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一个仅仅依赖专业性的文字表达而生存的人文学者，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人认真地读过你写的文字，并且能够跟你展开深度的交流与对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你的不可多得的好学生；而作为导师，教学生涯中最值得夸耀的时刻，就是在你认真地读过好学生的文字之后，找到了太多你想要表达却又无力表达的东西。

在张隽隽的著述里，我就体验到了这种被好学生无情超越的“酸爽”感觉。

张隽隽是我作为导师指导的第二个博士研究生，这部书稿就是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电影发生学研究》演变而来。得益于她的这篇论文，我也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以及2017年度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研究生部分）。实际上，从2007年获得北京大学朱光潜奖教金以后，我已经十年没有得到过任何层级的教学奖励了。每次填充各种表格，在这方面都会出现空白，内心的惭愧是无以言表的。

迄今为止，北大最令我敬佩的地方，仍然是它的“底线”意识，这也是身为其中一员的骄傲。我敢肯定地说，至少在学术层面，北大内部的表彰标准，确实远远高于“社会”。现在我要强调：张隽隽就是得到过“北大优博”的好学生。

应该说，这是一本在理论和方法、观点和结论等领域都有创新和突破的学术著作，在建构中国电影发生史以及探讨魔术师卡尔·赫兹、“补助兴复海军社”与上海基督教的电影放映等方面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行文之间，每章每节都是说来话长的议题，是需要专门的论文去讨论了。但择其印象最深的部分，还是一种不畏权威和挑战经典并坚持质疑和辩难的学术勇气，以及穿透巨量文献及其表层信息直击现象核心的问题意识。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便拥有了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义和难得的理论品质；而在理论与方法的层面，也尽量保持着动态开放和兼收并蓄。对于一个初入学界的年轻学者而言，这种努力和能力，是非常令人欣慰并充满期待的。

诚然，优点也有可能变成缺陷。由于希望在早期电影研究的中外理论与方法之间寻求整合，使得本书对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没有展开更有说服力的阐发；而对“是否应该将中外影人合作拍摄的电影称为‘中国电影’？”，以及“主要在上海、香港进行生产和消费的电影应该被称为‘上海/香港电影’还是‘中国’电影？”等问题，其实不应该在“发生学”的框架里提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发生学”或“历史现场”的研究，本来就将问题从“是什么”转换为“在哪里”了。

关于这本书，还就两个话题展开一下。

第一个话题是生活的祝福。

先说结论：念博士确实高冷，何况还是做冷僻的学问，因此更加需要传奇爱情的催化与美好婚姻的见证。初识隽隽的时候，隽隽当然是逍遥的单身贵族，读书作文都是了无挂碍，却也似乎缺少具体的方向；同时我也察觉到，在另外一个生活的领域，隽隽的烦恼也是不少；好在终于有一天，她情不自禁地充满喜悦地告诉我，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似乎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隽隽的动力、方向和目标都已明确，我也终于放心下来，意识到她的博士论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毕业之后两人一起去了杭州，不久隽隽又跳槽去到了上海，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现在著作又要出版了。我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当下正是事业打拼和家庭经营的关键时刻，真心祝愿他们携手共进、共度难关。

第二个话题是西雅图的对外交流。

尽管在北大的课堂和相关的研讨中，有关什么是“中国电影”、如何研究中国电影以及怎样面对西方宏大理论诸如“现代性”或“白话现代主义”等，始终都是我跟我的研究生们一以贯之的话题，但“跨界”研究也是我们坚守的视野，这就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在这方面，读博期间，隽隽借助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国内外大学博士生联合培养平台，非常主动地联系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比较文学系的柏右铭（Yomi Braester）教授，并在那里访问了一年。现在这本书，处处可见这一年国外访学所获取的独家资料和新鲜思考。我是因为隽隽才跟柏右铭教授有了直接的交往，并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我是没有想到，在我们之间，除了学术上的各种沟通之外，其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认知如美食和茶道等，竟都是从他那里向我“反向输出”。去年“双十一”，他从淘宝里精心“淘”到的各种茶叶和茶具，便曾经堆满过我家的储藏间；而今年新增的“小宝贝”也越来越多，眼看堆不下了。对一种东西这么“无节制”地表示热爱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时候我就猜测，他的前世可能就是中国人。

在张隽隽的这本书里，也可以找到这一年的足迹。尽管在很多方面，隽隽已经比我们俩走到了更远。

李道新

2020年3月2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