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等收入陷阱：多重视角下的谜题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MIT）是一个用于讨论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现象的概念。[1]不过，这个概念通常指的是“一度经历高速增长而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没法一跃成为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一度陷于中游”的国家。[2]
吉尔和卡拉斯首次定义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3]实际上，通过对东亚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吉尔和卡拉斯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正被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两面夹攻——前者依赖低工资带来的竞争优势占领了成熟产业，后者则凭借雄厚的资金与创新能力主宰着那些正经历急剧技术变革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认为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会经历三个层次的转变：“第一，随着各国专业化分工日趋加深，生产和就业的多样化趋势将放缓，然后调头向单一格局发展；第二，投资在驱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降，而创新则加快步伐；第三，教育系统的功能将会改变，它赋予劳动者的不再是被动地适应当下科技的能力，而是主动创造新产品、开发新工艺的能力”。[4]在那些采取了成功的策略从而超越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人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转变。
普鲁赫尼克和佐克扎克对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采用描述性而非实证性的语言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5]概括来说，当一个国家不再能够凭借传统的增长引擎，尤其是低工资水平来维持企业的集聚时，它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能力，这个国家无法与不具有价格竞争力但具有质量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也无法与工资更低的低收入国家竞争。结果它只好卡在中间，所以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种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设置了一个固定的门槛。例如，斯宾塞提出的标准为人均收入（GDP per capita，PPP）在5000美元至10000美元，[6]因为他认为，在这一发展阶段，向更高收入水平的转变开始变得困难了。第三种定义则围绕着增长放缓的概念展开。艾肯格林、朴东勋和申冠浩研究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年内平均GDP增速至少达到3.5%的中等收入国家。[7]从这一研究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七年平均增长至少两个百分点的国家所遭遇的突然的经济放缓。正如胡永泰所断言的那样：“考虑到最富裕国家的收入在过去两百年里始终稳步上升，当经济学家要确定将一个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分析指标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分析指标必须具有内在的动态性。鉴于全球收入水平（人均产出）的上界仍在攀升……分类的界限不应该以绝对收入水平为基础”。[8]
在界定了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之后，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找到摆脱这一陷阱的途径。学术文献提出了许多影响一个国家能否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艾肯格林、朴东勋和申冠浩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放缓。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想办法促进生产率的提升。阿格诺尔和卡努托强调金融和产品创新对于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9]而江川晓夫认为，一个国家收入越不平等，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越高。[10]扬科斯卡、纳根加斯特和拉蒙则指出，缺乏适应快速城市化的能力可能会增加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11]
其他类似的文献则没有提出任何决定性因素，因为它们认为是多重条件共同造成了这一问题。除了上述几点外，还可以确定的影响因素有：经济不够多样化、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不足、法律和体制框架薄弱、各部门发展之间关联度不够、出口产品种类单一、增加值低。[12]艾亚尔等人认为有必要从多角度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他们的研究涵盖了制度、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区域一体化、人口结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结构、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质量差、公共部门过度扩张、高科技产品出口少乃至人口老龄化趋势等一系列问题。[13]最后，普鲁赫尼克和佐克扎克指出了一个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七个原因，它们分别是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多样化程度低、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先进基础设施不足、创新水平低、制度薄弱与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14]
事实上，上述因素都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及其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考察是合乎逻辑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countries，LACs）的状况明显说明具有更强竞争力的国家同时也是发展得更好的国家。
表1显示了世界银行提供的拉美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2017—2018年），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排名50位以下，竞争力较低，故而（在理论上）属于难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表1 2017—2018年拉美国家全球竞争力指数
另外，金斯伯格[15]提出了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不同视角。在他看来，“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这些挑战最终是政治的挑战，而不是技术或纯乎经济的。其中，基本的问题是路径依赖。适合发展早期阶段的制度可能并不适用于后期。但现实是，一旦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政府很可能会坚持采取曾经有利的策略和制度。毕竟，早期的经济增长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并且能够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中产生越来越多的政治回报。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改革增长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以避免经济学家称为‘局部最大值’的困局。”[16]根据这个想法，多纳和施耐德声称，大多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都指出了制定必要政策所需的一些最起码的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政治决心、政治领袖的长远视野、广泛的社会共识、商界与政府的合作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包容性政治。[17]
