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早期国外学者在西夏文佛经的介绍、译释与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由于黑水城文献以俄罗斯收藏居多，而且文献保存状况相对要好，不像英藏文献多为残页，故学界早期对西夏文献的释读与研究主要是以俄藏文献为对象，研究工作也主要是由俄罗斯学者进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较早从事黑水城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有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涌现出了戈尔巴乔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克恰诺夫（Е. Н. Кычанов）、克平（К. Б. Кеппинг）、孟列夫（Л. Н. Менышков）、索夫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和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А. П. Тереньев-Катанский）等一大批致力于西夏学研究的学者。伊凤阁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订了许多西夏文佛经文献，于1961年出版了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部分片段并附有汉译文；1963年，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继龙果夫、聂历山之后，完成了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全部黑水城西夏文献的考订编目工作，出版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一书。在全部收藏的8000多个编号400多种藏品中，佛经占了370种，首次提供了一个十分丰富的佛经文献目录。1999年，克恰诺夫还于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除了那些字迹潦草、溃漫不清的社会经济文书外，该书几乎将所有西夏文文献囊括其中。此外，克恰诺夫还从藏族文化、法律等角度出发论述了西夏佛教，撰写了一系列文章，20世纪60年代亦曾发表《西夏国佛教史略》一文，利用汉文史料和西夏文资料对党项人宗教信仰、佛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佛教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做了阐述。[2]
近几十年来，随着俄藏西夏文献的刊布，俄罗斯学者对黑水城文献及西夏佛教研究不断深入，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学者中以索罗宁（K. J. Solonin）教授著述最丰，对西夏汉传佛教关注最多。如其对西夏佛教中“洪州宗师学说思想”做的论述；对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镜》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文献所代表的佛教传统中圭峰宗密华严禅的因素；以黑水城出土的《解行照心图》为切入点，揭示了辽与西夏之禅宗关系；对西夏“官方”和“民间”两个佛教传统做了探讨，认为“官方”佛教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是汉传佛教，“民间”佛教流入时代较晚，藏传佛教最初只在民间流传，试图假设西夏佛教“体系”以及“汉传”在内之地位；根据西夏文献《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序篇记载，论证西夏佛教曾经存在“汉藏佛教圆融”趋势，西夏佛学界的佛教史概念中不存在“汉藏”对立或分歧。[3]
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在国际上仅次于俄罗斯，对西夏汉传佛教的关注也不少。1976年，西田龙雄出版了三卷本《西夏文华严经》，将日本所藏十一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对照翻译并注释研究，亦介绍了不少西夏文佛教经典。[4]小林照道发表的《西夏佛教に关すゐ诸研究》，较早地对西夏佛教相关问题做了分析研究。松泽博（野村博）著《西夏·仁宗の译经にっぃて——甘肃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经を中心として——》一文，对甘肃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佛经做了整理，指出其为西夏仁宗时期翻译的佛经。荒川慎太郎著《日本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考释》，对日藏西夏文献《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做了考释。向本健所著《西夏における黑水城と敦煌の佛教文化につぃて——弥勒信仰をてがかりに》一文介绍了黑水城和敦煌等地出土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背景和内容，并分析了西夏时期的弥勒信仰。[5]
国内学界对西夏佛教文献的关注亦始于20世纪初期，开其先河者为罗振玉、罗福苌、罗福成父子和王国维、王静如、周叔迦等人，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中即收录有不少有关西夏佛教的论述，其中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最早译释和记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百部西夏文佛经。1932年之后，王静如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6]主要对西夏文佛经进行翻译考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更多学者亦加入西夏学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丰硕，对西夏汉传佛教文献关注得也越来越多。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是填补学界西夏佛教史研究空白最早的著作，史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西夏文、汉文、藏文有关记载以及考古成果，对西夏佛教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书中亦附有西夏文译经序、跋、发愿文、碑铭、题记的汉译文，汉文佛经发愿文、题记，西夏佛教流传大事年表，西夏文佛经目录等，对中原流行的几大宗派如禅宗、净土宗、天台宗等在西夏的流布情况也做了简要介绍。[7]白滨、史金波两位先生合作先后发表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西夏时期的敦煌佛教》《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等论文，对莫高窟、榆林窟发现的西夏文题记进行释读与考证，其中对西夏汉传佛教文献有所论述。[8]聂鸿音、孙伯君从版本学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诸多汉传佛教西夏佛典的不同译本和佛教术语做了不少研究。[9]崔红芬对西夏华严信仰关注颇多，考证了有关华严经典文献，[10]近几年来不少年轻学者如李灿、于业勋、孙飞鹏、罗曼、许鹏、袁志伟、高山杉等对西夏汉文本或西夏文本华严佛典文献做了大量整理校勘工作，对华严信仰或华严忏仪做了进一步考释。[11]关注西夏净土信仰的成果也很多，如最早张元林、孙昌盛对西夏净土信仰或往生信仰文献的研究，[12]孙伯君、韩潇锐、于光建、阎成红对西夏文净土宗文献的考释。[13]出土的各类西夏文献中也有不少天台宗信仰佛经，对这类文献整理研究也很多，如崔红芬、何金兰分别对英藏和甘肃藏西夏文本《妙法莲华心经》的考释等。[14]西夏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五台山崇拜等也是西夏佛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方面陈炳应、刘玉权、王艳云、公维章、杨富学等几位学者著有论述，[15]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越来越多的此类文献得到整理和考释。[16]汉文版大藏经的刊印和西夏番文大藏经的翻译问题也是研究西夏汉传佛教所不能回避的，这方面李际宁和杨富学两位学者已有专论。[17]还有很多年轻学者对西夏文本佛教典籍进行了译注或考释，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西夏汉传佛教提供了有益资料。[18]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从西夏石窟的开凿及艺术特点、民族政策以及各民族间佛教文化的交流等角度对西夏汉传佛教进行探讨，以上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本选题的撰写提供了珍贵的指导和参考资料。
[1] 对建立西夏的党项族族属问题，即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还是鲜卑族的一支，历来学术界争议颇多。但陕西榆林市新发现的《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证实了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应当是羌族，参见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周伟洲：《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考辨》，《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创刊号）。
[2] [俄]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Е. Н. 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в，К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Mikhail Piotrovesky，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Electa：Thyssen-Bornemiza Foundation，1993.
