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考察二阶段的分析
国内对《查信》的研究始终是在“马克思晚年思想”以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这两大问题背景下展开的。[26]《查信》更多的是作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论据或例证出现，因而，对《查信》的考察散见于一些论文以及著作的相关章节中，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针对《查信》研究的单独论著。
本书认为，国内学术界对《查信》的考察，从逻辑和时间上呈现一种从“问题阶段”到“文本阶段”的转变。其中，“问题阶段”集中对《查信》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及其延伸问题的讨论。这一阶段呈现的一个特点是：问题分析是在前面提到的两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范围不仅包括《查信》本身，还结合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其他论述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变化等角度展开。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在于，很多问题的讨论已脱离了《查信》文本本身，更偏向从更广泛抽象层面或者结合现实情况谈论。而“文本阶段”则单纯研究《查信》文本本身呈现的问题。简言之，“问题阶段”偏重《查信》内容，而“文本阶段”则更侧重《查信》文本形式。
一 问题阶段
“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构成《查信》研究的中心问题，一些其他具体问题（比如俄国革命性质问题、农村公社特点问题等）也有所涉及。这里我们先对其他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简单交代，然后再详细考察“跨越”问题。
（一）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多为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包括：
俄国革命性质问题。马克思在《查信》中曾提到“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7]，但对此并没有更详尽的阐述，于是，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产生争议。有学者认为其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例如，“马克思并不否认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条件是无产阶级革命”[28]。有的研究者则认为，革命性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指的俄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875年恩格斯批判特卡乔夫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也不是旧式的、17—18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马克思没有做过直接的表述，但是根据他对俄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分析，是完全可以看出他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思想的[29]。也有学者根据当时俄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分析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俄国革命就是当时“恐怖主义密谋家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领导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30]。
马克思与民粹派观点的异同问题。有学者以《查信》为主要文本讨论了俄国问题特别是农村公社及其前途问题，马克思与民粹派观点上的异同，并指出了二者几处根本性的原则分歧[31]。
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的区别问题。有学者认为，《查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关于公社起源及发展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马克思过去一直认为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公社所有制都是原始形式，起源于印度；现在认为它们不是来自亚洲，是自身的发展的产物，像东方很多地方的农村公社一样，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32]马克思在《查信》中以地质学的比喻给出了这样的论述：“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33]依据原生—次生—再次生的三大类型的社会形态，氏族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那么农村公社既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34]。因此，农村公社具有其固有的二重性。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重点，国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还是“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人们以《查信》中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为起点，延伸出非常多的问题，成为持续的考察热点。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及其延伸
从某种意义上说，“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是人们考察《查信》的中心问题，它与其他延伸话题共同构成一个个问题组（群），并引发持久的争论：第一，“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存不存在？这是不是他的正式主张？第二，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如何看待马克思在《查信》中提出这一构想？第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与马克思的前期理论存在矛盾吗？第四，“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历史现实的关系。第五，“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否具有普遍性。
问题一：“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存不存在？是不是他的正式主张？
学术界对此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正式复信中马克思没有再提及“跨越卡夫丁峡谷”，那么就说明这仅仅是马克思思想酝酿过程中的理论假设，不是他的正式主张。其理由在于：第一，某人思想只能以公开讲话或正式文字表达为依据，正式复信才是马克思关于此问题的最终真实意思表达。虽然草稿中曾存在“跨越”的提法，但在正式复信中被非常慎重地“放弃”了，没有正式认定。第二，恩格斯明确反对俄国有“跨越”发展的可能。恩格斯在1874—1875年的《流亡者文献》中指出：“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35]他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还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36]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正式复信舍弃“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表明马克思并未承认俄国具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只是说如果可以利用当时俄国的特殊条件在这一过程中缩短和减轻痛苦。
