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文明的更替与思想的坐标
李朝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新学期开始了。按照以前的惯例，我们在每个双周的周四晚上举办“中和论道”。
“中和论道”创办至今，离不开中和集团、哲学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社科处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各位老师、同学的热情参与。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中和论道”定位为一项既有崇高思想维度又具有知识传播功能的活动。
今晚我们邀请的是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春文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学家”，至于“哲学家”这一称号，让他过几年、甚至过世后再去领受。陈老师和我都毕业于1984年，他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我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思政系。
他毕业以后就去德国留学六年，长期居住在弗莱堡大学。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弗莱堡大学是哲学的圣地之一。陈老师在国内外两种思想资源的滋补之下，获得了极高的学养。我认为他在国内属于最顶尖的哲学学者之列。因为他是兰州大学培养的，所以对甘肃有一种情怀，并且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这使得我们甘肃的哲学和思想在全国范围而言，虽不是一个高地，但至少也不是一块平地。
今晚他要讲述的题目是“文明的更替与思想的坐标”。按照我们的规定，陈老师讲述大约一个半小时，余下的时间供大家和陈老师交流讨论。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陈春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文明的更替与思想的坐标”，全程将以宣读论文的方式来进行。以下是文章的正文：
身处当代的人，往往觉得历史是远去的身影，以为只是研究对象，对仍簇拥着我们敦请我们做出种种回应的事实浑然不觉，历史仍在推动我们创造历史，我们不仅见证着历史，而且在创造历史，我们就在历史中，就身处历史内在命运的转折中。把物属性化为物理并工业化规模提取物理功能的希腊哲学已完成世界历史的合拢，世界历史已将整个地球当作自己的舞台，已经没有什么仍是非进化历史的，但一经完成了历史的世界化，此一历史的自我演化的动力也就枯竭了。我们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必须是什么，将要是什么，这些原本在种种伟大的可能性中生成的伟大尺度的问题，现在全都变成从结论倒推的事项，整个20世纪既是西方文明纵向开拓辉煌的终曲，也是世界历史转入横向的技术摆置的序曲。
从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作用量子概念、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至今一个多世纪，这一个多世纪，不仅宇宙图景改变最巨，而且地球表面的人类世界也在经受多重事件的巨大变故，世界大战，种族屠杀，殖民与被殖民的抗争，国际秩序的一再调整，此伏彼起的革命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克隆人与智能世界，不断加快的代际更替，自然环境愈加可感的变化，僵持不下的全球气候谈判……可以说，自公元纪年以来，这个世纪是人类成就感最感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在自身认知上最感眩晕的世纪，而且可以预感，在加速度的运行中，还会经受更大程度的眩晕与困惑。
当代世界，并不是哪个国家的当代世界，也不是哪个民族的当代世界，无法在民族史和国家史中理解到它，它是世界历史的当代世界，以世界历史的大坐标来观察当代世界，既是思想的大解放，也是理解当代世界种种现实的最低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从出生、幼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生命自我完成的时间轨迹和展开的个体节奏，就是他的历史，这种个人所属的历史是他的自然史，在科学上也被界定为动物学、生物学属性的历史，也是理解人性的基础成分。但人除了自然史，还有文化属性的历史，那就是人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的历史，历史学所涉猎的就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并构筑了地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历史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前、之后和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人的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史，文化史事实上就是人类探索、构筑赖以栖居的家园的历史，人的种群自觉向类靠拢的过程，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不断形成的过程。这种历史构图还常截取两个根本要素：一个是进化论要素，猿向人转变（60万年前）的直立人的出现，以此来交待人得以出现的自然条件；另一个是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条件，以此来标志人作为一个种类脱离自然进程，转入文化进程，在这种文化进程中，在旧石器后期、新石器前期（公元前15000年左右）已使用语言，可被现在解读的文化（埃及文字）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如1815年商博良等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脉络），中国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人的历史起于把人的自然进程翻译成人的文化进程，此进程或回忆，或象征，或推断，或杜撰，或制造，是神人共体的世界构图。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源头，创造或杜撰了不同的世界图像，当然也创造了不同的生死观，前生来世观，创造了拟人的神或拟神的人。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并不是中断人的自然属性的历史，而是或出于对自然属性的无知，或为增加对自然属性的掌控，使人的生存世界不断增加其可控性和可预期性。随着认知坐标的愈加清晰和认知可靠性的增加，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感日加强盛，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是，人的历史的文化属性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地理大发现和麦哲伦环海航行起，人类就转入世界史的共同宇宙观、世界观和共生共荣的命运，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各文化史不同的源头）就已经被世界史的构图能力所支配，它们分别沦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之世界观的配置要素，各自历史的独立解释权不同程度地被剥夺了，失语了。这些文化属性的历史并不能独自发现和解释自己的源头，而必须用世界史的眼光才能发现和解释自己文化属性的历史源头的意义，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古埃及的罗塞达碑，伊文思在发掘诺萨斯古城时还原了爱琴文化，玛雅古祭司台的发现与解读等。中国也用世界史的眼光和格局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再建构（文化史、文学史、历史、哲学史、科技史等），甚至出现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发等古怪的伪命题。
