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在希腊人那里来自酒神祭秘祭，它表现为情绪的放纵，破除一切禁忌、常常表现为狂欢和性欲的放纵。在这样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中，个体化的束缚通通消解，由此而复归一种原始的体验。一方面，个体的解体是所有苦痛中至高的酷苦。当人们把用来标志笑语晏晏的人伦符号撕个粉碎，把长久积习叠加起来的人格认定恣意摧毁，把“我等同于我”这样的同一律公式整个拆解，带来的必然是最高的痛苦。在这里，由于作为一切附加性语汇必得依托的那个“我”已然消解，我们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为之塑造、为之辩护以及为之求证。另一方面，随着个体化原理的崩溃，所有痛苦中最高的痛苦宣告失效，也就解除了一切痛苦之源，我们从中反而会从中生出一种狂喜。
当然，尼采这里的“个体化原理”虽然也有上述意蕴，不过，他要破除的“个体化原理”却是针对叔本华而言的。当“意志”在其最高级别上把自己客体化于一个个体中时，在此种客体化镜像中最明晰的个体就是人。在惯常的状态下，人的行为保持着一种联贯性系列，但是更深入地看却是盲目的、昏瞀的，“纯粹就其自身来看的意志是没有认识的，只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我们在无机自然界，在植物繁生的自然界，在这两种自然界的规律中，以及在我们（人）自己生命成长发育的那些部分中所看到的意志现象都是这种冲动。这意志从后加的、为它服务而开展的表象世界才得以认识它的欲求，认识它所要的是什么，还认识这所要的并不是别的而就是这世界，就是如此存在着的生命”。也就是说，在叔本华这里，意志是世界的自在之物，一切现象乃至人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亦即表象）；同时，该意志又是盲目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由此冲动生出欲望，欲望意味着着缺欠，而缺欠正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生命在本质上就是痛苦的。由此而来，叔本华对“生命”本身持消极的悲观态度，要想解除生命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否定“生命”。“这是因为大自然所关心的不是个体而仅仅只是物种的族类。对于种族的保存，大自然却十分认真，不惜以绝大超额数量的种子和繁殖冲动的巨大力量为之照顾……因此大自然也总是准备着让个体凋谢死亡。据此，个体就不仅是在千百种方式上由于极微小的偶然契机而冒着死亡的危险，而是从原始以来压根儿就注定要死亡的，并且是从个体既已为种族的保存尽了力的那一瞬起，大自然就在亲自把死亡迎面送给个体。由于这一点，大自然本身就很率直地透露了这一重大的真理：只有理念而不是个体才真正有真实性；即是说只有理念才是意志的恰如其分的客体性。于是，人既然是大自然本身，又在大自然最高度的自我意识中，而大自然又只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那么，一个人要是理解了这一观点并且守住这一观点，他诚然可以由于回顾大自然不死的生命，回顾他自己就是这自然而有理由为他（自己）的和他朋友的死获得安慰。”作为意志之表象的那些客体化对象（包括人）是无足重轻的，甚至要经常地拿来毁灭才能体现出意志那种超然物外的控制力和创造力。尼采借助酒神冲动来破除“个体化原理”，走出的却是另一条路：不是通过毁灭生命来彰显意志的威力，反而是通过毁灭个体化原理来摆脱意志的控制，让生命本身凸显出来，肯定生命。周国平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尼采认为，叔本华在逻辑上是不彻底的。既然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它就是永恒的，必然时而毁灭个体生命，时而又产生个体生命。这表明了自然界本身生命力的强大……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正应该体会到宇宙生命的丰盈充实才是。个体生命的毁灭本身是生命意志肯定自身的一种形式。悲观主义因为个体的毁灭而否定整个生命，乃是一叶障目。悲剧之所以能通过个体的毁灭给人快感，其秘密就在于它肯定了生命整体的力量。”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提出的“主人道德”恰好就是这种对生命的肯定：生命的自我美化、自我上升、自我超越，最后，对生命的一切可能性现象（包括死亡和毁灭）的肯定。在《瞧，这个人》中，他这样说到：“最富于生命力的人，狄奥尼索斯式的神和人，不仅乐于看到那种可怜之物和可疑之物的景象，而且乐于看到那种可怕的行为，以及任何一种奢华的摧毁、分离、否定，——在他那里，凶恶、愚蠢、丑陋的东西仿佛是许可的，就像他在天性中显现为得到许可的那样，原因在于一种生产性的、重建性的力量的过剩，后者甚至能够从每一片沙漠中创造出一片丰富的沃土。”伯恩·玛格努斯这样评述到：“尽管作为个体使人们经验到脆弱，但是只要他感受到自己也是这个欢愉生命力整体的一部分，就能投入到那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中。”
