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历史的特点与民族文化的特性[1]
芈一之[2]
青海民族历史上下几千年，往来多民族，其发展规律，总的来说：一条主线、两大区段、八个阶段、多元一体。所谓一条主线，指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中民族众多，有往有来，有分有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元一体，一统中华。所谓两大区段，是以元朝为界，分为上下两个区段。元朝以前包括上古、两汉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四个阶段，是青海古代民族史阶段。元朝以后分元、明、清、民国四个阶段，是当代世居于此的民族如何迁徙定居的历史。元明时期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定型，农业区、牧业区；大分散、小聚居。所谓多元一体，是指发展到最后各民族均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一统于中华。
一 青海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
（一）晚
所谓“晚”，指的是文明社会来得晚，社会发展进程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与邻近地区横向比较仍是一个“晚”字。中华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有了文字，私有制度出现，阶级萌芽发展，随之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出现，于是国家出现了。中国的文明社会史始于五千年前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而后的夏王朝。这时期文明社会的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的汾水、渭水、洛水等流域，即中原地区。而青海仍处于原始社会，迟滞不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中期无弋爰剑从陕西带来农耕技术，此时青海地区才开始了有史籍可查的父系氏族社会。青海上古文化的高峰是新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村而得名，距今4000—5800年），是中原仰韶文化的西延。上古中原文化主要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前者为彩陶文化，后者为黑陶文化。马家窑文化也属于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向西发展，所以也称作甘肃仰韶文化。1987年在今河南濮阳水西村6000余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蚌龙，称作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华文化称作龙文化的考古依据。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文化林林总总。燕山地区有红山文化，略晚于仰韶文化（约5000年）出现“玉龙”，浙江余姚有河姆渡文化，两湖地区有屈家岭文化，四川地区有三星堆文化，等等。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沿渭水流域向西发展，红山文化沿长城向西发展，在河洮地区清水河流域和河湟等地发展演变而成的。其后的齐家文化（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距今3600—4000年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尔后的卡约文化则是羌人文化（1923年首次发现于青海湟中县云谷川卡约村，距今2700—3560年），有农业和牧业，墓葬中有狗、猪骨。卡约文化向西发展为诺木洪文化（1959年发现于青海都兰县诺木洪他里搭里哈而得名），其下限可延至汉代。总而言之，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夏商周三代）已经1800年了，而青海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秦并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这里处在“临洮西塞外”，秦边境西部沿洮河为界，“兵不西行”，河湟羌人社会得以和平发展上百年，但是仍停留在文明社会的大门之外。
