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革命地位凸显
“东方”，是一个有着地缘和经济政治双重含义的概念。从地缘意义上讲，“东方”是指处于地球东半球的亚洲国家；从经济政治概念上说，“东方”指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或国家，以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对应。在18世纪末西方古典经济学那里，“东方”被作为代表当时中国与印度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有经济范式，首版于1776年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如此。“东方”一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西方中心的蕴意，是随西方人地域活动范围的扩张而不断变更的流变概念，就如16—17世纪欧洲国家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时，按照距离远近，把东方地区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三大部分。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视野中，以及后来他们所关注的革命实践来看，东方国家的革命或者远东国家的革命，最重要的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国家。
日本与俄国是宿敌，十月革命后参与了对苏俄的直接武力干涉，是对苏俄的巨大威胁。日本以“地理邻近”“特殊关系”为舆论，制定所谓“大陆政策”，在吞并朝鲜、中国台湾等地之后，目标指向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干涉中，日本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中，日本向西伯利亚东部派出的军队数量最多。因为他们认定，夺取西伯利亚，是保持自身利益的“最方便的一着”[66]。1918年4月5日，日军借口“保护”日侨，在海参崴登陆，外国武装干涉苏俄远东地区由此开始。从1918年8月到10月，日本通过海路和陆路派遣了7万多名干涉军，占领了从海参崴、伯力到赤塔的铁路沿线地区和重要城镇。“在日本兵身上，个个藏有统帅部发给的俄文小词典，其中，‘布尔什维克’一词谬释为‘野兽’，下注应当消灭字样。”[67]列宁在给海参崴苏维埃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局势十分严重，因而决然地警告同志们。不要存在幻想，以为日本人也许会进攻。进攻是不可避免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可能帮助日本人。”[68]同一天，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革命最艰难的年月……德国人要扼杀我们，日本人在向我们进攻。”[69]后来，在红军节节胜利面前，美国于1920年1月至4月撤兵。日本政府于1920年1月和3月两次发表声明为继续武装干涉辩解，诡称这是为了“维护和平”“保护侨民”“自卫”以及“保卫西伯利亚交通自由”。接着，以“庙衔事件”为借口，日军于1920年6月占领了整个阿穆尔省，以后又占领了库页岛北部。苏俄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操纵反动势力发动政变，建立了麦尔库洛夫傀儡政权。其后，日本与远东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谈判，凸显长期控制远东共和国的政治野心。
在远东各国中，帝国主义的日本国内尚不具备爆发革命的直接条件；朝鲜则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且国家太小，即使发生革命，影响也不会很大。中国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是苏俄的近邻，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的重要基地，其一举一动，影响到整个远东的形势，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对苏俄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另外，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汇合点，因而也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革命有可能首先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政局混乱，派系林立，“日益加剧的内部纠纷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70]。如果能推进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就能粉碎帝国主义东方体系，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和封锁，改变苏俄孤立的国际处境，成为支援俄国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力量。所以，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落的情况下，中国革命就有了接替西方、支援俄国革命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自然成为苏俄防范日本的外交政策中的有利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虑到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日本认为向中国扩张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已经来到。随着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1919年在日本的强硬要求下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等，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趋高涨。《民国日报》连续多日以《日本恫吓我国之恶潮》为题，揭露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行径。知识分子开始在报纸上呼吁民众，对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理胁迫，“吾民咸不能承认”[71]。因此，1920年9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他因此指出：“鉴于我们一直需要‘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它任务的同时，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72]日本强索中国的山东，又企图长期占领并割取直至贝加尔湖的苏俄远东地区，从而成为中苏最凶恶危险的敌人。这是苏俄重视中国，准备与之结盟的客观基础。建立中苏同盟，进而推进东方革命，成为苏俄摆脱孤立地位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双重战略需要。正所谓：“为接壤固圉计，为敦好合力计，又为遏绝公敌野心计。”[73]
十月革命爆发和苏维埃政府诞生的消息，迅即在中国传开。时人评论道：“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74]“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消息便登在中国的报纸上。”[75]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俄国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76]，有描述革命发生的过程[77]，有报道政府消息[78]，有描述民众生活[79]，有评论政局[80]，有分析革命带来的外交关系变化[81]，等等。1918年5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俄国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而已，至属地问题则亦以放任主义，力反前专制政府压迫之政策，务使人民悉登乐土……于中国则深憾专制官吏压制人民而施以相当之忠告，于可见民主政策，决无侵略主义掺杂于其间。倘欲臻世界和平，必民主政策大盛，方可企图。盖政权操诸少数，则思国家如私产，恒思侵略，以事拓张，小之起一国之纷乱，大之扰世界之和平政权公诸国民，则一意提倡民生主义，自无余地侵扰邻邦，而和平之基肇矣。”