当然，更多人则持肯定态度，认为马克思是主张“跨越”想法的，理由如下：（1）虽然正式复信与三个草稿相比具体文字表述不完全一致，正式回复中也没有再使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提法；但是，马克思“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观点并未改变。正式复信中“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37]。是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2）马克思始终肯定“跨越”思想，他在其他文本中多次表达过这一思想。比如，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即“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38]；比如，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39]。这些都证明马克思赞同“跨越”的可能性。（3）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问题的具体论述确实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但他们的基本立场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虽然反复论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否定和批驳的是自由主义民粹派不讲条件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强调和重申的是马克思给“跨越”设定的严格条件，在理论上仍然肯定了跨越发展的可能。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批驳的是两种相反的极端观点（即不顾历史具体条件，盲目认定俄国必然通过资本主义或必然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批驳的对象不同，发表看法的历史条件不同，论述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侧重点自然不同。但从总体看，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明确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在内外条件具备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种一致性在他们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中得到充分体现[40]。
问题二：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如何看待马克思在《查信》中提出这一构想？
应答论，即认为马克思提出此构想是为了回复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考虑到《查信》写作的直接背景，马克思确实是应查苏利奇的要求，直接回应她提出的问题并进行专门阐述，“跨越”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事实上，马克思研究俄国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对他人提出问题进行回应的需要。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应俄国革命者的请求，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恩格斯接受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的挑战，于1875年撰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批驳民粹派的“落后优势论”；1877年，马克思为了澄清H. K.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世界历史哲学的错误，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
情感产物论，即认为此构想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观愿望或者自身情感的产物。马克思原本就对资本主义制度强烈批判，期待社会变革能使劳动阶级摆脱被剥削被异化的命运，自然不希望当时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俄国等东方国家再跳入其中；加之他对落后国家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抱有同情，更希望它们能够在摆脱以往专制或者侵略统治之后，更多地减轻痛苦，直接走上发展道路；他也希望这些国家爆发的革命能够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成联合，共同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联盟的建立，从而推动西欧以及西欧以外广大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他才提出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理论完善论，即认为马克思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及其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提出落后国家的“跨越”构想。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未能爆发的现实及其社会状况促使马克思转向对东方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原生态的研究，试图揭示社会形态更迭过程中私有制、阶级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不同路径，从而完善他的唯物史观；通过对俄国等落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分析它们发展道路的条件性、可能性，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跨越”思想。
问题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与马克思前期的理论存在矛盾吗？
矛盾说。主张矛盾说的学者认为，“跨越”构想与马克思前期思想中的多个理论存在矛盾。
“跨越”构想（多元历史观）与“世界历史”思想（一元历史观）的矛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早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他都强调由于生产本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主义不仅会在西欧发展，还会将它的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那些落后的国家为了免受被外族灭亡的命运，会被迫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1]而晚年马克思则认为俄国等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与早年观点相矛盾。有学者认为“跨越”构想明显承认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多元的历史观，与前面的一元的历史观构成前后矛盾。“马克思先前的‘世界历史’的思想，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一切民族和国家都突破封闭状态，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来。因此人类社会发展总的规律和途径是共同的……这就形成了马克思的一元的历史观。可是现在，马克思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又认为……将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经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为摆脱困惑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它不仅没有真正地理顺现实与自己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反差，反而在理论上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惑。”[42]
“跨越”构想与“五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矛盾。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3]“五大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显然与“跨越”构想的发展顺序不太一致。当然，对这段话的解读，更多人则认为不存在矛盾之处。他们认为，马克思在此处只是使用“大体说来”“可以看作”“演进的几个时代”，并未说这个论断适用于任何民族和国家。因此不能由此裁剪世界历史，不能将五种生产方式看成是“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44]。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是肯定的。但是，各个国家情况不同，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45]。例如，原始社会解体后农村公社发展道路就很不相同，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希腊、罗马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古代奴隶制，而没有经历封建制。日耳曼、斯拉夫、罗马尼亚公社所有制发展为中世纪的农奴制，而没有经历奴隶制。亚细亚公社所有制发展为东方专制制度。东方国家有的没有奴隶社会（俄国），有的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印度），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美国没有经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发展阶段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46]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是可以跨越的。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与现代系统论所揭示的规律——动态系统从来不是平滑地、连续地进化，而是按突然的跃进和爆发方式进化——是一致的。在世界历史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可以跨越的，并不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规律[47]。