西汉初，汉匈两大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斗争。汉初疲弊，沿边被掠，屈辱和亲，休养生息。武帝时民庶物丰，国力强盛，为此，将彻底解决北部边患并雪五世之耻提到了历史日程。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汉军占领了河西走廊，断匈奴右臂，切断羌胡交关之路。为了保证河西走廊的畅通，须扩大南翼，经营河湟，于是，汉族军民大量进入青海东部，带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不久，青海东部跨入封建社会门槛。
两汉魏晋约对河湟地区400年的经营开发，汉文化崛起并开花结果，灿然可观。十六国南北朝时鲜卑人大显风采，汉族衰落了。隋唐时，鲜卑化了的汉族王朝在河湟经营约160年，为第二次汉族西上开发高潮。“安史之乱”后唐军东撤，吐蕃趁势东进占领河陇等地，此后几百年吐蕃势力一花久放。北宋末年虽有“熙宁开边”，宋朝直接经营河湟20余年，但也只是昙花一现。1131年后金、西夏统治这里90余年。1227年蒙古军队灭西夏，攻金国，于1247年统一卫藏各地。元朝时政治舞台上以蒙古人为主，藏族次之，大批穆斯林东来，新的民族格局形成。1368年元亡明兴，明朝政权与北迁之蒙古长期对峙，包括河湟在内的西北各边卫，以军事机构“卫”“所”管军管民，不设府州县，大批江淮籍军兵进入河湟等地戍边，对青海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644年清兵入关，原明代卫所军人变成了民人，地方民族格局和农牧经济持续发展。民国时期，出现回族地方军阀政权，是一大变局。新中国成立以前，青海的社会经济基本上为封建地主制和封建领主制经济，就全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言，社会进程无疑是晚了一大截。
（二）迁
所谓“迁”，指民族的变迁多。没有民族迁徙和活动就没有历史发展。青海地区变迁多，基本原因在于青海是农牧交会地区。西北黄土高原农作区西伸到这里，气温较低，水源丰沛，宜农宜牧，湟水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地区。农业文化自东西延乃必然之势。同时，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高原牧业区的延伸部分。而且青海的牧业区不是孤立的，是中国北部及西部大弧形牧业区的组成部分。从东北向西经蒙古到新疆，南向到青海和康藏呈一个大弧形（河西走廊原为牧业区，由于海拔低，祁连山雪水充足，有几大绿洲，汉开河西列置四郡以后发展成稳固的农业区），游牧民族往来频繁，是应有之义。牧业文化随之播迁而来。多个民族有农有牧，有来有往，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先秦时期，土著居民为羌人。战国时为西羌。汉朝时，汉族军民大批进入河湟，汉羌两大民族互相角逐。此外，还有小月氏、卢水胡等，算是配角。东汉时，汉羌争战激烈，羌人除大量死亡外还东迁关陇或西迁进入今新疆地区，南迁进入川西地区以及云南。东汉末及以后此地不仅汉族力量削弱了，西羌势力也大大削弱，以至成为政治真空，于是，十六国时大量鲜卑人涌入，并独领风骚，北朝170年间，这里找不见汉族人士的历史足迹。
隋唐王朝是汉族所建的政权，但杨氏、李氏都是高度鲜卑化了的汉族。杨氏曾是北朝六镇将军，以普六茹为姓。李氏也曾是六镇将军，以大野为姓。隋唐在这里统治时间不长，160余年，汉文化在河湟没有扎下根就中断了。遍查史书，隋唐时在河湟活动的都不是本地人士。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势力涌入河湟，统治措施基本上采用军事占领体制，没有行政建制和文教措施，农业经济衰落了，社会进程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迟滞。吐谷浑人东迁北逃外，留在环海等地的为吐蕃统治，有六个千户。吐蕃王朝崩溃后，即五代和宋初，主要为嗢末人（明代以后志书写作红帽儿）曾啸聚自保。
北宋时期，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地区长达约一个世纪。唃厮啰政权是一个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藏族地方政权，历史影响不小，较之十六国时秃发南凉，时间长，地域广。北宋末年，曾直接管理河湟20余年，1104年设西宁州，“西宁”地名沿用至今。1131年后此地被灭宋的金国和西夏瓜分，黄河以北由西夏统治，以南为金国统治，持续90年。1227年蒙古军灭夏攻金，蒙古大汗国的势力延伸到这里，并于1247年统一整个青藏高原。
元朝时，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以西域亲军名义或被签发工匠等上百万人迁来西北，以后随着军事行动分布全国各地。新的民族成分如撒拉尔、回族，来到青海东部。先前吐谷浑遗裔发展演变，以西宁州土人身份活动在河湟一带。这里的民族分布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蒙古族是统治民族，藏、回、撒拉、土族成为以后的世居民族。在元朝统治的上百年间，青海地区没有汉族活动的记录。