伴随着一切充足理由律的祛除和个体化原理的取消，酒神信徒就能一瞥酒神的本质——“醉”，“或者由于所有原始人群和民族的颂诗里都说到的那种麻醉饮料的威力，或者在春日熠熠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对“醉”这种现象作了更为细致的描述：“首先是性冲动的醉，这种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醉。还有随着一切强大欲望、一切强烈情感而出现的醉；节日的醉，竞赛的醉，表演的醉，胜利的醉，一切极限运动的醉；酷刑的醉；破坏的醉；在特定气象影响下出现的醉，如春天的醉；或者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产生的醉；最后，还有意志的醉，一种积蓄的、膨胀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乃力的提升与充沛之感。从这种感觉出发，人们作用于物，人们强迫它们接受我们的意志，人们对其实施强暴，——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理想化。”在这种艺术化体验中，人由于自身生命力的充沛、甚至是过于充沛而实现着对他物的艺术心理学的转渡：人所看到的、人所愿望的，都是强大的和力量过剩的。这样的人领受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一切馈赠，他经历一切人间苦难及困厄，却始终保有生命的质感，可以说，尼采借助酒神精神来破除“个体化原理”，意在摆脱叔本华那里作为本体的“意志”之束缚，超越这种漫无目的、恣意虚掷的意志，从而让“生命力”成为最高的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说，尼采后来的“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也不过是这种生命力的另一个注脚而已。
紧接着，“进入酒神状态确实意味着摧毁个体，但是随后因与自然重新结合而带来的狂喜却做了补偿。另外，与缺乏满足感的痛苦相对应的是时刻创造形式的快乐”。
酒神的魔力抚慰了历史烟尘里难以排解的遗传性苦难，抹去了人伦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沟通了文化划界过程中的人格分裂，弭和着代际传承留下来的深度异化。在这里，不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敌对被克服了，达成了一种雍熙而乐的关系；而且一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人类的和解。“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驭着它驱行……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摩耶（印度教中的虚幻之神）的面纱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关于“太一”，道格拉斯·伯纳姆认为：“自然本来是一个‘太一’（das Ureine），没有时间、空间及概念的区分。所有的‘事物’最初都在这个整体里相互关联，他们的差异或独立是次要的、虚幻的；所有的事物都不过是这个根本的、涌动的“意志”的临时组合。”酒神信徒们陶然忘步，轻歌曼舞，如同着了魔一般。他们高视阔步，觉得自己就是神，就是那些日常状态下如弱草栖尘的他们只能带着敬畏去仰望并对之顶礼膜拜的神祇。这时，就连野兽也打破了族群分类意义的诸种藩篱，开始张口说话；大地则合上随时准备要择人而噬的豁口，从那精美的泉源汩汩流出牛奶和蜜。人们不再像欣赏一部舞台剧的观众那样正襟端坐、凛然自我，而是在酒神魔力的作用下都成了这出酒神剧的角色之一，他们不是在评骘作品之优劣，而是整个地化为了作品本身。“在这里，主体，即愿望着的和追求着一己目的的个人，只能看作艺术的敌人，不能看作艺术的泉源。但是，在下述意义上艺术家是主体：他已经摆脱了他个人的意志，好像变成了中介，通过这中介，一个真正的主体庆祝自己在外观中获得解脱。”这实际上暗喻着深沉的希腊人在其酒神祭秘仪中有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诉求，他们的全部怀疑会借着酒神的魔性突然间向巍巍在上的奥林匹斯神系爆发出来。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这位泰坦族后裔的身上闪耀着酒神信徒敢于亵渎诸神，敢于支配个人自由的光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意味着：一切至上的东西都必得亵渎一番而后得，更有甚者，最好连自己也要断然决然地亵渎一番。普罗米修斯因而有二重人格，“一切现存的都兼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在两种情况下有同等的权利。”