世界史是近代主体世界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扩展的结果，它的不断扩张不仅干扰并中断了其他文化各自的历史（如古巴比伦的，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古中国的），而且对自身的历史也不断地再建构（如重构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和神学等），使它们统统成为世界历史的构件和原料，使世界历史更能世界历史地构图世界、统治世界。
世界历史之世界，虽然完成于近代欧洲，但它的本质规定是希腊的，我们至今所问的问题仍是希腊的，而且提问的方式也仍是希腊的。所谓希腊的，就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就是物理地界定出物理世界和解释出更加物理的世界，即不断抽出物理属性和功能为人所用的思想方式，直至声光电的世界，直至与人相关的世界的彻底的功能化，功能的价值化，价值的可计算，可提出，可转让，可生产，可操作。世界历史是基于希腊哲学的构造史，黑格尔说，整个西方的现实史和思想史都是一部打开的物理—后物理，也就是按照希腊哲学的样式一页一页地打开的。
希腊的思想世界是泛神论的世界，万物出自神的世界，太阳有太阳神，海有海神，月亮有月亮神，爱有爱神，美有美神，正义有正义神，万物神在先，由神而来，所有可感不可感的物都是神层层外化的结果，从公元前2000年直至公元前800年荷马史诗时代的结束，希腊的泛神论思想无所不能覆盖。在随后的悲剧阶段，由神向外推展世界和由人向神追溯世界开始僵持不下，直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完成物理—后物理的哲学体系，人开始独自规定世界，规定物的属性，探索物在性质上的关联，定义物的概念，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上不朽的人，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直到近现代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命名仍要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卓越贡献在于，自他以后，西方人要么不能思想，要思想就要按照他阐释出来的思想道路来思想，要思想就要哲学地思想，哲学地设问世界、假设世界。
在希腊之后的希腊化时期，虽然希腊人思想创造的高潮退去，但哲学地设定世界的方式把希伯来的信仰世界接应了过来，这既造成了西方人恒久不衰的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但同时也扩展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生活的强度，人们总是充分强调“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残酷与桎梏的一面，但却忽视了神学训练铸就思想精细的一面，没有这种思想精细和精密实验的持久训练，近代世界的开端——由实验支撑的实证哲学和实证科学同样是不可假设的，培根、伽利略、达·芬奇所开辟出来的近代思想道路就是不可设想的。
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其获得世界史统治地位的转折点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近代世界。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反复提到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全球航行这些典型事件，每个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解放，由希腊哲学而来的西方世界的边界都实现了跳跃式的扩展。由此，整个地球才在人类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世界史才真正开始，历史的文化属性、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语言属性才开始逐步消失，甚至连我们提到的世界、历史、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语言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的概念，这些概念就在表明此一世界史的统治力量，更不用说现代法律、现代国家、现代制度、现代经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对世界史不断扩展其统治力量的更深层次的支撑了。仅凭一个世界史中现代国家的概念，就把整个的原有统治秩序冲得七零八落，依经纬线和自然地貌来划分国界，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广泛的冲击和至今不能愈合的伤痛，不仅颠覆了中国文化属性历史有效自循环的朝代政治，也给整个亚洲和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带来了自组织秩序的严重混乱，甚至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名字也是这种世界史强势命名的结果。
虽说宗教改革、全球航行和发现新大陆的每个事件都是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但这些重大事件并不是自足的，它们是更大思想解放的某一层面的结果。最根本的思想解放，一切思想解放的最根本的解放，是1543年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一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坐标，通过这一坐标的转换，原本一切基于天岸大地的宗教假设被连根拔起，一切无限黑夜的蒙昧学说被扫荡一空，大地变成了地球，地球变成太空中普通的行星球体。这一坐标转换让地球上的一切都变得透明了，从此，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去魅进程开始了。世俗的革命接踵而至，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思想的革命，狂飚运动，康德、黑格尔“颠倒了的革命”，主权国家调整导致的种种战争和革命。在所有这些革命中，最致命的革命就是集中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革命。这个“我”是开启人类中心主义的我，这个“思”是拷问世界提取世界功能的思，后面的那个“我”是有用性的我，这个“在”是可在可不在的在，漂移的在，在功能需求中随处安置的在。这个命题意味着，文化属性的历史中断了，传统的传续变成了历史的构造，神属的人变成了人属的神，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意志将变得更加强大，滚雪球一样倍加强大，这是一个抱负雄伟又十分嚣张的命题，不仅要割断传统，而且要干预自然法则，让自然痛，要为自然立法（康德），对其予取予夺。
如果说希腊哲学的本质就是把物属性化的话，那么近代哲学着力点则是工业化的规模提取物的属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是用思维为我所用地提取存在的最高属性，使存在成为可转介、可移动、可制作的功能物。在此基础上，康德的为自然立法更是图穷匕露，要让整个自然法则变成可干预、可修正的东西，整体变成人类中心主义的附庸。康德之后，近现代几乎所有富有创造气息的科学家、哲学家，没有哪个人没有读过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是近现代知识大工厂的总设计师。在这个已经被世界史所支配的知识大工厂的运转中，不仅对欧洲本土社会各阶层进行配置，而且对全球各文化属性的历史进行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再配置。中国的瓷器、丝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成为此一配置的元素，印度的香料，波斯的地毯，亚洲、美洲、澳洲的生物多样性，非洲的黑奴等等，全都成为世界史配置的原料或元素。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成为垄断历史话语的潮流，即所谓世界潮流，此一潮流浩浩荡荡，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之者，如俄国、日本、北美，则顺之而起；逆之者或犹豫不决者，如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则在自己的近现代史上留下太多的坎坷和苦难。
