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皎然的辨伪及《杂诗》其二的用意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远方，总会有些依恋之情，曹丕南征也是这样。他的另一首《黎阳作》就表达了这种感情：
奉辞罚罪遐征，晨过黎山巉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
这里的“北观故宅”是指黎阳之北的邺都，不会是指曹丕的祖籍沛国谯，因为谯在黎阳的南方。因此它同是从邺城出发到黎阳作的诗，不是南征回来从谯到黎阳作的。眷恋故宅，伤情桑梓，表达的感情是动人的。曹丕《杂诗》写游子客居思乡，感情更加动人。但其中“客子”感受却不像是曹丕的。
曹丕《杂诗》其二写游子客居思乡，“惜哉时不遇”“客子常畏人”。曹丕时常自负雄才大略，他的《典论·自序》等著述形之言表，他岂能示弱于孙权，取笑于刘备？《尉缭子·十二陵》说：“战在于治气。”作战要鼓舞勇气，曹丕不会不懂。黄初六年即使出师不利，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诗也说：“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意志是刚强、坚定的。延康元年六月庚午曹丕南征，当时曹丕初为丞相、魏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得意满，怎么会“时不遇”“常畏人”？曹丕《杂诗》其二所写客居思乡的游子与曹丕本人的性格、感情、处境格格不入，这个游子不会是诗人曹丕的自我形象。唐人皎然因此认为《杂诗》其二不是曹丕所作，他说：
魏文帝有吞东南之意，军至扬子江口，见洪涛汹涌，叹曰：“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遂赋诗而还。检魏文集，且无此诗，不知史臣凭何编录。魏文帝雄才智略，本非庸主，如何有此一篇，示弱于孙权，取笑于刘备！夫诗者，志之所之也。魏文帝志气若此，何以定洪业，显致太平耶？足明此诗非魏所作，陈寿史笔讹谬矣。
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二九戊集上之下论《杂诗》其二即引皎然此说，不过他仍认为《杂诗》其二是曹丕所作。吴景旭看法与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四所说相似，王夫之也是批评唐人皎然的说法，只是简略一些。梁代钟嵘《诗品》之中品提到《杂诗》其二，萧统《文选》也收录全诗。《杂诗》其二是曹丕所作，这有确凿的文献证据。但是吴景旭和王夫之都没有解释《杂诗》其二所写游子与曹丕本人的性格、感情、处境不一致的问题。诗中“南行至吴会”“客子常畏人”，是何意旨？为何而作？他们都未说明。
《杂诗》其二所写客居思乡的游子，不是曹丕的自我形象，而这首诗又确实是曹丕的作品。那么诗中游子是写谁呢？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首诗不是曹丕“以浮云自喻”，抒发自己的感情；也不是拟古乐府或古诗；而是用代言体以浮云喻游子，抒发自己对游子的同情、关切，浮云所喻游子不是泛泛而写，是写漂泊到吴会的北方士大夫。这首诗是赠与在东吴的北方士大夫，劝他们归附北方，不要居于东吴异乡险地。李善注：“集云：……于黎阳作。”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当时曹丕并未到吴地。该诗云：“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客子并不是曹丕自指，而是指他的诗所赠与的在东吴的北方士大夫。曹丕这首诗的用意不是自伤漂泊孤苦，自损气势威勇；而是分化东吴的君臣，瓦解东吴士民的战斗勇气，击毁出仕东吴北方士大夫的心理防线。
汉末的大动乱中有不少北方士大夫身不由己漂泊到东吴，史书上有所记载。《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顾诸葛布传》载：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临亡，以弟权讬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裴松之注引《吴历》载孙策曾谓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张昭是北方士大夫，避乱出仕于江东，不时受到当地军阀、官员嫌疑的威胁。类似的还有早年游学京师洛阳的诸葛瑾。《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布传》载：
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讬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覆，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权闻之怆然，乃曰：“特为君赦之。”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裴松之注引《吴书》载：“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曾在北方做过官的人也容易受吴人猜忌。《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载：
张纮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孙策创业，遂委质焉。表为正议校尉，……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
裴松之注引《吴书》载：“或以纮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权不以介意。”
北人出仕东吴的还有许多，不胜枚举，其中著名的还有步骘、严畯等人。《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布传》载：“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又《吴书·张严程阚薛传》载：“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于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卷五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卷六〇《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出守吴丞。”卷六二《吴书·是仪胡综传》：“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败，仪徙会稽……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卷六四《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滕胤字承嗣，北海剧人也。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以世扰乱，渡江依繇。孙权为车骑将军，拜耽右司马，……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也。父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
