥瑞，这些祥瑞大多应为地方官员伪造。景星作为唐代祥瑞体系中最高等级的大瑞，又具有不可核验的特点，遂成为地方官员选择伪造祥瑞的首选。表中所列宋代文献中地方诸州的景星寺和景星观，其中大部分应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而非乾封元年（666）当州确曾出现过景星大瑞。
本节的讨论显示，沙州同时存在灵图寺和灵图观，已证实《沙州图经》所载的可信。若吐鲁番文书中至开元年间犹存的西州万寿寺确为高宗乾封元年（666）所立，则《沙州图经》所载高宗封禅泰山后诏令天下诸州设立万寿寺（观）之事亦属史实。但是，传世文献中明载设立于高宗乾封年间的万寿寺却难觅踪迹。[38]可知高宗乾封元年（666）设立万寿寺（观）的诏令执行时间极短、范围十分有限。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诸州不断表奏祥瑞，高宗最终诏令以各州不同的祥瑞为当州官寺命名。道世《法苑珠林》所载“随有嘉祥，用题厥目”，正是这一最终诏令的体现。[39]《景星寺碑铭》系卢藏用据当地人50年后追忆而撰，遂将容州因“景星”之瑞设立景星寺之事误为全国性统一诏令。宋代地理文献中的多例景星寺（观），同样应是在“随有嘉祥，用题厥目”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