从成就方面说，世界史的创造者和加之者当然是欧洲，所有哲学的创造，科学的创造，技术的创造，艺术的创造，政治制度的创造，经济模式的创造，乃至战争形式的创造都是欧洲属性的，所有的器械，所有的原理，所有的目标，都是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书写，即便后来不是由欧洲人直接书写，也是以原发于欧洲的方式在书写。作为世界史的书写者，欧洲人自然满足于其创造的张力，但对这种世界史的书写胃口和过度扩张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只有欧洲人最有认知高度。危机在哪里发生，拯救就会在哪里。帕斯卡尔是对此一世界史可能的灾难最先知先觉的人，卡尔·马克思则是与资本逻辑叫板的最系统、最坚决的人，而对此一世界史的内在命运理解最深的人则是尼采。他的“上帝死了”命题和所谓超人学说，正是对此一世界史的思想审判，并对超出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可能的人的非人类学面孔，进行了多角度实验性的尝试，甚至不惜引入东方的轮回学说。马克思和尼采的出现，在思想上已经终结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但这并不意味着配置世界史要素的扁平化共振结束了，它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向着更扁平的热力学熵的方向前进，直至达到熵的极大值，也就是全球化趋于饱和为止。但无论怎样，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的创造的高峰已经一去不返，整个20世纪持续在欧洲上空徘徊的虚无主义所折射的就是此一世界史终结的现实。
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492年算起，或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1543年算起，至今500多年。这5个世纪在人类展开史上意味的东西甚多，也甚为重大。这既是一个人类为自己的创造能力所惊叹的时期，也是为自己的创造物所困惑所绑架的时期，也是人类在整体上从自然世界迁移到人造世界的时期，这500年人类立了大业，也可能是闯了大祸，人在追求可控的人造世界的同时，却使人类整体的生存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说意味的东西甚多，也甚为重大？从大的坐标来说，大地变成了地球，地球变成了太阳系的行星，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个局部，而银河系又不过是此起彼伏的宇宙生灭的一小段故事。在这样的视野中（人类在这里开了眼），地球是宇宙流浪的一个情节，地球上的人类也注定是流浪的，星际流浪的存在物，只不过，即便流浪，人类也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志，看看好莱坞的梦工厂和那些一再上演的探索外星人的故事，人在宇宙中还是要寻找人类的同类，这意味着人类认为，太阳系中地球的天地环境在宇宙中是普适的，一如欧洲中心主义人类学的普适价值一样。从次一级的坐标看，人类赖以栖居的地球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任何地方都可预期地到达，都可预期地理解，甚至都可预期地掌控，任何异国情调和异域风情都可居高临下地驾驭和把玩，任何生命的奇妙联系都可因果关系地加以处理，任何奇迹、奇观的东西都可以在理性的时空坐标中加以确定，即便不触及任何真相，人们也愿意在信以为真的真理体系中继续相信下去，如进化论，这种典型的英国思想，他们把可验证的进化作为进化的事实，把不可验证的进化则放进更大的自然周期，以期证明进化不是不存在，而是由于太长的自然周期无法检验。不仅如此，他们把进化的原因限定在可重复的机械原因，并认为这些原因在地表系统中是自足的，这就把生命现象的宇宙相关性删除了，并认为凡是通过仪器而变得更为精致的感觉和通过理论而变得更为精确的思想所不能企及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并认为，当下尚不能解释的现象和眼下还不能控制的自然进程，在确定有效原因和有效原理的前提下，将来的某个时刻一定能做到。这种简化作用函数的知性思维当然是肤浅的，但它却有效地支撑了进化论乃至进步论的概念。生命是时间的创造，每个生命从生到死的过程本身就是时间的枝叉，是不可重复、不可置换、不可复数统计计算的，机械论意义上的进化论最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却不是时间自身生成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物理公式的演算中，t和-t都是可以反演的，因为它描述的是空间性质，并没有提示时间的生成，而生命的奥妙就深深地隐藏在时间的创造中。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的这句话点破了英国机械思想的进化论玄机。
经验归纳，通过仪器精致感觉，通过理论来精确思想，提取机械作用的有效原因（而不是真实原因），以实验不断修正可控的参数，达到可重复的稳定性，这种渊源的近代思想（从培根到牛顿无不如此），恰恰是英国经验主义成功的地方，随着英语逐步成为全球的统治性语言，这种科学模式、思想模式、哲学模式也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世界。相形之下，德语思想就显得深刻一些，也更少失真一些。人们总是觉得德语哲学更深沉肃穆一些，德语音乐艺术更浑厚恢弘一些，德语的科学也更具哲学味。这些印象是有支撑的，因为德国人把精神视为实体，德国的幸与不幸全在于此。在现代语言中，除了德语，没有哪种语言把精神当作实体，而只是视它为一系列相关概念中的一个。希腊哲学的物理传统便是推想最小构成元素，也就是原子，近现代哲学和科学也仍在这条道路上延续，唯德语思想界从莱布尼兹起就奠基于有灵的单子，直到1900年德国人普朗克提出作用量子概念（支配当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仍然沿着德语思想中有灵的单子的思想道路。如果德语是当今的世界性语言，那么当代世界的思想版图、现实版图和价值观版图当会怎样？这个假设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不要说影响世界，就连在德国内部，自二战之后，也是日甚一日的英美风气，基于精神是一种实体的伟大的日尔曼创造的时代业已坍塌，德国仿佛已是曾经的故事。基于英国思想而来的进化论不仅成为统治性的科学语言，而且已经演变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语言，一经如此，就变成具有形而上学崇高感的教义了。自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创造性的流失与此有很大关联。
再从更小的坐标中看，从社会演变的层面看，这500年的社会变革也是空前剧烈和翻天覆地的。大学替代了神学院，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替代了传教士，工业革命催生的产业阶级代替了手工业者，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瓦解了城市贵族，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拔地而起，冲垮了城堡国家和骑士阶层，也冲垮了封地封城封建领主和地主阶层……工业革命的社会性，其实质是大众化共振，把贵族变为大众，把农民培养为大众，把宗教领袖、舆论领袖、政治领袖变为大众的代言人，它瓦解一切特权，把大众共振作为工业革命的唯一特权，培养的大众越多，工业革命这台机器的燃料就越充足，市场的终端就越有规模，工业革命的外引力也就越大。并佐以伤感文学、抒情诗和文学的价值观重塑（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并佐以交响乐这种音乐元素的再配置重塑审美秩序和艺术哲学观，并佐以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运动，全面实现近代人自我重塑的世界观位序和价值观位序。相比之下，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革掉的只是贵族特权者的头颅，而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则掐断了贵族的血脉。