曹丕《杂诗》其二写北方士大夫居吴思乡，“客子常畏人”，时常受吴人猜忌。但北人出仕东吴，还是允许与北方有所联系的，事实上曹丕就与他们有诗文来往。《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说：“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引《魏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裴松之注又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杂诗》其二理应是写给张昭之类的士大夫看的。
《杂诗》其二表面只有客子的形象，其实有两个人物形象。这里用的是代言体，被代言的是吴地的北方客子，代言人是曹丕。诗中明面直接描绘到吴地的北方人，是出身高贵而时运不济、身不由己、孤苦伶仃的形象；而代言人曹丕是客子的真诚同情者、仁慈解救者的形象。曹丕在这里完美地将自己塑造成怀敌附远、安抚士民的贤相仁君。这恰恰是曹丕以诗为武器的攻心战术、离间之计。要实践《孙子兵法·始计》中所说的“亲而离之”，实践《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伐交”，实践《孙子兵法·军争》中所说的“夺气”“夺心”。《司马法·严位》说：“凡战之道”，“气欲闲，心欲一”。曹丕这首诗正是要起到扰乱东吴军心、击垮其士气的作用。
《杂诗》其二意旨在分化敌方，瓦解敌方东吴士民的战斗意志，这正是用兵的有效战术。楚汉相争时，汉军就用了攻心战术——四面楚歌瓦解了楚军的意志。项羽军队被围于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羽因而会产生全面失败的情绪，“悲歌慷慨”，“霸王别姬，‘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8]。造成士气低落。
曹丕并没有像他父亲一代军事家曹操的赫赫战功，但曹丕通晓兵法，至少是熟读兵书的。黄初三年闰六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在此之前，文帝曹丕听说刘备带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孙权破刘备的书信到。[9]这件事可以看出曹丕通晓兵法。曹操曾注《孙子兵法》，并有《兵书要略》《兵法》等著作，这些著作曹丕理应熟悉。曹丕《典论·自序》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他是熟读兵书和政治书籍的，他懂兵法、懂政治。将兵法和政治斗争手段运用到作诗中，使得诗歌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伐交”的作用，成为怀敌附远、安抚士民的贤相仁君形象自我美化塑造的工具，成为攻心战、离间计的军事武器，在诗的表面又一丝不露，读到的只是清丽的辞采，感到的只是哀婉的情韵。这是包括钟嵘《诗品》在内的古今评诗者著作所未揭示的曹丕诗的成就。
中国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作诗风格豪迈刚健的像刘邦《大风歌》、曹操的诗作等，都同本人的性格相一致，连虽是失败者的项羽的《垓下歌》，也悲壮激昂。但像唐太宗作诗是宫体柔媚风格，与他的雄才大略不一致，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曹丕也算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写客子思乡之情缠绵悱恻。不过，曹丕军事和政治才干也许远远不如唐太宗，但曹丕作诗才能要高于唐太宗。曹丕作诗与唐太宗路数还不一样，曹丕用缠绵悱恻的客子思乡之情去瓦解敌方的意志，塑造贤明仁慈的自我形象，为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目的造势，这也正是他作为帝王的谋略和他作为诗人的诗才完美结合而高超的地方。
《杂诗》其二中的客子和诗人曹丕自我形象都是真切感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曹丕在作诗的当时或稍前、稍后，做的一些事情并不贤明仁慈。曹丕对他的亲弟弟曹植“御之以术”，自己得以立为太子，他即魏王位，就诛杀曹植的朋友“丁仪、丁廙并其男口”。[10]这不能说是仁慈。就在魏王曹丕南征到黎阳作《杂诗》其二前不久，他就做了件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他杀了对南征提批评意见的度支中郎将霍性。霍性上疏谏南征，就南征的历史结果事后而言，就曹丕的军事谋略和政治目的而言，无疑是错误的。但就事前难以预知南征后果而言，从儒家治国之道而言，霍性所说不无道理。即使霍性所说的爱民德治主张在汉末时期有些迂阔，但他毕竟还是出于忠诚。杀忠诚之士，听不得不同意见，既不贤明，也不仁慈，连曹丕自己都为这件凶残的蠢事后悔。[11]但是像历史上许多残忍的帝王一样，曹丕也有足够的智力和方法来美化自己，文过饰非。在《杂诗》其二这首诗里，我们读到的只是对居于敌方东吴的北方士大夫的同情和关怀。实际生活中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和政治斗争的权术机诈，在诗中似乎看不到一丝踪影了。
[1] （元）刘履：《风雅翼》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1370册，第6页a、b。
[2] 吴淇撰，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04—106页。
[3]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101—102页。
[4]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该本据世界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影印。下文所引李善注俱见于此书，不再说明。李周翰注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该本据《四部丛刊》影印涵芬楼所藏宋刊本影印。下文所引李周翰注俱见于此书，不再说明。
[5]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635页。
[6]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载：“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第887页。
[7] 《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刘封传》，第991页。
[8]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33页。
[9]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80页。
[10]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561页。
[11]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裴松之注引《魏略》曰：“王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曰：‘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危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豳王不争，周道用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诚原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