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中将曹操比作法家的申不害与商鞅。在《晋书》所引傅玄的上疏中也评价曹操为“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些记载塑造了曹操作为法家主义者与儒教否定者的历史形象。杨鹤皋对曹操的“术兼名法”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列举了曹操贯彻信赏必罚，通过法抑制豪强，并推行严酷军法和唯才主义政策^[1]。渡边义浩则论述了曹操试图与儒教进行切割。渡边认为曹操为了将在此之前作为名士价值标准根基的儒教加以相对化，而试图在文学中发掘出新的价值标准^[2]。这些先行研究所依据的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太宗《贞观政要》等对曹操的评价，是西晋以后将曹操作为权谋术数的代名词而进行的评价。同时也是《三国演义》中刻画的曹操形象。我们太过于受到“刘备的蜀汉是有德的儒教国家，曹魏则是长于才智的法家主义”这一观点的刻板影响。

曹操的确坦率地抛弃了因循守旧的儒教。在他的《求贤令》中“唯才是举”等政策就是这一举动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曹操在发令之际，也引用了“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以及儒教的话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及乐府诗中也不乏对儒教圣王的咏唱。而且，在《修学令》《礼让令》等曹操的政治思想和统治背后，其实有着与当时知识分子同样浓厚的儒教色彩。如果只是将其看作曹操假借儒教来彰显其大义则未免站不住脚。笔者认为，在曹操的统治理想中有来自儒教的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有不少人开始倾向于认为曹操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儒教思想的影响。在刘振东和洪卫中等学者的研究中即对曹操和儒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振东认为，曹魏政权从重视法家到转为尊重儒家，就是从曹操开始的^[3]。洪卫中则认为，曹操在重视法及其他思想的同时，对儒家也很重视^[4]。但是，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所必要的统治政策更倾向于法家，从而造成曹操与儒家思想发生冲突这一矛盾^[5]。洪卫中还指出，曹操在修建自己墓地时所参考的对象就是《周礼》^[6]。对《周礼》的重视，从曹魏到西晋一直存在，不过，我们应该对作为先驱者的曹操给予更多关注。关于《周礼》和曹操的关系，日本学者山田胜芳进行过论述^[7]。可是，关于曹操所具有的儒家的一面至今描述甚少，可以说曹操作为法家的印象依然是主流。

本文将以曹操的儒家思想作为参考，从曹操与儒教的关联着手对一直以来被认为肯定法家而否定儒教的曹操进行重新评价，从而建立新的曹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