在这500年的社会变化的运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光芒四射，群星闪耀，这就是犹太人群体。在近代精神生成时期，斯宾诺沙这个犹太人就在探索不同于其他如笛卡尔、休谟、莱布尼兹这些主流思想家的路，而是将其纳入到实体、样式、主体的辨析中，衍生出一套静态思想的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追随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推导的希腊思想的外化史诗的大逻辑，而是专心探索资本运转的小逻辑，把黑格尔热衷于现实性的探索转为对现实的解剖和反抗。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创造者，用一个E=mc2公式就完成了质量世界与能量世界的转换，原本人们认为牛顿已经把物理法则说完了，从事科学就等于从事绝望，但通过爱因斯坦的思想创造，发现牛顿的物理定律只能刚性坐标系的近似值、有限坐标的有限定律，实现了物理学思想的极大解放，但就是这个人，誓死捍卫实在性，至死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他本人就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却与其他量子论创始人在忧怨中辩论了一辈子。还有卢森堡、卢卡奇、本雅明、哈耶克、阿伦特等数不清的犹太思想家，他们既是欧洲近现代进程的参与者、创造者，同时又是对这一主流进程的反抗者、消解者、怀疑者，他们因怀疑这一主流进程而奋起反抗，他们怀疑的越深，留下的反抗的足迹就越大，影响也就越持久。这充分暗示一个事实：欧洲的希腊渊源和希伯来渊源，虽经几千年的磨练与融合，仍是泾渭分明，两元论的身世始终是欧洲思想史和现实史的真实限度。主流的始终是希腊的物理思想以及由这种思想释放出来的科技文明和工业化推进的深度和幅度，出埃及的犹太人至今无法改变其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命运。
在这500年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小但却最本位的坐标，那就是人自身的坐标。人们公认近代起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并非简单的文学艺术之复兴，而是从神正论世界的出逃，是通过回归希腊世界对人的发现，把希腊美少年的物理人性重新植入到文艺复兴的人性符号中，重新创造人性符号的人并不只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人，它是由多重的思想解放共同铸就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是思想解放，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是思想解放，好望角的误打误撞是思想解放，印度的发现是思想解放，人对自身的感情还原也是思想解放，教士培根的实验方法也是思想解放，它们都在蚕食和融化旧世界体系，都在助推人的希腊物理属性的还原。先是完成人的物理还原，进而引伸到生理学层次，再进而扩展至心理学层面。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发表时间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都是在1543年，它们是人的物理发现的两端，一端是天文学的，另一端是生理学的，这是何等尺度和幅度的人性解放！围绕着天文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近代哲学观，围绕着生理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进步观，围绕着心理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感性、知性、理性一体的近代认知观，并在此基础上又区分出情感、意志和意识领域，在意识领域又细分出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构建出多层次一体的加工反射信号的认知体系。这些逐步延伸的人的物理还原、生理还原和心理还原是近代以来的人自我建构世界观、知识观和价值观的基础。近代哲学的基础就在于把人还原为主体元素，再把这些主体元素作为近代科学的构成要素，解析这些要素的功能关联，从技术层面提取这些功能关联，再通过工程学的程序和资本运转的逻辑把功能投放到工业化大生产上。这是500年来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此一工程在当今世界的辉煌表现值是：人制作人。500年的历程，从人的自我发现自我建构，到人向人造世界的迁居，直到人制作人。人制作人，这不仅意味着通过市场复印人（如消费观，化妆术，婚照），也不仅意味着在统计学上复制复数意义上的人（人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单元），更重要的是，对人进行生物学的修改和制作（克隆）。
人类已经转移到人自己设定的智能世界。这一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明显加快。工业城堡、超大城市这些工业化初中期的留存物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中国中关村这些智能设计中心和生产中心。从一个侧面看，这是世界史合成过程中的各元素的系统配置，是系统内的自调整，毕竟用牛马车的速度丈量不出宇宙空间，也无法支撑工业效率的最大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智能世界消耗的是人类的血气，它自己却不能生成任何血气，这必将导致人类生命力的枯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个人的血脉都由天地养成，把所有人的天地血脉切断，使之成为智能世界体系的功能单元，势必会因供血不足而萎缩下去。除非能将智能世界的贪婪之胃控制在不伤及人的血气养成的范围内，但资本运行的市场法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极低智商的理想。世界历史高速运转和高速推进的动力，就在于它从不同文化属性的历史中抽取血气，但且不说文化属性的历史在世界史的抽取重压下不断萎缩，即便它不萎缩，也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被世界历史榨干。这就如同供氧和需氧的关系，工业燃烧的耗氧量加上汽车燃烧的需氧量加在一起，尚不说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吸氧量一年要多少？地球一年的氧气生成量是多少？且不说冰川融化、地下水下降、森林草原逐年的减少。中国伴随着工业化的城镇化便是被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它导致的中国乡村的空心化便是世界历史抽取文化属性历史之血气的最新例证。
就当代看当代并不能真正理解当代的轨迹，因此，以历史观当代尤其以世界历史观当代，这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但历史的解释也有其任意性，历史的分期和框架也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认知标准和愿望目标建立起来的，它只不过是人们建立的一套有关已发生事件的因果解释链条，并不能时间性地重合于时间的发生、创造和消失。因此，以地质概念来观历史，这又是需要且紧迫的思想解放。从地质时代的震旦纪出现简单生命，到60万年前出现直立猿人的史前史，再到公元前1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现代人，直至公元前5000年的古埃及，公元前4000年的古巴比伦，公元前3000年的古中国，这才接续上了上古史，公元前2000—前1500年才是可考的希腊神话世界的创造期。至亚里士多德完成由神语世界向人语世界的转换，真正确立支配西方文明2000多年的物理—后物理哲学，已经是公元前4世纪的事了。以地质期来看，这两千多年就是一瞬，即便从公元前5000年算起，也仍然是一瞬。况且，地质学也是一套假说系统，基于地质学的考古就更是假说和猜测系统，而基于考古和地质学的历史学又能是什么呢？
