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视野”
马克思主义认为,前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生产与生活方面的交往。但这个阶段的历史只能是受各种不同自然条件(地理、气候诸条件)制约的自然史、地域史。在机器大工业和国际贸易推动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从狭隘的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世界历史在民族史、地域史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进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一定的共同活动,即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是由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引起的,它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发展,又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有重大的反作用。这就是说,“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这就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该书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种经济纽带把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变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4]。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这是一部以问答方式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共25个问题。其中的第19个问题是: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恩格斯的答案是:“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5]
1848年2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强调这一思想。他们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马克思在1850年谈到法国工人的任务时又说:“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在本国范围内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7]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这个舞台才能允许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自由地发展。”[8]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马克思又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9]。1892年4月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写的英文版导言中写道:“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10]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国家要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二是无产阶级队伍强大,有进行革命的阶级力量。而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形成,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可以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从当时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只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具有这两个条件,而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心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取得胜利,即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西方中心论”。
也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1]“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2]。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写下上述一段文字,与当时的欧洲革命形势有关。184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有工人积极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在法国,革命的任务是铲除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在德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意大利,革命的任务是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等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就客观内容而言,1848年欧洲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为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而进行的革命。
在这种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中,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并对革命发展寄予了厚望。法国“二月革命”刚刚爆发不久,恩格斯就于2月27日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7号上发表了《巴黎的革命》一文:“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13]“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14]马克思恩格斯做的工作有:3月3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将中央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到巴黎,授权马克思在巴黎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3月5日,马克思来到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著名活动家也先后到达巴黎;3月11日,同盟新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沙佩尔当选为书记,恩格斯、鲍威尔、莫尔、威·沃尔弗等为委员,等等。
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究德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作的注意力转到了德国。3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经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成为同盟指导德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精神是从德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阐明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统一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政策。4月1日,同盟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与《共产党宣言》一同分发给回德国参加革命的工人和盟员。3月下旬到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同300多名德国工人(其中多数是同盟盟员)分散地秘密返回德国参加革命,并反对盟员伯恩施太德等人主张组成义军浩浩荡荡回国的计划。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恩格斯和同盟的其他成员还参与了爱北斐特、巴登、普法尔茨等地的起义,莫尔等盟员在起义中牺牲。为了指导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大型日报《新莱茵报》,副标题为“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6月1日正式出版。该报的7个编委全是同盟的成员,马克思担任主编。《新莱茵报》是团结各民主派、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舆论阵地。《新莱茵报》的政治立场,就是宣传《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基本精神,为贯彻同盟的革命策略服务;它不仅关注德国的革命,而且关注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在1848年革命中,《新莱茵报》编辑部实际上发挥了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作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直接指挥者”。
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它锻炼了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以及革命群众,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革命的形势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发展,而是以失败收场。1895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中总结经验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15]
在西方民主革命走向低落之际,亚洲革命风暴逐渐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转向了被忽视的、落后的东方国家,开始考察和分析东方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发展趋势。1851年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引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革命发展形势。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16]“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7]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也指出东方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