人道主义尺度与生产尺度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还指出，“跨越”设想也涉及马克思在衡量历史尺度的标准判断上存在变化。早期马克思衡量历史的尺度是物质的、生产力的，但“当马克思晚年断言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时，马克思的历史的尺度改变了，变成人道主义的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显然这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人道主义被提升为历史尺度，因此，历史尺度变成二元的了”[48]。
“跨越”构想还涉及社会主义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产生，还是也可以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产生的问题，两者的不同回答也构成矛盾。“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可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中，社会主义已经走样了。它不是发端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是在前资本主义或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由村社公有制演变来的。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超越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49]
“跨越”构想也涉及如何实现生产力跨越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并非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而仅仅是指与资本主义奴役剥削相适应的所有制。所以，马克思所说的“跨越”指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成果，而抛弃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但有学者则指出，所有制与生产方式并不是独立无关的两个范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从来都是矛盾统一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实现跨越，而生产力发展具有连续性，跨越是无法实现的。
不矛盾说。这种观点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与马克思早期理论并不构成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就曾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跨越性问题，他们的一些论述中也包含了某些国家民族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50]。也就是说，欧洲资本主义带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国家的交往可以改变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一定条件下促成革命，其结果就是能不再经过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可以说是“跨越”思想的早期表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也蕴含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后来提出的“跨越”设想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也有人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世界整体的双重发展思想。“马克思不是欧洲中心论者，尽管早年较多研究西方历史。他也不是东方中心论者。他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从他深入研究东方社会之后，认识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不是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一定经历的，东方社会有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社会形态整体结构及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双重发展的思想。”[51]因此早年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和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相互补充。
问题四：如何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与历史现实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革命胜利的事实是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验证和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东方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验证的不是‘跨越’设想内容本身，而是设想所揭示的规律，即东方不同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史相统一的规律”[52]。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历史现实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马克思提出的“跨越”思想。但也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与‘跨越’思想无关，现实社会主义不能作为检验这一思想的论据”[53]。理由之一，这些现实革命的领导者，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未曾看到过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验证之说并不能成立。理由之二，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各自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此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未发生，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跨越”条件大为不同，因此现实中它们走的是另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与马克思当时的“跨越”设想无关。
问题五：“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当初提出这一设想仅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俄国，没有涉及其他国家，不宜推广到一切经济发展落后的东方国家，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孤立狭隘理解马克思的话语，他对俄国问题的论述包含了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整体思想。因此“跨越”思想并非仅仅针对一个国家[54]。还有学者主张从现实角度思考，认为虽然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也应该看到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 [55]，因此，这些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跨越”设想的普遍意义。
二 文本阶段
文本阶段的讨论更关注《查信》文本形式呈现的问题，以下问题曾被人们提出并引发争议：《查信》四易其稿，几稿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马克思的观点看法在几稿中是否存在变化？马克思的最终观点应该以哪个文本为依据？《查信》五个稿件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下面我们依次说明。