6500万年前，统治地球的恐龙突然灭绝了，之前的恐龙世界和之后的生命世界裂开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让所有的科学语言失语了。6500万年，这既是一个地质时间，也是一个天文学时间。如果用天文学时间看，地球上的一切生灭往复都不足为奇，再辉煌的创造也会归于无迹，如果任一座城市荒芜下去，大概用不了千年就会全部还原为物理的存在，一切人迹的东西都会抹去。在中国的新疆，人们喜欢赞美胡杨树，说胡杨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下后千年不朽。3000年，这确乎是值得赞叹的奇迹，3000年足以见证多少人间沧桑！但以天文学的眼光看，3000年完全可以忽略。因而，以天文学的角度看地质期又将是一种巨大的思想解放，对地质学的假设性、模糊性也就不会那么苛刻了，人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当代也一定会从容淡定得多。
再进一步看，无论是当代、历史、地质时代还是天文学尺度，这些都是哲学的衍生物，准确地说是希腊哲学的衍生物。公元前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有了一年365天的太阳历，公元前3000年前就依据丰富的天文知识建起了金字塔，当时的埃及人就知道有不动之星的恒星和不休息的活动星球的行星，并且知道有土星、火星、水星、金星和木星五颗行星。就是让现代人独自发现这样的天文现象和造一座这样的金字塔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古埃及的这些近乎奇迹的发现和创造并不是严格的天文学，并不是基于希腊哲学物的分析传统抽引出质量、重力、引力概念所构造出来的天文学。古代中国的火药、印刷术等杰出发明也同样不是基于严格的哲学的物的分析推导出来的结果，只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要素被其他文明再发现，在更广泛、更普适的范围赋予其全新的含义和意义。这就是说，文化属性的历史不能转化成世界历史的书写力量和在同化中创造的力量。欲真正理解各文化属性自身的历史，理解世界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的由来，理解文化属性的历史怎样被世界历史重新书写和重新配置，就必须回到哲学，回到哲学的希腊性，回到希腊哲学探索物理属性的运动图景。希腊人提出了运动的四种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近代以来的刚性物质学说基本是质料因的实现，诗学、乐理学、逻辑学、解释学、数学等基本是形式因的变形，近现代的动力学基本是动力因的外化，而近现代热力学和进化论思想则是目的因的现代阐发方式。原本的灵魂不朽现在变成了能量守恒，原本的上帝不死现在变成了质能转换。解释的语言在变，解释的范围和坐标在变，但只能哲学地阐发物的属性、提取物的属性的思想道路从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说，没有意愿和能力回归到哲学，回归到哲学的希腊性，就不可能读懂历史，更不用说文化属性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了。
命运，这是任何文化源头和文化属性之历史的共同起点，不论是浑然不觉还是浑然有觉。伴随命运的是恐惧和好奇。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是人尝试解释命运和消解恐惧所留下的痕迹。当人警觉地看到魔法般变化的周遭世界时，当人无奈地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逃避时，宿命的观念成为无法克服的桎梏，人要打破此一桎梏，敲碎宿命的坚硬锁链，让命运成为可解释、可控制、可预期的科学。希腊哲学阐发了一套物理—后物理的哲学道路，一条存在哲学的道路，这样哲学把物敲碎为物的属性，把所获得的任何属性命名为存在物，再构建存在物的关联，最终将此一关联提纯为因果律，把因果律看作是反宿命的扩张之网，凭借这张不断扩张的网去构建人造世界的安全感，把自己掩护起来，并沿着人造世界的路径一直延展到当今世界。对任何文化历史来说，同样面对世界恐惧，同样面对人是必死者的命运，所不同的是，希腊哲学阐发了一套光的世界的学说，创设了一套刚性空间的理论。所谓存在就是显现在光中，否则就是非存在，而非存在什么都不是。但存在与运动并不相容，存在欲克服运动，而运动之所以是运动，恰恰在于它不能存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希腊哲学把光阻当作事物，从光阻中抽取空间概念，又把运动分解为前后序列，并将此一前后序列命名为时间。这种数列意义上的时间完全是一种心智的创造，与生灭往复的时间性生成毫不相干，而把光阻阐发为存在物的空间思想却蓬勃发展起来了。某一物能否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存在物，都在于它能不能反射光，能不能发射和吸收光，能不能在光中直接或间接地显示。这就是说，确定某一存在物是否存在，并不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在那里，恰恰在于它不在那里，而只作为光信号反射的作用原理来显现。尼采和海德格尔都认为，西方历史在其缘起上就是虚无的，指的就是这层意思。因为由西方哲学所展开的全部历史，并不关心物本身，它关注于阐发物的功能，以及此一功能的为人所需，直至人本身也成为功能所需的要素。在这种解释体系中，人不是实体，而是力和机械地表象为进化进步的意志的载体，物也不是实体，而只是这些载体的手段和制作物，作为光阻的存在物被连续分解为原因与结果，事物与性质，对象与主体，并将其紧紧压缩在因果关系的循环解释中，直至可见与可知事物被完美地解释成一个闭合的因果链条。于是，自然世界活脱脱地跳出来了。人们无不惊诧于西方阐发出来的自然、自然科学、自然法则这些强大的词汇，非西方的文化也自知，不敌西方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自然科学以及由此从自然法则中所摄取的能量！此一惊诧难以避免。因为西方的自然就是可分解为原因的自然，直至把整个世界都因果地转化为彻底的动力系统，经过连续的受控实验完成受控世界的构造，这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实际上意味着排除知识性自然与非知识性自然之间的所有阻碍，直至自然成为透明的玻璃体，才算得上是回归自然了。这种重构自然并且是机械化地重构自然的构图法是其他任何文化历史所没有的。这既是它让真正的自然失真的路线图，也是它显示人造世界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不仅把非西方的文化属性的历史排挤到边缘，而且也把西方的文化源头榨干，并且随着这股人造世界之力量的全球化，已经或必将把地球上一切天地养成的文化源头榨干，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收缩，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可是，就在西方因果化的自然连续推进人造世界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的同时，哲学的物理—后物理的希腊道路也以其自身的连贯性完成了自己，它已经展开并耗尽了自己的所有可能性。在这条道路的结尾，所有生命的秘密都被揭示出来，生命的去魅完成了；所有自然非自然的文化形态价值形态都被转化为自然科学的机械图景的“自然”，非理性的去魅完成了；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已经不存在人的他者、人种的他者和人类的他者，对大地母亲的好奇心荡然无存，大地的去魅完成了。有关观念、理念的大决战已经结束，人们不再为阐发观念而激动，不再有真正关于观念的争斗，不再有19—20世纪气吞山河的理想主义，不再有既定道路上火山喷发般的思想创造、艺术创造、科学创造，不再出现与人文历史等深的追问，好像一切都尘埃落定。这些迹象综合表明，希腊哲学道路的近现代显现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世界已经在达到高潮后塌陷，这种文明形式以往不断地创造各种观念，现在它自己现身为一种观念，并僵化地坚守着这一观念，伤感地回望着自己的创造生机随历史远去。