1368年元朝灭亡，统治集团返还塞北。明朝初年，大量汉族军民涌入河湟地区，占据军事要地和主要交通线，河湟土族退到交通大道两侧，藏族主要居住于西宁以西。汉族人口数量逐渐占到多数，政治上占统治地位，是主体民族。明朝的统治方略，除建重镇于甘州外，其余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经济上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推崇宗教，“用僧徒化导为善”，拉拢厚结政教头人。明中叶后，先是东蒙古进入青海，时战时和80年。明末西蒙古和硕特部进入青海。
清朝时，官场大员主要是满蒙民族和汉军旗人，军事力量除满洲八旗外，依靠绿营兵。原明朝卫所军兵变成了平民，失去军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了。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雍正改制，设府置县，并设青海办事大臣管理蒙藏事务。行政建制与内地府县纳入同一模式，此后社会经济文化大踏步前进，促进了社会发展进程。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建立民国。1929年初建立青海省。由于历史原因，地方实力集团发展变化，青海省的统治权落入回族军阀手中。几十年间回族地位上升，人数增多（20万—30万人），但民族格局基本没有变。周邻地区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开始向工业社会演化，而此地社会演化迟滞，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基本上停滞在地主制和领主制社会阶段。
（三）多
第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往的民族族体多，牵涉30多个民族。诸如：古羌（战国以前），西羌（战国中期以后），汉族，匈奴，月氏，卢水胡，氐，羯，鲜卑乞伏部、秃发部、乙弗部、折掘部，吐谷浑，姚羌（建后秦），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党项羌（活动于今果洛、甘南，唐时东迁庆州，后向北入银州、夏州，建西夏国），苏毗羌，羊同，多弥（又称弭药），蕃人（吐蕃），嗢末人，契丹，回鹘，蒙古，畏兀尔，回族，撒拉尔，土族，哈萨克族，满族，东乡，裕固，保安，等等。第二，从历史发展的结局看，经过长期复杂的历史演变发展，世居民族有四个族系：汉族系，羌藏系，塞北鲜卑蒙古系，信奉伊斯兰族系。五种语言：汉语，藏语，蒙古语，撒拉语，土语。三种文字：汉文，藏文，蒙文。存在着多种宗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宗教内部又分作各种教派，纷然灿然。
总而言之，这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复杂。此地的历史发展比周邻地区复杂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很多。
二 青海民族文化的特性
民族文化的特性是由民族历史的特点发展而来的。历史上，青海地区民族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显著的特性。
（一）边陲性
历史上这里长期处在边陲之地。以明朝为例，西宁地区仍然是三面牧荒，一线东通。这一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使这里经常战事不断，这里的民族文化自然带有边陲性。1.“崇尚气力而轻诗书”，“诸羌环居，民不读书”，即重武轻文。历代军士武将占重要地位。汉朝开边，至明、清仍是如此。历史上此地兵将多，文人却不多，明朝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文化精英人士，说明此地文化教育长期落后于兄弟地区。2.战事多，酒文化发达。边陲经常有战事，大仗不多，小仗不断。边军要参加战斗，战事频繁便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边军文化现象，人去拼死了，命也不要了，能不让喝酒吗？边民也要防御自卫，参加战斗，于是与边军有相通的思想感受。加之这里地高天寒，酒可暖身；酒力发作，可以助勇；闲时无事，可以消闷。唐朝岑参《逢入京使》诗云：“故园东望路漫漫，两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思乡愁闷，难免以酒浇愁了。所以酒的消耗多，酒名堂也多。这种民风民俗一直影响至今。宣统《丹噶尔厅志》卷五《风俗》载：“嗜酒者更多，每因酒席沉醉以殒生者，亦有终年沉湎不事生业者，有三五日为期相聚轮饮者，亦以见嗜饮者之多也。”有人借李白《将进酒》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来为酒徒们自壮自嘲。
（二）民族性
1.多种文化并存，没有发生谁强谁弱、一个吃掉另一个的现象，而是多元并存，多元并进。这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文化圈的西部边沿地区，也是以西藏为中心的藏文化圈东部延伸地区，两个文化圈在此交汇。同时还有突厥伊斯兰文化圈、塞北鲜卑蒙古文化圈，这几种文化圈均长期存在于河湟地区，并经过长期历史沉淀积累下来。
