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轴线的发展与两县分治
东魏邺城本来分为左部、右部[24]。这种将都城空间左右两分的制度也是从北魏洛阳城继承而来的。原本中国都城的居民都受都城所在属县的管辖。例如西汉长安城的居民都受长安县管辖，东汉洛阳城的居民都受洛阳县管辖。可是，北魏在洛阳建设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郭城之后，将城东划归洛阳县，城西划归河阴县[25]，从此形成将都城居民分为东西两部的两县分治制度。
两县分治制度是随着中轴线道路的发展而出现的。魏晋时代的都城以双轴制为主，与都城正门（多为宣阳门）相对的司马门和太极殿正门阊阖门东西并列，从这两门延伸出的两条大道分担不同功能（图8）[26]。可是，到了北魏洛阳城，出现了在一条直线上排列太极殿―阊阖门―宣阳门―圜丘的御道，官署、市场、祭祀等功能空间都集中在御道两侧，这条道路成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随着如此突出的中轴线的出现，都城被分为左右两部，从而形成东西两县以中轴线道路为界线各自管辖东西两部的制度。
北周明帝二年（558）从长安县析出万年县，两县分治长安城[27]。但是我们不能断定当时是不是以中轴线道路为界。隋大兴城以朱雀门街为界，以东为大兴县，以西为长安县。唐长安城继承隋朝制度，以东部为万年县，西部为长安县[28]。另一方面，南朝建康城却没有发达的中轴线道路，虽然以秦淮河为界，北面设建康县，南面设秣陵县，但是没有以中轴线道路将都城东西两分的制度[29]。两县分治不是中国传统的都城制度，而是从南北中轴线道路发展出来的北朝隋唐系都城具有的特征。
东魏邺城的特点是在宫城北面还分布有城市空间，所以宫城占据整个都城的中央位置。这种布局恐怕是受到了《周礼·考工记》的影响。“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的意思是在基本模仿北魏洛阳城的同时，进一步接近古典理想。
如上所述，邺城原本遵照儒家观念设计建设，但是实际上临漳县治下的里数比邺县治下的里数少二十一个。笔者推测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临漳县境内有洹水支流自南向北流向邺城东面，所以有不少不宜居住的区域。北齐以后，文宣帝（高洋）自556年至558年发动总数三十万以上的丁匠改建三台并兴建宫殿和庭园[30]。三台周边发掘出了较厚的北朝时代的文化层[31]。笔者认为东魏邺城本来试图形成以南城宫殿为中心的左右对称的布局，可是都城中心逐渐移动到居住环境较好的西北部。东魏北齐时代的邺城虽然继承北魏洛阳城的设计并进一步接近儒家理想，但还是与现实空间的便利性之间有相当大的乖离。可是，这种设计理想影响到隋唐都城，长安城实现了更为严密的左右对称布局。
日本自701年的大宝令开始奠定左右京职的制度，此后710年藤原京迁都平城京，都城出现超过七十米宽的朱雀大路，终于完成唐长安城形式的都城制度[32]。日本的都城制度不是自开始就一直追求北朝隋唐系统的都城制度，而是到8世纪初才“模写”唐长安城的[33]。
附记：本文是在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勉誠出版2017年版）所收的《邺城に见る都城制の转换》一文的基础上大幅度补充修改而成。本文翻译得到付晨晨的协助。
图1 邺北城遗址实测图（邺城工作队）
图2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徐光冀）
1.听政门 2.纳言门 3.崇礼门 4.顺德门 5.尚书台 6.内医署 7.谒者台阁、符节台阁、御史台阁（指北针指磁北，图廓纵线为真子午线）
图3 曹魏邺城平面想象图（刘敦桢）
图4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傅熹年）
图5 曹魏邺城复原想象图（佐川英治）
图6 东魏北齐邺城复原图（佐川英治）
图7 北齐邺城“部”想象图（上田早苗）
图8 洛阳城中轴线的变迁（佐川英治）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收录于《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2] 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1993年版，收录于《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3] 黄石林、朱乃诚：《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7—179页。徐光冀在《邺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及其意义——在磁山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物春秋》1989年Z1期）中也做如下评价：“邺北城的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改变了汉代和汉代以前的宫殿区南北分散的形制，对称均匀的中轴线，改变了以前都城不规整的布局，这种规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以及以后历代都城的规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出版的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页又强调历史意义：“邺北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特殊之处在于设置了城市中轴线：城址正南门与宫殿区的主要宫殿衔接城贯通南北的城市中轴线。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5]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本，第128页上栏。
[6]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本，第128页上栏。
[7]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本，第128页上栏。
[8] （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对“广阳门”注：“北直司马门。”
[9]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 （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永（中）阳门注：“北直端门文昌殿。”可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司马门面对广阳门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所以此说不可信。