问题一：《查信》四易其稿，几稿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应当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有着一致观点，即都认为《查信》几稿之间存在差异。最为直观的差别当然是几稿篇幅上的变化：一稿7100余字，二稿3200余字，三稿3900余字，四稿和正式回复只有600余字，基本上五个稿子字数递减，尤其是草稿和正式回复篇幅差别巨大。显然，马克思在后面舍弃了大部分论述，包括前面提到的“跨越”问题。这种文本上的显著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又由于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表示“很遗憾”“不能给您一个适于发表的简短说明”的提法，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这一点也恰恰是本书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第二章中会详细论述。
问题二：马克思的观点看法在几稿中是否存在变化？
单单从篇幅来看，草稿几稿和正式回复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量上差异是否代表质上的区别，马克思观点态度是一以贯之，还是存在变化呢？
有学者仔细考察了几稿涉及的问题，认为在一系列细节问题上，草稿和正式稿有较大区别。“比如：俄国公社到底是保存、继续发展还是解体？俄国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公社如果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需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在头三个草稿中有着一致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更多的是强调俄国公社有可能保存、继续向前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由俄国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但是在草稿四稿、正式稿中，马克思似乎从强调跨越的可能性转而更强调其发展的两面性。对于俄国公社的前景在正式稿中马克思似乎也‘淡漠’了草稿中的热情。”[56]当然，更多人则认为，马克思在《查信》几稿中的观点没有变化，只是表述不同。比如，马克思在草稿中的“跨越”设想同正式复信中所表述的公社发展观点“精神实质完全一致”，即都承认“俄国公社的特殊性及其特殊发展的可能性”[57]，只是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差异。
问题三：马克思的最终观点应该以哪个文本为依据？
判断马克思在几稿中的观点是否存在变化，必然要回答他最终的看法应该以哪个文本为依据这个问题。
观点一，应当以马克思当时同意发表的版本即正式复信为准。虽然草稿涉及了很多内容，但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选择了“放弃”，只能说明那些内容仅属于他的思想酝酿，并未正式认定，正式复信才是马克思最终真实意思表达，所以只能以正式复信为准。
观点二，应当将几稿看作一个整体，并有必要联系其他相关文本综合做出判断。有学者认为不仅应当将几稿看作一个整体，并且还有必要加上相关其他文本联系做出判断。如果按照是否公开发表作为判断标准的话，那么马克思有大量未发表的著作及笔记草稿，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50—60年代三大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二、三、四卷、《人类学笔记》等，难道都没有价值了？[58]恰恰相反，这些内容由于表征记录马克思思考过程，对理解马克思更具价值。所以，《查信》中马克思的最终思想应当以几稿整体论述做出判断。
问题四：《查信》五个稿件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由于《查信》文本几稿的特殊性，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几稿顺序安排有所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刊登《查信》的《初稿》、《二稿》、《三稿》的次序有误，真正的第一草稿不是《初稿》而是《三稿》，《初稿》和《二稿》是第二、三稿。”[59]其理由如下：第一，与二稿和初稿的内容相比较，三稿是最不成熟的，其观点的表述和论述的条理远差于初稿和二稿。“马克思在写三稿时，对俄国公社问题可能如他说的进行了广泛的思考，甚至研究了某些细节，但当他提笔给查苏利奇复信时，却又发现对俄国公社命运问题的‘简短说明’实际并不简单，在写到公社‘向集体耕种过渡’这一尖锐问题时，只能中断，必须在重新清理自己的思想观点后才能给予‘简短’答复，这样就出现了初稿和二稿。”[60]第二，复信草稿形式。“三稿、四稿都是以正式的书函形式出现的，都有‘亲爱的女公民’的台鉴和书信引语，初稿、二稿是名符其实的写作提纲和要点。而马克思以往给朋友的信是从来不写什么草稿提纲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从内容讲是俄国朋友多次恳切作答的老问题，早在六十年代马克思就开始了专门的研究，这次是‘简短说明’，马克思一开始也会如其他复信一样处理，只是在行文时他才感到十分棘手，于是迫使他重新清理思想。所以，三稿的现存信函形式正好说明它是马克思复信草稿的第一草稿。”[61]第三，俄文版编辑的疏漏和误编。该学者研究了原文的编辑过程，认为马克思的原文稿并没有序号，只是此信草稿第一次于192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卷，以后又收进“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第19卷，序号是俄文版的“文库”编辑加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编辑只注意到马克思复信草稿总的论述了什么，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这些问题如何思考的历史价值，于是出现了疏漏和误编。”[62]
三 对《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考察二阶段的分析
至此，我们完整地呈现了国内学术界对《查信》研究从“问题阶段”到“文本阶段”的转变。本节将对这种转变的动因进行分析，意在指出其合理性，并揭示本书的研究也是这一转变路径的延续。
首先，文本研究是问题研究的基础，从问题讨论转向文本研究是一种必然。因为只有弄清《查信》文本中马克思的分析思路、过程、结论，才能真正了解他的真实观点。比如，如果要争论“‘跨越’设想是否是马克思的正式主张？”这一问题，那么必然需要回到文本，对“马克思的观点看法在几稿中是否存在变化？”“他的最终观点应该以哪个文本为依据？”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因为前面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后面问题的判断。另外，像前面“问题阶段”呈现的讨论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文本理解的差异。例如，多数人承认虽然《查信》正式复信与草稿存在差异，但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观点并未改变。但也有人认为，正式复信中没有再提及“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就足以说明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放弃”了这个观点，因此只能说这仅仅是他的理论假设。两种观点都承认正式回复和草稿之间的差异，但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答案。由此可见，由问题走向文本，探究文本差异背后的原因，无疑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查信》文本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吸引着人们的讨论。这种特殊性首先就体现在《查信》的四易其稿上，光草稿就写了四稿，这在习惯于给友人直接回信的马克思那里是很少见的。这足以引发人们的好奇。而一旦开始阅读，人们不能不对几稿之间直观上的巨大差异所触动，并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首稿详尽而正式回复却如此简略？马克思是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背后有何原因等。这些特殊之处自然会引发人们探求的兴趣，构成从问题到文本转变的动力。
最后，由问题转向文本，更加关注文本问题，其实也体现了一种研究旨趣或者理论态度的转变，它直接来自和指向读者本身。
当回答上述疑问的时候，指向文本的兴趣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读者同作者的关系：作为文本作者的马克思不再是那个教科书语境中的马克思，也不是那个一切话语都被作为“神谕”或者说自动言说“真理”的马克思，相反，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也会表示“遗憾”的作者。当面对这样的马克思的时候，读者或者研究者不仅没有减轻崇拜之感，反而更加深了对他真诚严谨治学的敬佩，增强了对他所困惑问题的兴趣和探求动力。这必然使得讨论转向以文本为中心。
当然这种理论态度及研究旨趣的转变与我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还有所不同，但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也实现着“回到马克思”的追求。当我们追寻自己的兴趣，暂时悬置对各种理论的预设，通过重新阅读文本尽可能思考他的思考、困惑他的困惑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实现与历史语境的交融。从更深层次上说，这种转变也表征着真理获得方式的变化。以往以作者为中心，预设作者是真理的代言人，其著作包含真理，于是读者能做的只是被动感知和教化。而当读者和作者关系发生变化，读者面对的是那个鲜活的作者的时候，真理则变成一个探寻的过程——双方围绕文本问题展开对话，真理通过对文本的研究而获得。