尽管学界致力于寻找中等收入陷阱的精准定义以及走出陷阱的方法，中等收入国家（Middle Income Countries，MICs）的现实仍旧令人不知所措。这些国家各有特点，境况各异。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26美元至12475美元之间（2011年）。因此，这些国家在规模、人口和收入水平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表2显示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地区最重要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这一证据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足以使该地区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二是，在现有收入水平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方面，拉美国家内部存在巨大差异。
表2 人均GDP（按现行美元计算）
续表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Latin America Countries，LAC）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根据胡永泰的研究，在中国，有三类问题可能导致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8]他称这些问题为硬件故障、软件故障和电源故障。第一种情况包括整个经济机制的崩溃。例如一场信贷紧缩引起的银行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彻底陷入混乱，又比如一场预算危机会使得重要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性支出减少，产生高通胀，带来国际收支的困难。第二种情况是指治理缺陷造成的普遍而广泛的社会失调，这将扰乱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并阻碍私人投资。最后，电源故障指的是经济由于遇到自然限制或外部限制而无法继续增长，例如环境的崩溃。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提出了一种互补的方法。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了规避陷阱，中国需要探索鼓励发展的新途径。这些途径包括“提高投入使用效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创新力度、转向高价值服务”。[19]因此，该提案为中国的未来确立了一些战略方向。首先是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快开放式创新的步伐。其次是将环境压力转化为绿色生产的动力以促进经济发展、拓展机遇、扩大保健、教育等公共服务，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最后是发展现代化，强化国内财政体系，通过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联系起来，寻求与世界的互利关系。[20]
谈到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卡拉斯和科利提出，这些国家已经经历了几个增长周期，这些周期从信贷扩张带来的商品经济繁荣开始，然后进入危机，危机后再次复苏。[21]“这种走走停停的经济周期阻碍了拉美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尽管它们已经享受了几次快速的增长。”卡拉斯和科利认为，拉美国家的情况显然与东亚地区的成功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维持了50年的高速增长。
虽然没有一步登天的方法，但要战胜中等收入陷阱，多学科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从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等多方面考虑这一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能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并由此找到帮助其实现高收入的途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不同角度观察这一复杂现实的不同特性。
本书从多学科角度分析了中国及拉美国家避免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在这本书中，你能看到不同作者从不同且互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或呼吁打击收入不平等，或提倡贸易协定，或鼓励发展融资，或强调跨国公司的作用。他们将中国同拉美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旨在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第一章中，科尔特斯（Cortés）讨论了一个地区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如何借鉴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长期增长，最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第二章中，费尔德曼（Feldmann）强调了大公司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成为技术创新大国的必要条件，而实现前者的最佳途径就是培育大规模的本国企业。因此，拉美国家需要想办法建立一批大型的跨国公司，从而跻身那些不愿向别国开放的发达国家集团。
接下来，博尔克斯（Borquez）从智利入手，研究该国与美国、中国分别签署的贸易协定。他指出，这两份协定实际上签署于同一时期，并且都制定了商品、服务、投资跨国流动的放行程序。然而作者发现，它们各自补充协议的后续进展存在差异。一方面，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未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则逐步融入了新的条款，转变为更复杂的法律文件，将重点放在两国互利互补的部门，强调发展金融、技术和科研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经济合作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并能够帮助智利这样的小经济体走上发展之路。
在后一章中，比内蒂（Binetti）指出，中国自21世纪初以来已成为南方共同市场（the Common Market of the South或Mercosur）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他分析了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关系的演变，并且把重点放在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发展上。顺着这一思路，比内蒂强调南方共同市场作为一个整合机制的优势和缺陷，并提出各成员国可以对该组织进行改革，从而加深一体化，建立共同的对华政策，进而利用现有机会打破中等收入陷阱。
周华、巴尔德雷和蒙托亚（Zhou，Valderrey和Montoya）则分析了墨西哥和中国开放双边贸易合作后可能出现的情形。他们首先考察了两国之间的商业友好关系，然后从福利角度揭示了墨西哥与中国达成合作将带来的潜在好处。他们的研究说明了利用贸易来提高社会福利的好处和局限性。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塞万提斯和哈特曼（Cervantes和Hartmann）的研究。他们聚焦墨西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活动，考察它们是如何从一个新兴经济体扩张到另一个无论是地理还是文化上都相去甚远的国家。这一章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政府的问题，也是私人部门的问题。同样，雷加拉多—佩苏、萨帕塔和蒙托亚（Regalado-Pezúa，Zapata和Montoya）阐释了中国针对拉美市场的品牌建设及国际化战略。以上两章都为国家利用商业环境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冈萨雷斯和莱穆斯（González和Lemus）则观察到，拉美国家在制造业出口方面正失去竞争力。而与此同时，它们在高技能创新方面也无力与更繁荣的经济体竞争。所以，这些国家就“卡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了。由此，他们将中国的创新城市模式作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可能途径，并对其进行了阐释。