由上观之，尼采意在把酒神精神视为与“太一”（das Ur-eine）同属一体的形而上诉求。“太一”是无法用经验观察、价值认定和理性推导而得出的东西，它在位序上处于第一位，在层级上处于最高层，它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通向这一形而上学的唯一之途只能是酒神那种毁弃一切并肯定生命的力量。如果说康德区分了现象与本体，叔本华则代之以表象与意志的话——叔本华对“意志”又进行了改造，把康德那里设定诸如“至善”之类的目的化活动破解为无目的的盲目的冲动，那么，尼采则通过酒神精神超越了康德与叔本华规定好了的意志序列。他把前两者均斥之为“颓废”（décadence），一个迷失在概念的丛林里，一个陷于否定生命的“悲观主义”不能自拔，这些做派都是敌视生命的典型。需要指出的是：融入“太一”的生命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有两个含义，较低层次上是个人的生命本能（包括欲望、情绪、情感和体验等等），较高层次上则是精神性的“自我”，“自我”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因此，尼采构造起来的形而上世界摆脱了西方传统（起自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
艺术上的表达式看，酒神精神更多地倾向于音乐。“只有从音乐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对于个体毁灭所生的快感。因为通过个体毁灭的单个事例，我们只是领悟了酒神艺术的永恒现象，这种艺术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的意志，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与史诗宏大的叙事不同，酒神艺术是诗，是诗中流淌着、澎拜着、悸动着的音乐。一切酒神式的艺术形式都在模仿音乐，在音乐中耗竭了一切具象化的东西。随着音乐的起伏，酒神信徒那种生命之沉酣状态便盈然在场了。就在个体化原理被消解、酒神音乐响起之时，酒神本尊上场了。不过，这位神祇并不愿意以本来面目示人，他的出场类似于阿德墨托斯新亡的妻子阿尔刻提斯。一个体态和行姿酷似后者的蒙着面纱的女子突然被带到阿德墨托斯面前，面纱后面真实的人消解于一种精神的非现实之中。“这是日神的梦境……酒神冲动在其中客观化自身的日神现象，不再是像歌队音乐那样的‘一片永恒的海，一匹变幻着的织物，一个炽热的生命’，不再是使热情奔放的酒神仆人预感到神的降临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目睹的力量。”酒神套上的面具是日神赋予人们的梦的外观，他一旦发言，就总是以日神的方式娓娓道来。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譬喻，因为音乐根本无法用某种形象化的东西表征出来。所以，尼采才说，“有些听众总想替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寻找一种图解。由一段乐章产生的种种形象的组合，似乎本来就异常五光十色，甚至矛盾百出，却偏要在这种组合上练习其可怜的机智，反而忽略了真正值得弄清的现象。”一切把某阙交响曲称作“田园交响曲”、“河边小景”或“田夫同乐”的做法，在音乐的领受方面都是低能的表现。这些表达只是生于音乐的譬喻式观念，根本够不着音乐所模仿的那种酒神精神。
正是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共同作用下，一种称之为阿提卡悲剧的艺术形式出现了。在酒神冲动冲决一切的作用力之下，日神精神之所以还能有所建树，恰恰在于酒神冲动解除的是种种日常的、价值的、理智的束缚，突出的是不羁的生命力本身。围绕着“过剩的生命力”本身，日神精神以梦的外观重塑个体化形象。“酒神狂欢体现了一种泛滥的生命感和力感，其中，甚至痛苦也成了兴奋剂……甚至在其最陌生、最艰难的问题上也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感受到自己生生不息的乐趣——我把这叫作狄奥尼索斯式的，我猜想这才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激烈的爆发从一种危险的激动情绪中净化自己：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成为永恒的生成乐趣本身——那种也把毁灭的乐趣包含于自身之中的乐趣。”由此观之，日神的抚慰作用绝非肤浅的乐观主义，这里依然秉持着尼采一贯以来的“悲观主义”色彩。不过，尼采的悲观主义不是弃世或出世，而是在惨淡的世风和不堪的世事中开创出一种超越性——承认人生的痛苦不是屈服于这种痛苦之摆布；允诺世界的无意义不是屈从于这种无意义之延伸；痛斥苏格拉底主义的颓废和堕落不是屈就于这种颓废和堕落之安置，而是要从这种悲观主义痛彻里体味生命的真实，感怀生成（Werden）的快乐，以一种真正超越的形而上的力量大尺度地跨越悲观主义的泥淖。在别的地方，尼采也把这种永恒的生命称之为永恒轮回，如果把尼采哲学中的佛教因素附会于此，则显得有些方枘圆凿：前者是充足得过剩的生命力，后者则是看透世情的脱身之法；前者是战天斗地的豪情，后者是万象寂灭的深沉；前者是对生命与生成的赞美，后者是对世事无常的补偿；前者并没有否弃痛苦与恐怖，反而视之为生命与生成的一部分，后者却从荆棘满布的有涯之生掉头而去，朝向彼岸的沉寂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