20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哲学终结了，接下来是思的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发端于希腊终结于欧洲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已经把种种蕴含在这条道路上的潜能外化为现实的版图，它充分地实现了自己，仿佛一座狂虐沸腾了几千年的火山，在耗尽了所有的潜能后归于死寂。在希腊哲学开辟的西方文明这条道路上，一切都是哲学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所有人都是哲学人，但现在哲学完成了自己，转身而去，消失在无精神的哲学外化物中，如同时间凝滞了，历史僵在那里被冻结了一般。20世纪初，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相当多的德国思想家认为，在西欧其他民族都已经变成邦族（在同一文明格式中共振的单元）的情况下，德国是唯一能扭转欧洲乾坤的尚没有失去血气的民族。这一认知当然有更深思想层次的依据，但却被纳粹政治在浅层次上误导为种族主义学说，不仅使这一思想变得声名狼籍，而且错失了从根本上扭转欧洲虚无主义的时机，也使全球转入实用主义营运模式。事实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西欧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文明共振的开始，宇宙图景从纵向生成转为横向共振，思想失去了箭头，历史也失去了箭头。阿伦特说，物理—后物理哲学的崩塌已经临近，而把它推向崩塌点的人是海德格尔，他预见了这一崩塌进程，维护了思想的尊严。负载着纵向历史开拓使命的哲学已经外化成共振的世界历史，哲学终结了。而共振的世界历史被星际范围的技术摆置所支配，如果说物理—后物理的哲学是基于希腊性而开拓地球的历史尺度并最终完成了地球的去魅进程的话，那么星际范围的技术摆置则是以地球为出发点建立横向的星际坐标。这不是传统哲学所能理解的，这是更广阔的格局的思的任务。
诗人荷尔德林有句广为传颂的诗：Voll Verdienst/doch dichterisch wohnet/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中文的翻译是：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意的栖居，独在此一地球上。浩瀚宇宙，并无中心坐标可以假设，独在此一地球上，存在着伟大的生命奇迹，一众伟大奇迹中最为伟大者，人不仅命名了自己存在的奇迹，而且在思想自己的奇迹，而且用自己壮观的劳作持续地解释这一奇迹。人对自己这一伟大的造物，从被造物到自造物的史诗般的迁徙，理应感到无尽的震撼，应感到更加的不可思议，而且真的更加不可思议了。诗人说，人，充满劳绩……若没有劳作，人的历史就不是一部史诗，甚至不是史诗中孤单的句子，不是史诗中孤单的语词。劳作了，而且是创造性地劳作了，人才从天文现象转成地理性的生成，成为地理坐标的创立者和支配者，才从自然周期中突然腾起，转为人文社会的自主建构，建构了人类七千年的人文史、文化史、文明史。七千年，用天文尺度看，完全可以忽略，用七千年的人文史消解不了上亿年的地质史，用上亿年的地质史也置换不了无穷时间的天文史。况且，人，固然有文，并因文而有人迹；但天是否有文？文的坐标在哪里？文的母体在哪里？当人在说天文时，又是将天文理解为人文的外推了，一如将神作为人的外推一样。可是，七千年的人文史又确实令人自己惊叹不已，甚至可以说，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惊呆了，从控制的动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失控的结果！
人的劳作把自然世界转化为人造世界，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人类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创造性成就感到骄傲。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意的栖居，独在此一地球上。人，因为劳绩而成为了人，因物理的劳绩成为物理的人，因生物的劳绩而成为生物的人，因社会的劳绩而成为社会的人，因信仰的劳绩而成为信仰的人。但不管有怎样辉煌的劳绩，人的身世是诗性的，人的方位被诗意地奠基，人的存在属性是诗的，那就是：独在此一地球上。在地球成为故土之前，人的一切都被地球所规定，甚至天文学所推算的天地之距也是为人在此一地球上的栖居而筹划的。诗意的栖居，离不开天地人神的四重交响，而在天地人神都被去魅的情形下，诗意栖居之人变成了无故土可依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尼采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把自己的思想定义为反基督，把自己思想的最高命题归结为“上帝死了”，用意在于此，并企图藉自由意志的“超人”复活人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栖居，这意味着人要掉头返回，从人类七千年辉煌的劳作成就中抽身出来，回到惊讶的故乡，并在故乡居住下来，谦卑地自问，七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真的像我们习惯地认为的那样值得信赖吗？有效的假设与真的假设是两回事，原初现象与作用现象是两回事。希腊的哲学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的外化，其秘诀就在于用有效的假设替代真的假设，用作用现象置换原初现象，因此，这种思想传统从根本上说是虚无主义的。是诋毁诗意的栖居的，是要毁掉“独在此一地球上”的家园的。而且随着这一思想传统的全球化，毁掉家园的“伟大事业”已不再是杞人忧天的狂想，它已经变成高于任何现实性的现实。举凡全球变暖，冰川消融，土地毒化沙化，空气污染，大气层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进化紊乱，草原森林退化，生殖力下降，转基因产品与克隆肉，克隆技术对物种进化和伦理层面造成的巨大隐忧，智能世界与自然世界深度交错所造成的魔幻感，所有这一切都让“独在此一地球上”的地球不堪重负。要想把一件打碎的东西复原，那就要打碎更多的东西。这是已经世界化的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核心密码。拯救之途或许在于，把打碎的那件东西放置于原处，让自然的生息复活它的原貌！
独在此一地球上，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家园！任研究风气盛行并深信无限进步的科学家怎样畅想，也杜撰不出地球之外的第二个家园。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也许还有责任带领人类走向还乡的漫漫之途。在荷尔德林的这句诗中，包含了人类的全部核心要素。人是充满劳绩的，充满了创造的成就的，人类的文明史是灿烂辉煌的，在生命原本就是奇迹的基础上，创造了同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离开了人类和人类的劳作创造史，地球的寂寞将是宇宙水平的寂寞；人是诗意栖居的，人终将把自己的存在还原为最单纯的要素，我们既造不了天，也造不了地，既造不了人，也造不了神，人终归是被给予的，唯如此，人才比人更多，而不是在技术宰制的科学狂想中变成宇宙的尘埃；独在此一地球上，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也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前提，更是人之为人的最终法则，离开这一认知，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无论是科学—技术的，还是宗教—神学的，也无论是哲学—艺术的。设若天地温度不在正负273华氏度之间，而是突然变为正负3000华氏度之间，一切的科学、哲学，一切的文明预设全无凭据，全部人类中心主义引以自豪的成就都要归零。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也选择不了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一如选择不了作为必死者的命运，人终归是被给予的，人类也改变不了被地球重力法则所支配的命运，不管我们建立怎样富有雄心壮志而又富丽堂皇的科学坐标，地球是我们思想的原点、存在的原点的事实都无法改变。诗意的栖居便是惊心动魄的漫游之后的还乡，在经历了种种复杂性之后向单纯的回归，去深思的单纯之真和单纯者的辉煌。没有不死的人，同样没有永不衰落的文明，永动机诋毁不了宇宙的生灭法则，试图制作永生的人的种种科学尝试也注定湮灭在宇宙法则中。诗意的栖居，它敦请人类不是向更复杂的向度上挥发人的创造性，而是向更单纯的向度倾注智慧，让人类紧绷的心智松弛下来，回归生存的简单元素：湛蓝的天空，宁静的土地，甘甜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回归到生活的简单元素：顺应自然，而不是对其强取豪夺，为自然的康复创造空间，以此为人类的自我康复赢得时间，这就要从根本上调整人类世界的资本法则、力量法则、利益法则和价值观法则；回到生命的简单元素：不仅要健全的人类理智，更要健壮的人性，珍惜生命的奇迹，而不是炫耀创造了多少财富和分割了多少财富，在常数和常识中安顿生命，而不是在变数中变出无限进步的魔术！