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笔者），也把目光投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几十年后，宋庆龄写道：“我记得三十二年之前，当苏联的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遭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的造谣诬蔑的时候，孙中山首先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82]1918年1月，孙中山谈道：“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83]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对苏俄革命“表示极大的敬意”，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84]。1920年孙中山与俄方使者吴廷康[85]会见时，对于如何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孙中山“深感兴趣”。在抱怨“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的同时，孙中山“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以便取得广州与俄国的联系。[8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后，中国各界反映热烈。[87]全国报界联合会致电苏俄政府，电报称：“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苏俄政府，表示“用极诚恳的心意，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勠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此外，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都分别致电苏俄政府。[88]
防遏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国各界活跃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积极反应，以及与苏俄拥有漫长边界线的地缘政治因素等，使得共产国际、苏俄领导人把推进中国革命作为其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
列宁早就注意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列宁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89]针对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列宁于1912年7月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90]1913年3月，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土耳其和波斯革命的国际意义。文章指出：“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91]
在1912年至1913年间，列宁还陆续撰写了《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高度评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92]“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93]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也尖锐地指出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存在的缺点和弱点。列宁写道：“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虽然革命推翻了旧的腐朽透顶的君主制，虽然共和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没有普选权！国会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拥有将近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巩固的。”[94]同时，列宁在这些文章中还满怀信心地展望中国的未来，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孙中山的联系。1918年8月1日，契切林致函孙中山，一方面对孙中山这位“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另一方面，代表俄国劳动阶级呼吁与中国人民“共同斗争”。契切林在信中说：“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95]1920年10月30日，契切林再次致函孙中山：“贵国正坚定不移地前进，贵国人民自觉地走上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沉重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谨祝你们取得伟大成功，中国兄弟们，行动起来吧！压迫你们的势力在一天天衰落下去。请再稍等一等，你们胜利在望。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应当立即恢复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愿中国坚定地走上与我国友好的道路。”[96]
除此之外，苏维埃还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加强与孙中山等的联系。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于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由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而成，领导人为刘泽荣。中华旅俄联合会是俄国华人学、商、工三界的团体，1917年4月18日成立并设干事会于彼得格勒。其宗旨是：“联络旅俄华人；对于旅俄华人之行动，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当竭力以辅助之。”[97]十月革命前，该会曾派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商部、内务部和市政府所召开的有关救济华工问题的会议，为协助华工回国做了许多工作。改组后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以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号召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斗争，并同所有亚洲无产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组织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协约国可能进犯苏俄时加速工人阶级的总发动。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之前，列宁还特地接见了刘泽荣等人。
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孙中山当选大会的名誉主席，二人的肖像悬挂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契切林在大会上明确地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应该“成为中国现有运动与未来运动之间的枢纽”[98]。刘泽荣则在长篇发言中说：“有觉悟的中国民众正紧张地探索摆脱悲惨境遇的道路。民众的目光集注于老练的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身上。”[99]会后，刘泽荣还以大会的名义给孙中山发去两封电报。其中的一封请孙中山转全国同胞、公会、政党，电报请求：（1）协助中国青年的革命事业，以排除其敌人；（2）即行承认苏维埃劳农共和国，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苏俄；（3）立即派正式代表与苏俄谈判建立外交关系；（4）设法使在俄侨民之欲回国者，归途无阻。另一封则是发给孙中山个人的，电报称：“第三次全俄华工大会，代表数万名远离祖国而不能直接参加新中国建设但热情关注您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革命活动的工人，决定选举您和世界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宁同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议决邀请您前来俄国，以便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您，中国革命领袖的思想。”收到电报后，孙中山给予了回复。他告诉远离祖国的华工说：“目前中国只不过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而政权却掌握在帝制集团和军人集团手中，人民尚未得到自由”，对中国的这种现状，孙中山表示“应该进行一次革命来扫荡这些统治集团”[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