事实上，正是《查信》几稿文本呈现的变化以及上面提出的诸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并由此成为本书选题的最初缘起。同时，本书也是国内学术界对《查信》研究从“问题阶段”到“文本阶段”转变路径的延续。我们进一步认为，对《查信》文本的讨论需要引入新的方法和视角。下一章我们将对《查信》做深入的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1] 参见江丹林《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兼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2] 参见江丹林《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兼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49页。
[5] 参见张云飞《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7] 参见孙伯、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8] 孟宪东：《晚年马克思“跨越”思想研究——兼论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1] 参见张达明《俄国民粹派的功过及其他》，《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
[12] 参见张达明《俄国民粹派的功过及其他》，《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
[13] 参见张云飞《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14] 参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5—40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5—79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37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37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页。
[25]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原文是法文，1924年被翻译成俄文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55年张广达、何许根据俄译本翻译和校订了这封信及草稿，第一次以中文发表于《史学译丛》第3期（参见《史学译丛》，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5页）。1963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收入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这封信复信及三个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8—269、430—452页）。200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收入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翻译的复信及四篇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83页）。本书引文均依据此版。
[26] 关于这两大问题，国内研究成果著作颇丰。仅从专著来看，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论著有：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鲁越、孙麾、江丹林的《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冯景源的《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尹树广的《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考察专著有：刘启良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谢霖的《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俞良早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吕世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赵家祥、丰子义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孟宪东的《晚年马克思“跨越”思想研究——兼论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等。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页。
[28]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
[29] 参见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30] 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1] 参见郑祖铤《马克思和民粹派关于俄国村社论述的比较研究》，《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32]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46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
[40] 参见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2] 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新华文摘》1989年第10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4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47] 参见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8页。
[48] 冯景源：《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解读——走出单一文本解读的怪圈》，《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
[49] 冯景源：《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解读——走出单一文本解读的怪圈》，《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51]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52] 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53] 许开轶、李贤聪：《析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适用性的误读》，《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54] 孟宪东：《晚年马克思“跨越”思想研究——兼论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55]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页。
[56] 郭丽兰：《〈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为何四易其稿》，《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
[57] 甘建民：《试析晚年马克思舍弃“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原因》，《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8] 参见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59] 王旭章：《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的思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60] 王旭章：《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的思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61] 王旭章：《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的思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62] 王旭章：《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的思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