接下来，埃尔南德斯（Hernández）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合作，考察近年来中国是如何大大拓展其国际合作援助、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他证实，拉美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合作的战略目的地。从他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提出合作不免是出于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合作包含的商业目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确实能够帮助拉美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莱穆斯和塞尔达（Lemus和Cerda）则从相反的角度解读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发展筹资。他们探讨了拉美国家的融资发展新主体是如何产生的，具体而言，他们研究了中国模式在拉美的运作情况，并分析这种模式能否帮助拉美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他们阐释了中国机构为支持经济发展对拉美进行资助这一经济背景，进而讨论了2006年至2016年中国对拉美财政援助的特点和范围。最后，他们总结了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新兴的模式既意味着风险，又能带来新的机遇。
最后两章是关于巴西与中国。正如哈泽、张、维尔纳和胡恩奎拉（Hase，Tjong，Werner和Junqueira）所阐述的，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和巴西正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发展机遇。但是，尽管它们在地域和收入水平方面有相似之处，我们仍有必要考虑两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满足它们各自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作者认为巴西是一个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地位及其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还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经历了几十年的生活水平上升和财富创造之后，中国也不得不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最近，巴西和中国都试图通过投资本国消费来阻止拉动经济增速。在此语境下，作者对两国政府为刺激消费采取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巴比里、费雷拉和巴比（Barbieri，Ferreira和Barbi）把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分析。他们提出，环境治理必须是多层次的（地方、国家和全球）、多方参与的、以推动负责任的环境发展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西和中国这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制定和实施关于适应、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作为能够为本国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因为避免或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同样需要全球性、可持续的视野。
丹尼尔·莱穆斯·德尔加多（Daniel Lemus-Delgado）
米格尔·蒙托亚（Miguel A.Montoya B.）
毛里西奥·塞万提斯·塞佩达（Mauricio Cervantes-Zepeda）
[1] Pruchnik，K.and Zowczak，J.，Middle-Income Trap：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7.
[2] Richard，F.，Doner，R.and Schneider，B.S.，The Middle Income Trap：More Politics than Economics，World Politics，2016，68（4），pp.608-644.
[3] Gill，I.and Kharas，H.，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
[4] Gill，I.and Kharas，H.，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
[5] Pruchnik，K.and Zowczak，J.，Middle-Income Trap：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7.
[6] Spence，M.，The Next Convergence.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
[7] Eichengreen，B.，Park，D.and Shin，K.，Growth Slowdowns Redux：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8] Woo，W.T.，The Major Types of Middle-income Trap That Threaten China，In W.R.Woo，M.Lu and J.D.Sachs（Eds.），A New Economic Growth Engine for China：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by Not Doing More of the Same，2014，pp.3-39，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9] Agénor，P.R.and Canuto O.，Middle- Income Growth Traps，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Group，2012.
[10] Egawa，A.，Will Income Inequality Cause a Middle-income Trap in Asia？，Bruegel Working Paper，2013，http://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imported/publications/WP_2013_06.pdf.
[11] Jankowska，A.，Nagengast，A.and Ramon，J.，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Paris：OECD，2012.
[12] Felipe，J.，Kumar，U.and Galope R.，Middle-income Transitions：Trap or Myth？，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4.
[13] Ayiar，S.，Duval，R.，Puy，D.，Wu，Y.and Zhang，L.，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14] Pruchnik，K.and Zowczak，J.，Middle-Income Trap：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7，Agénor，P.R.
[15] Ginsburg，T.，Law and Development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In T.Ginsburg and R.Peerenboom，Law and Development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1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46-269.
[16] Ginsburg，T.，Law and Development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In T.Ginsburg and R.Peerenboom，Law and Development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1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1.
[17] Richard，F.，Doner，R.and Schneider，B.S.，The Middle Income Trap：More Politics than Economics，World Politics，2016，68（4），pp.608-644.
[18] Woo，W.T.，The Major Types of Middle-income Trap That Threaten China，In W.R.Woo，M.Lu and J.D.Sachs（Eds.），A New Economic Growth Engine for China：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by Not Doing More of the Same，2014，pp.3-39，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19] 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
[20] 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
[21] Kharas，H.and Kohli，H.，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2011，3（3），pp.281-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