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批判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梁漱溟及其思想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其中包含有研究的成分，主要代表作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和1956年出版的《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艾思奇的《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以下简称“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李达的《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李著”）等。这是一种政治色彩较为浓郁的研究，但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存在我们不能有意回避，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梁漱溟思想研究的铺垫阶段。
1.《汇编》第一辑
《汇编》第一辑共收录14篇文章，分别对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等进行了批判。
葛力、孙定国等认为，梁漱溟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主义的、唯我主义的。[1]贺麟认为：“直觉主义是一种以公开反对科学和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主观唯心论。由于反对理智、理性和科学，注重模糊混沌的直觉，因此它又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2]他指出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冯友兰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观是典型的复古主义，存在一些需要追问的问题，比如在梁漱溟那里，文化的根本是意欲，但同是意欲，为什么有的向前，有的持中，有的却向后？[3]任继愈认为，梁漱溟的文化类型论，即把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笼统模糊”的观念，表面看来梁漱溟的文化观与胡适有不少区别，但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如对中国文化缺点的揭露等。[4]朱伯崑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观建立在佛教、儒家尤其是陆王学派的唯心论基础上，也汲取了叔本华、柏格森的一些观点，具有维护封建文化的特点。[5]
冯友兰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同样具有复古主义的特点，是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抽象理论实际化和具体化了。梁漱溟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和职业分途的说法，否定了阶级的存在和对立。[6]吴景超也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掩盖了阶级矛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相对抗。[7]千家驹指出，梁漱溟经常以农民代言人的面貌出现，其所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事实上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8]
此外，《汇编》第一辑还有对梁漱溟反对工业化、职业分途、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批判。
2.《汇编》第二辑
《汇编》第二辑共收录17篇文章，多数是对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汤用彤、任继愈认为，梁漱溟的生命哲学不但抹杀了生物（植物）生命和人类生命的差别，甚至也抹杀了生物与无生物的差别，笼统地谈生命就是神秘主义的。[9]潘梓年指出，梁漱溟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生活态度、习惯、精神，亦即文化决定的，这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10]金克木认为，梁漱溟嘴里谈印度哲学而心中却是罗素和柏格森，用“非量”讲“直觉”，用“相续”讲“绵延性”，用“意欲”讲“生命的冲动”，这是“双料的武器”。[11]他对梁漱溟的印度人走第三条道路观点进行了质疑，梁漱溟判断印度人厌世出世的动机不是怕死，而是怕活，原因是衣食足以后就去追寻较高的问题。“原来吃的饱饱，胖的发愁，就要‘怕活’，‘厌生活’，要求苦行求死出世了。”[12]如果照此推论，“西洋人饿的要死所以走第一条路入世，中国人半饿半饱所以走第二条路‘调和持中’，印度人吃的太饱所以‘怕活’要出世了”[13]，这岂不是闹笑话吗？周辅成认为，梁漱溟哲学的特点是将柏格森与孔子结合起来，柏格森讲“生”“绵延”“变”，梁漱溟则抬出与孔子相关的《易经》中的“生生之谓易”等；柏格森讲“直觉”，梁漱溟就抬出孔子“无表示”“不认定”“不操心”“不计算”“无可无不可”等，证明孔子也是“一任直觉”的直觉主义者。这实际上是给孔子披上法式西装，“其实是很不自然的”。[14]王若水通过对梁漱溟“理性”学说的梳理，指出其“理性”是“情理”的“理”、伦理的“理”，指一种道德意识，它是先天的，是与“理智”相对立的，与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与感性相对的理性差别很大。[15]任继愈撰文，从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乡村建设、文化观五个方面对梁漱溟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检讨。[16]
此外，《汇编》第二辑还收录了《1930年梁漱溟和胡适的争论》《梁漱溟40年》以及批判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论文。
3.李著和艾著
李达和艾思奇都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批判梁漱溟思想的活动。
李著约一万字，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梁漱溟的出身、阶级立场、思想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文化观等。认为梁漱溟出身于官宦之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其思想是“孔子伦理学说、佛家唯识学说、柏格森生命哲学、杜威实用主义和罗素新实在论的混合物……孔子的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17]。《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主观唯心论的文化史观的叙述。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着重批判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反对马克思主义，其“村治主义”的目的是巩固政府对农民的统治，加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等。李著认为梁漱溟所说的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梁漱溟抗战后的调停工作也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的。第五部分是批判梁漱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言论和表现。
艾著约四万四千字，也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谈梁漱溟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思想渊源，并比较了梁漱溟与胡适的异中之同。第二部分批判梁漱溟的生命哲学，认为其本质是唯心论和唯我论。第三部分批判梁漱溟的认识论，认为梁漱溟来源于唯识学的认识论是“比普通的不可知论更为繁琐的不可知论”[18]。第四部分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方法论，认为其方法论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第五部分批判梁漱溟的历史观，认为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开倒车的。
4.简要评析
第一，梁漱溟及其思想遭到批判的原因应该是过于执着自己的学说和理念。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梁漱溟就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系统，以“意欲”或“心”为逻辑主线，贯穿于生命宇宙观、三量认识论、意欲文化观中，并运用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不太理解，总认为农民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进谏直言，受挫后依然不服气，这就引发了此次大规模的集中批判。
第二，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批判包含部分实事求是的地方及其合理因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加之特定历史时代的局限，任何杰出人物的思想都不可能无可挑剔，更何况梁漱溟思想来源之杂，问题之多，其理论内部难免有自我矛盾之处。诸上的有些批判的确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问题，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梁漱溟思想的历史局限，如生命哲学的主观主义性质、直觉论的神秘主义色彩、文化哲学的天才观、乡村建设理论的不切实际等，还有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时期的确不认可共产党，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第三，这一时期的批判有学术政治化的偏向。学术离不开政治，受政治影响，学术也可以影响政治，制约政治。但学术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把学术等同于政治。这一时期的批判就有把学术等同于政治，以政治为绝对标准去衡量学术，基本取消了学术的独立性。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哲学上的党派原则衡量包括梁漱溟在内的所有思想家的思想，如果仅仅判定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应该还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如果在“唯心主义”的前面加上“反动的”等语词恐怕就属于政治帽子了，与马克思主义对待唯心主义的基本态度是相违背的。二是过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几乎为每位思想家都划定了阶级成分，只要你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你的所有言论都变成了与工农相对立的反革命言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历史主义的方法，不能“知人论世”，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甚至出现了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现象，这对研究对象或批判对象是不公平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有些当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评价就是一个荒唐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