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意的栖居，独在此一地球上。这个世纪的人类，也许完不成转向的还乡壮举，这个世纪也许注定无法成为英雄的世纪，但彪炳这个世纪的或许是：不是在量增的道路上又增加了些什么，而是在回归单纯的道路上减少了些什么！
李朝东：陈老师本人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强，是我们见过的学者里面最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和语言组织能力的人，而且他的语言可谓字顺文从。他写过一本书，现已出版，书名是《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后来再版的时候他就取名为《回到思的事情》。前面我说叫他哲学家不太妥当，而是思想家，因为取代哲学的是思，不是思想。我觉得在未来几十年里，他的《回到思的事情》这本书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中国的经典。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我觉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另外他也写过一些论文，也翻译过一些德国哲学家（包括科学家）的著作，他现在在兰州大学主要做外国哲学，以前是“科学哲学”方向的负责人，所以他对科学的研究也具有相当深厚的学养。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郭吉军：陈老师，我问个问题：“思想坐标”和“路标”的关系，能不能请您再解释一下。
陈春文：路标（Wegmarken）已经成了海德格尔的一个专属词，它是在“无路”意义上而言的，就是他的这个“林中路”（Holzweg），德文里面就是“森林”的意思，无路可寻。那么这个路是怎么形成的呢？一开始是无路的。比如说我从小长在长白山，外人到这个山里去捕猎是难以得手的，他无法区分动物的气味，也不能识别森林里各种动物的蹄印、状貌及其活动的自然规律。但那些猎人却很清楚，他能根据随风而来的一股气味判断多远之外可能有一个什么猎物。这就是说，猎人和森林之间是一个共体关系。这不是说要把森林当做一个资源库或对象，进而要敲碎、提取它的功能，而是他跟森林有着一种共生、共体的关系。但是随着这种生存方式、作用量和范围的变化（比如狩猎、捕鱼），人们便从这种范畴里脱离出来，从事人工驯化。人们驯化了很多动物，如猪、羊、牛、狗等，驯化之后就可以养殖。植物也是如此，小麦、高粱或玉米，都是不断驯化的结果。驯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大规模地养殖，而且养殖和人口之间的繁殖还构成一种比例关系。这个时候再想简单地依靠森林和共体关系来解决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存和繁衍问题，就做不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从森林里取东西了，要赶牛车、马车，你就得修路，乡村小街、乡村公路、省级公路、国家级公路，最后是高速公路。每一个路的覆盖，路上面之上的路，都伴随着人的活动空间的扩大和人的索取范围的增长，这之间是有个比例关系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西方意义上的物被属性化的过程，就是提取功能。如果你不提取功能，乡村公路或者无路之路完全可以满足；如果你要提取功能，那么原生态的东西就满足不了了。
此外，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得学习更快的信息的流动、资源的流动、供需关系的流动。所以成建制的工业化规模、工业化水平，变成了现在的工业之路。海德格尔才说哲学终结了，现在要掉头返还，要转身而去，要回到源头，把已然展开了西方文明的势能再收回去，使之归于单纯。
所以要寻求目标的话，就是在有了一条展开的路之后，追求一条无路之路。我讲的这个思想的坐标就是找方位，跟海德格尔讲的还有所差异。我思考的是：哲学终结之后，当下思想的方位在哪里，如何确定思想得以可能的问题，这还是有层次的差异。
李朝东：好。还有时间。海斌请说。
朱海斌：请陈老师再谈一谈功能化提取的问题。
陈春文：我刚才讲这个功能就是：近代以来，把物属性化和提取属性的功能。这个功能要提取功，比如说功率，要计算它有多大的功率，能产生多少功，这已经是近现代的一个发生方式。其实作为这种思想方式的初始基因，在希腊时代（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你们上学时我就在谈这个问题，有一些是生存性的东西，有一些是生产性的东西，而生存性的东西需要进行存在自身的向后返还，但是我们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仅限于西方哲学。你不能把某个要素拿出来，放到其他物化形态上。比如很多人在讲中西方思想差异的时候，常常认为中国的思想是综合的，西方的思想是分析的；把这种配率概念拿出来放在其他的文化形态上，我觉得这些看法是不成立的。仅只取出某个要素，该要素就死亡了，没有任何的思想含量了。
刚才的讲座中引述了谈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危机在哪里发生，拯救也将在哪里发生”。现在的西方文明已经把整个地球铺设过很多遍了，要想把从它那里学来的东西都推倒重来，以现在这样的演化速度，不要说能力，仅仅时间一项都不允许；在你根本还没有消化它的时候，它就已进展到另外一个体制上去了，你能不能尾随和跟踪到它，都还是一个疑问。
李朝东：好。谢谢！下一个。
学生1：您是否把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理解成了表象与物自体的关系，巴门尼德就把存在定义为由思维把握的东西，就像桌子；而电动的东西，它就是非存在。
陈春文：我从来不用“思维“这个词。我曾经把巴门尼德这句话翻译为“能思者与能在者是统一的。”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希腊人就是以能思者去呈现能在者。
我们一说思维，就转化成了现代的话语关系，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是近些年来教科书中的一个描述。为什么思维和思不一样呢？思维是带维度的思想，是被某种特定的维度牵引着走，要给思想铺设一个轨道。但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个轨道还未铺成，还只是一个思想的探索、呈现的寻觅期。希腊世界不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世界，都是现成的，都是既成世界。而当时是在浑沌中探索，所以我觉得翻译为“能思者与能在者是统一的”可能更准确、更具有希腊意义。
此外，当你假设这个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说非存在者存在，这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你做不到，你拿什么来定义非存在！我们汉语里就把它看成“无、虚无”，我觉得这些翻译都不能用。
学生2：您提到“空间现在时”与“时间现在时”，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深刻。因此我想请问，“时间现在时”怎么定义？它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还是那种有固定单位、有刻度的机械时间，还是生命体验到的那种内在时间？
陈春文：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哲学的普遍困惑，我们一旦离开近代哲学的话语就不会说话了。刚才这个同学提到，你怎么定义时间，如果你把时间定义了，它就不是时间了。奥古斯丁曾讲过，如果你要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还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时间，我就说不出来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呢？这就是你定义了时间之后，时间就变成了一个集成物、现存物；而时间恰恰在于往复创造，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
