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中国宗教学理论发展的战略之举
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关怀。从学者个人看,创立新的理论学说是个人努力探索的结果。学者的不同见解,为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带来选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有时候,确是学者的创见有如闪电划破夜空,旧有的传统禁锢得以突破;但从历史进程的大局着眼,若无社会文化的孕育、社会群体的认同与张扬,学者个人提出的问题和创见则有可能无的放矢或被束之高阁,无法化作历史潮流。
130多年前,当宗教学这门学科在西方诞生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已是诸多学科林立、各个学科内也是诸多学说争雄;在宗教研究领域,启蒙运动思想家和18世纪法国战斗的无神论,已经充分揭露了宗教的虚伪与荒谬,阐明神灵、神迹等观念的虚幻性质。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将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动力,社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关联做了深刻的揭示,他们对宗教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入木三分。在此之后产生的宗教学,其使命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鬼神,没有天堂地狱,更不是把宗教归结为“傻子+骗子”,而是进一步追问:既然世界上没有鬼神,为什么人们还信仰宗教;宗教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根源和演变规律是什么,它到底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作用。
这种学科定位是战略性的,即从研究本质、规律和作用的高度研究宗教现象,深究其中的原因,解析运作的机制,由此将对现象的描述、感言和梳理提升为一门学科。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并形成不同的学派:有从思想观念的路径入手,将宗教归结为万物有灵信仰、无限观念的,如泰勒和缪勒;有从社会层面入手,将宗教理解为“集体表象”的,如杜尔凯姆;有从心理层面入手,将宗教情感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和集体无意识的,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有从功能角度入手,探讨宗教对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作用,如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茨等。不同的学说或学派有不同的核心范式,这些范式本身形成不同的学术制高点(亦是把握学术制高点的产物)。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进程看,每一次新范式的提出,都对旧有的范式造成巨大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每次冲击所带来深刻的思想解放,都会拓展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并作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由此又推动和改变宗教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关联。
由此来看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70年的发展历程,具有战略性的重大事件,一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二是对宗教的定位由意识形态的层面转向以文化的层面为主,三是以发展的眼光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十世班禅谈话时明确提出:“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3年,毛泽东就宗教研究发出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指出《现代佛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2.肯定任继愈论佛学的几篇文章是“凤毛麟角”;3.认为宗教影响广大人口,宗教研究有重要意义,如果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世界史、文学史、哲学史;4.建立一个世界宗教研究机构。此后,周恩来亲自领导筹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且明确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理论、现状,而且要深入地研究各种宗教的教理、教派、教义,要真正地懂得宗教。[4]
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主持下成立的,考虑到那个时代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氛围,考虑到此后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对此举措的评价见仁见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和跨入21世纪的人们,对此举措的感悟也有相当大的不同。时过55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无论当时的决策动机若何,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本身都是一个战略举措。如果没有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成建制的中国宗教学何时起步,难以想象。就像今天我们回顾中美建交,虽然觉得这是历史必然,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20世纪70年代初亲自运作建交,中美建交拖延到什么时候也不可知。套用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说,有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才形成一支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队伍。一旦春暖花开,很快就在80年代形成一大批奠基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在各大高校中,陆续形成一些培养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系科和专业研究机构。时至今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事业既有历史研究,亦有现实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亦有实证调研;既有宗教学通论或概论的总论性论著,亦有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现象学等分支学科的探讨。
战略性的举措往往意义深远。这些举措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可能已是十分重要(不然不会去开创),但其战略意义就像围棋中的布子一样,也许是经过多少手之后,会更觉得当初的那一手棋意义非凡。正是从这种长远影响的角度,我们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立是现代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的一个战略举措,而另一个战略举措是对宗教的定位由意识形态的层面转向以文化的层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