[3] K.J.Solonin，Guifeng Zongmi and the Tangut Chan Buddhism，《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1998年；K.J.Solonin，“The Masters of Hongzhou in the Tangut State”，Manuscripta Orientalia 4，No.3，1998，pp.10-15；K.J.Solonin，“The Tang Heritage of the Tangut Buddhism”，Manuscripta Orientalia 6，No.3，2000，pp.39-48；K.J.Solonin，“Hongzhou Buddhism in Xixia and the Heritage of Zongmi（780-841）：A Tangut Source”，Asia Major 16，No.2，2003，pp.57-103；K. J. Solonin，“The Essenc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asters of the Hongzhou Lineage” as the Source for the Research of Tangut Buddhism，载《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4年版，第549—562页；K. J. Solonin，Khitan Connection of Tangut Buddhism，载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95页；K.J.Solonin：《南阳慧忠（？—775）及其禅思想——〈南阳慧忠语录〉西夏文本与汉文本比较研究》，载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0页；[俄]索罗宁：《辽与西夏之禅宗关系：以黑水城〈解行照心图〉为例》，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上），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72—85页；[俄]索罗宁：《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俄]索罗宁：《〈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序及西夏汉藏佛教的一面》，《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4] [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1—3辑，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1977年版。
[5] [日]小林照道：《西夏佛教に关する诸研究》，《支那仏教史学》第2卷第3号，1938年；[日]松泽博（野村博）：《西夏·仁宗の译经にっぃて——甘肃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经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苑》第26—27号合刊，1986年，第1—31页；[日]荒川慎太郎：《日本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考释》，载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西夏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28页；[日]向本健：《西夏における黑水城と敦煌の佛教文化につぃて——弥勒信仰をてがかりに》，载沈卫荣、[日]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370页。
[6] 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上海书店影印本1996年版。
[7]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1980年第1辑；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白滨：《西夏时期的敦煌佛教》，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437页；白滨：《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0页；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91页；史金波：《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流失和考察》，《文献》2017年第3期。
[9] 聂鸿音：《西夏佛教术语的来源》，《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聂鸿音：《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聂鸿音：《西夏的佛教术语》，《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聂鸿音：《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聂鸿音：《西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初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8—123页；聂鸿音：《华严“三偈”考》，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净土求生法》，载《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13—2013），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9页；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孙伯君：《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孙伯君：《〈佛说阿弥陀经〉的西夏译本》，《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孙伯君：《西夏文〈妙法莲华心经〉考释》，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5页；孙伯君：《鲜演大师〈华严经玄谈抉择记〉的西夏文译本》，《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孙伯君：《澄观“华严大疏钞”本》，《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孙伯君：《裴休〈发菩提心文〉的西夏译本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孙伯君：《故宫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考释》，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182页。
[10] 崔红芬：《僧人“慧觉”考略——兼谈西夏的华严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崔红芬：《西夏汉文本华严经典考略》，《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1] 李灿：《元代西夏人的华严忏法——以〈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于业勋：《英藏西夏文〈华严普贤行愿品〉残页考》，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2页；孙飞鹏：《〈华严经〉卷十一夏汉文本对勘研究》，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0页；孙飞鹏、林玉萍：《英藏西夏文〈华严经〉（八十卷本）残片整理及校勘研究》，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0—88页；孙飞鹏：《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残件整理与校勘》，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318页；罗曼：《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一卷”的论文介绍“十种事”的例子》，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32页；许鹏：《中藏S21·002号西夏文〈华严忏仪〉残卷考释》，《五台山研究》 2015年第1期；许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名略〉》，《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袁志伟：《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高山杉：《有关〈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几个新发现》，《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12] 张元林：《从阿弥陀来迎图看西夏的往生信仰》，《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净土信仰》，《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 孙伯君、韩潇锐：《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西方净土十疑论〉略注本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于光建：《武威藏6749号西夏文佛经〈净土求生礼佛盛赞偈〉考释》，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82页；阎成红：《俄藏Инв.No.6761西夏文题记的归属——兼及西夏文〈极乐净土求生念定〉的复原》，《西夏研究》2016年第2期。
[14] 崔红芬：《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本〈妙法莲华心经〉研究》，《普陀学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321页；何金兰：《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妙法莲华心经〉考释》，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128页。
[15] 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王艳云：《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创刊号）2010年第1期。
[16] 何金兰：《甘肃省博藏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释译》，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14页；张九玲：《〈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张九玲：《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赵阳：《西夏佛教灵验记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为例》，《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3期。
[17] 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年第1期；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载季羡林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8—344页。
[18] 马格侠、张文超：《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载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488页；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张九玲：《俄藏西夏文〈大方等大集经〉译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孙飞鹏：《西夏文〈方广大庄严经〉残片考释》，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8—71页；赵天英、张心东：《新见甘肃临洮县博物馆藏西夏文〈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残卷考释》，《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李政阳：《俄藏黑水城文献TK75〈文殊菩萨〉考释——兼论文殊信仰在西夏的流传》，《五台山研究》2016年第3期；袁志伟：《西夏大手印法与禅宗关系考——以〈大乘要道密集〉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