李朝东：好。小姜。
姜宗强：我们如何赶追西方文明？
陈春文：我讲的意思是：当你意识到有必要去追它的时候，它自己已经终结了，已经不需要去追了。
姜宗强：您的意思是，这种文明正在逐渐衰落？
陈春文：它自身正在衰落，而不是它之外的另外一种文化造成的衰落，这只是它自己生命的结束。前面我已提及，一种文明就像一个自然人，它有出生、婴儿、幼儿、少年、中年、老年的各个阶段，然后与时间一道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是它的自然形态的一种呈现。
姜宗强：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自然地形成了衰落，而且它自身的命题没有更新的能力了。若果真如此，其他的东西也无法与之契合。那么地球的文明的进展是不是有某种规律？
陈春文：我作为一个研习海德格尔的人，在谈及悲剧、喜剧，悲观、乐观这些事情时，都非常谨慎。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我今天晚上通篇所讲内容而言，那就是西方文明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峰，此后它就如同火山喷发完毕，形成石灰岩了。至于它将变成什么东西，那又形成了另外一个节奏，这个节奏转向了西方文明的内部。我认为西方文明达到它的高潮以后，还会趁机喷发的。这不是说让谁拯救它，谁也拯救不了它。
李朝东：有女同学提问吗，有没有？
女同学：那我也提一个行吗？
陈春文：女人的存在就是问题，不用提了。呵呵！
女同学：请问如何理解“世界图像”？
陈春文：我和海德格尔的意思大体一致。世界图像的时代不像画家那样，把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临摹，不是画一幅画，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已图像化了，它就是以图式的显现方式形成了一个图式的世界，而且世界本身就是这般模样。这样一来在这个世界终结之后，世界图像就只能从横向扩张。我认为它的纵向已经终结了。
李朝东：你有问题吗？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吧！
同学3：陈老师您好，您刚才说，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
陈春文：我无意中的一句话。
学生3：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陈春文：这不仅成为了问题，还成为了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女人的存在是一个问题，这本来是我一个插科打诨的说法，不必去认真追究，你一认真追究就涉及到：比如说女人做哲学，不是伤害哲学就是伤害女人。然后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女人和哲学都受到了伤害。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谈。因为这些都属于一个社会学范畴的东西，和哲学本身没什么关联。
我说女人本身就是问题，它是相对于男人的视野（并不需要用哲学的视野）来讲。男人更多地具有动物性，我们说男人要讲奋斗、养家糊口，还要追求猎物，谈恋爱时男方要主动；而我们的女性就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她们受潮汐的影响，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舒服。她们把男人当猎物来捕捉，一旦捕捉以后，就要把他榨干。作为一种配置，本来就是一个天文现象，是一个奇迹性的对象，而一种奇迹性的存在，有时候把它转化为一种社会学的描述就是对于人类的一种大不敬。
李朝东：好。时间过得真快，都已经十点钟了，我做个总结陈词。陈老师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古代西方有一个从神语向人语的转化过程，我们一开始用神话传说的方式来表述人与世界，后来渐渐以自己的语言和其他方式取代了神话与传说，用自己的言说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从而产生了哲学。哲学在希腊达到了成熟的高度，由此也形成了物理、后物理，进而开拓了西方思想的历史长河。横向地看，较之其他文明形态，希腊文明的确是后来者；但是作为一个后起的文明，到了近代以后，一下子变得非常强大，个中原因则与希腊哲学有关，与物理和后物理的关系有关。在这种纵向延伸的过程中，希腊以及西方文明有一个大的爆发，我们把它叫做像火山一样的纵向爆发。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许多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描述，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
到了20世纪的时候，哲学的思想资源最终耗尽了，科学和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况，纵向爆发的文明进程改变了，或者说终结了，它开始步入横向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文明的更替，说的是：由西方哲学和思想主导的世界文明在20世纪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终结了。终结之后会不会出现一种新形态，或者说能不能拯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陈老师的意思是：现在只能以思的方式去思考如何把握技术，如何面对抛掷的命运。我们现代人已经被技术牢牢控制住了，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我记得我此前讲过英国人查尔莫斯写的一本书《科学究竟是什么》，一开头的那句话就是，“人类社会是一列火车，科学技术是火车头，科学技术带着人类社会这一列火车，迅速向前奔驰着，速度越来越快，但可怕的是，驾驶室里没有驾驶员”。也就是说，科学家只是埋头做科学研究，发现所谓的万物的规律，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创造的核心，但是科学技术与科学家也已经无法驾驭科学研究和技术发现了。这个科学技术的火车头带着人类社会这列火车向前奔驰的速度越来越快，前面的岔道也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它会把人类社会带到哪里去。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我们能思的东西，现在就是要重新去思考人类的技术、安排与应用。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必须要有对中西文化以及各种文化的一种综合思考，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大的命题和思想。我们经常这么说：大学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所读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习得一技傍身，以便将来谋得一个好的职业。不管我们学什么样的专业，这种专业知识都已经把知识本身分割成各种各样的曲线了。我们“中和论道”的功能或职责，首先就是要把知识碎片尽可能地缝合起来，使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有一个思路，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思想，不只是关心自己的明天，还能够关怀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这就是陈老师今晚的报告赋予我们的启示和应用价值。好。今天晚上的论坛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次感谢陈老师精彩报告！
（主讲人：陈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