[11] 《魏都赋》记载：“用觐群后，观享颐宾。”《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本，第124页上栏。
[12] 《魏都赋》记载：“亦有戚里，置宫之东。闬出长者，巷苞诸公。都护之堂，殿居绮窗。舆骑朝猥，蹀
其中。营客馆以周坊，餝宾侣之所集。玮丰楼之闬闳，起建安而首立。”刘渊林注记载：“邺城东有都亭。城东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楼门临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馆，故举年号也。”《六臣注文选》，第128页下栏。
[13] 前引《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
[14]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51页记载：“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高陵在西高穴村发现，现在的西门豹祠大致在三台与高陵之间。
[15]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太和十七年十月”，中华书局2017年标点本，第206页。
[16] 《三国志》卷六《袁尚传》第202页记载：“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审）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太祖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
[17] 《魏都赋》第126页记载：“附以兰锜，宿以禁兵。”
[18] 关于漳水有《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第1945页记载：“以漳水近帝城，起长堤以防汎溢，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硙。”关于洹水有《水经注》卷九《洹水》记载：“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径邺城南，谓之新河。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北径东明观下……又北径建春门，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旧桥首夹建两石柱，螭矩趺勒甚佳……其水西径魏武玄武故苑，苑旧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今池林绝灭，略无遗迹矣。”参见程森、李俊锋《论曹魏邺城及其周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19] 《魏都赋》第126页描述宫城的坚固如下：“四门
，隆厦重起。凭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资始。邈邈标危，亭亭峻峙。临焦原而弗恍，谁劲捷而无
。与冈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
[20] 《魏书》卷八四《儒林传·李业兴》，第2012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收录于《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22] 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谷川道雄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版，第26页。
[23] 《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二年”，中华书局2017年标点本，第232页记载：“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虽然《北史》卷四《魏本纪》以及《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嘉传》都记载“三百二十”，可是从邺城的里数来看，应该是“三百二十三”。
[24] 《北史》卷五《孝静帝纪》“天平元年十一月”记载：“分邺置临漳县”，《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魏郡》记载：“成安后齐置。”东魏时只有邺、临漳两县，北齐后加了成安县。因此，《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上》记载：邺县“有南部、右部、西部尉”，临漳县“有左部、东部、北部尉”而没有成安县的记载。
[25] （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城西》记载“河阳县”。中华书局1963年标点本，第156页。可是据角山典幸《北魏洛阳城研究の一视角——河阴县治の位置を中心とし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32号，2008年）的研究，这里应该为“河阴县”。
[26] 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设计と思想——円丘祭祀の歴史的展开》，勉诚出版2016年版，第130页。关于本书内容，参见魏斌《思想的圜丘》，《读书》2017年第2期，第22—29页。
[27] 《周书》卷四《明帝纪》“明帝二年六月”。记载：“分长安为万年县，并治京城。”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55页。
[28] 参见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29] 参见佐川英治《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30]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天保九年八月”记载：“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中华书局2003年标点本，第65页。
[31]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査与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收录于前引《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32] 北村优季：《藤原京と平城京》，《平城京成立史论》，吉川弘文馆2013年版。
[33] 参见前引《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