2.交汇性。交汇性是指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民族间如此，文化亦如此。这里不存在单一的或纯粹的某一种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会。一种民俗，各族都有牵连；一种民歌，大家都在咏唱；连说话口语也相互吸收，彼此影响。
（三）文化的神秘性和晚熟性
神秘性指由古代神秘莫测的神话发展为神巫文化（本本，萨满），又发展到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的神佛文化。一脉相传，神神秘秘，而世俗文化却不发达。
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先民们思想意识的总汇，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古代都有神话。但各地方、各民族的神话内容大不相同。这里古文化源头在上古，是双峰并峙，双水并流。一峰是考古文化，如马家窑文化等等，此乃世俗文化，不赘。另一峰是古代神话，乃神话文化。上古先民信鬼神，万物有灵。随着氏族而部落，部落而部落联盟，所信仰的神也有了主次大小之分。古代羌人的社会没有进入稳定的部落联盟阶段，地上没有统一的“君王”，天上也没有统一的“神王”，所以没有出现“天神”和“通天大巫”。查遍《西羌传》等书，寻不见对天的信仰，也不见通天人的“巫”。
古羌人信鬼神、敬山川，崇信“羊神”，所以青海地区没有产生巫，而直接信神话，信神道。古代造神运动兴盛于战国时期，初步造出西王母和东王公，而成型于汉朝；经过上千年演变到明代基本完成。巍巍昆仑高山，荡荡青海湖水，高山雪岭，青海长云，云蒸雾绕，奇景变幻。对于日出放牧，日落睡觉，长年不变，天天如此的牧人来说，自然会问天问地，无以解答，美妙的神话便不胫而走了。这里有产生神话的土壤。西王母本是从中原西迁到青海湖以北的一个古代部落，由史话变成了神话。尔后，羌藏民族信仰本教（本本，类似于萨满，或者巫），实质上属于神巫文化。其下接续藏传佛教的神佛信仰。只有在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经济条件落后，人民生活艰苦，世俗文化滞后的青藏高原，神话、神佛文化才能够在这种特别的土壤中生长并长期存在。生态脆弱，神佛王国，非偶然也，不值得深思吗？应该寻其根源。
青海各民族文化都具有晚熟性。文化是立体的，综合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人类处处有文化，民族文化有异同。
汉文化的晚熟。汉文化本来是早熟的，但在河湟地区，汉文化则是晚熟的。其文化进程大大晚于中原地区。东汉、魏晋时人才辈出，汉文化崛起了，但到北朝时衰落了。隋唐时扎根不深，没有崛起就衰落了。例如，唐代科举兴盛，诗风大兴，人才济济，河湟则不同。到了明代宣德三年（1428），才出现了国家设立的专门教育机构——西宁卫儒学。又过了五十余年，到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1481），土人李
考中进士。又过了七十余年，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1556），西宁汉人张问仁考中进士，距明朝开国已经188年了。百年树人，实属不易，清代河湟地区共出了15名进士，所以说这一地区的汉文化是晚熟的文化。
藏文化的晚熟。藏文化中心在拉萨，以吐蕃王朝创制藏文为标志，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趋于成熟。元末明初人宗喀巴（1357—1419年）是青海藏文化的精英，但他17岁就赴拉萨求学了，再没回来，其主要事迹在西藏，后继人不在这里。到了清代藏族精英人物开始涌现，如章嘉活佛二世阿旺洛桑曲丹、三世若必多杰等，都是清代前期人士，所以藏文化也只能说是晚熟的。
回族文化的晚熟。回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武轻文，清初回族出现著名的四将军，功业卓著，但文化精英人物难找寻。伊斯兰教中的门宦太爷，掌教阿訇很多，林林总总。但他们除念经布道外，由于其基础文化薄弱，知识结构不宽，诠释经文，著书立说者少之又少。不得不说回族中的文化精英少，文化成熟晚。
蒙古族文化的晚熟。蒙古族文化多在牧区，文化精英也非常少，文化也是晚熟的。
土族文化的晚熟。土族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综合性的文化。基层的群众性世俗文化既有萨满文化，也有道教文化。宗教文化多表现为藏文化。至于官方文化、政治文化则表现为汉文化。三者相互结合，浑然一体。上述文化现象反映了其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
凡治史者大要有两端，一是求其“同”，二是求其“异”，治民族历史也是如此。即从常中求变，从变中找规律，才能看到特点特性，方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总之，熔古铸今，开拓未来。
[1] 论文原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 芈一之，河南安阳人，青海民族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