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
在五四后整个知识界大变的气候下，《新社会》销行不俗。杂志的销售点遍及全国，最远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以至日本。
杂志的声名远播带来了经济效益，尤其体现在其广告上。第8号杂志登出了广告价目表，从六分之一版面一期一元，到全版面三十期一百元，各种规格应有尽有[39]。杂志第9号出现第一支盈利广告，第13号起到停刊，每号都有两个半版面的广告，最多者达4个版面，广告业主包括美国友华银行、北京花旗银行、美商茂生洋行、英国邓禄普橡皮厂、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英商天津普丰洋行等，可见其吸引力直追顶级杂志。
《新社会》同样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据陈福康教授查考，早在1919年11月，浙江省方面就密电北洋政府：“《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刊]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罔。”[40]1920年5月1日，《新社会》第19号出版后，终被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查禁。
《新社会》停刊后，在郑振铎的尽力争取下，青年会同意继续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一个月刊，郑振铎力主将这个刊物定名为《人道》，1920年8月5日，《人道》正式创刊。虽然人员依旧，但这群人的思想已有了改变的迹象，瞿秋白后来讲过：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41]
此处所谓的“唯心的解决”，当指五四精英提倡从文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新社会》的停刊虽是外力所致，事实上这群青年对社会服务为基调的改造方案内心已有了疑惑。从文类及文章数量上也可得到证明，相比于以刊载社会学文字为主的《新社会》，《人道》月刊虽仅出一期，刊载的20篇文章，随感类文章数量却占了一半，这群新青年立场从“社会服务”到“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转移可见一斑。
最能表现该变化的是郑振铎本年发表于《晨报》的小说《平凡地毁了一生》[42]。小说主人公“他是一个强健的活泼的青年”，“他学着俄文”，他有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有设立精神疗养院的想法，有著书的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都“暂时搁着”，因为：
他有好几个朋友在一个会里服务，教教书，调查调查人力车夫，还常把服务的好处讲给他们同学听；他们很觉愉快而活泼，在外面也非常活动。他很羡慕他们。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处在这样腐败的社会里，哪能放弃了自己的神圣的责任，不去服务社会、改良风俗呢？他立定了志向，就要求他们介绍，也入了这个会。
在投身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这位年轻人因为“他究竟是一个能实行的大社会改良家。许多人称赞他的热心”。最后他却患病逝世。主人公的身世经历乃至人生选择有郑振铎以及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的影子，郑振铎显然是以主人公的死亡告别了自下而上的践履性的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思想。
《人道》月刊停刊后，这群年轻人因各自的选择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如郑振铎所讲的：“我们今后应该各视其性之所近，去做社会改造的各种运动，决不可有丝毫的‘盲从’，聚于一隅，而从事于与自己不相习的工作。”[43]可以说，正是通过《新社会》《人道》，郑振铎找到了自己“相习的工作”。在《新社会》《人道》两刊物的所有署名文章中，郑振铎发表最多，达42篇，排名第2的瞿世英仅20篇，在这群人中，他长于撰述的特点一目了然。自此以后，郑振铎有意识地选择全身心地投入文化批评、文学译介，其文字频繁见诸《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等著名报刊，慢慢积累起个人声望。
1920年下半年，一方面早前精英领袖的倡议产生了效果，另一方面以陈独秀南下上海为标志，“五四一代”所持立场日渐分散，专业化、书斋化的倾向成为主流，新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逆转，丛书出版压倒期刊发行。郑振铎跟进发表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针对该状况提出了个人的不同看法。他从专业角度要求编译丛书应该做到五点：“宜求其质（Quality）之精深，不宜求其量（Quantity）之众多”；“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之研究，至不可缓，然‘自然科学’也有许多好处，对于人类的贡献极大，实不可把他们抛在一边不理会”；“我希望以后译书的人。要免除这一种不利之点。（指不翻译专有名词，或翻译后不附注原词）……（译书）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编译丛书，是文化事业，不是投机事业，请不要存有竞争的心理！”
这篇文章显示了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化出版状况的持续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以期刊编辑身份进入新文化圈的他，深谙丛书与杂志二者功能的不同，因此在文章末尾提出：
末了我还要附带的说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专注于丛书的编译，而把杂志事业忘了。我们须知道丛书是介绍文化的性质，杂志是提倡、鼓吹、宣传、讨论文化运动的机关。两种东西，性质不同，应并存而不可偏重。注重书籍而把杂志忘了，也如专重杂志事业而把丛书忘了一样，有同样的弊害发生。大家应该注意这一层！这句话，本来不应当在这篇文里论到，因为看见现在大家对于杂志事业，都有些冷淡了，所以不得不提一句。[44]
郑振铎的《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虽然系针对丛书的出版与翻译，但对新文化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全局性的意见，文辞之间更充盈着自信，与其之前的时论文章不可同日而语，是他在新位置独立发声的开始。
又据郑振铎回忆，《人道》停刊后，“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45]。这段时间他陆续发表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序》《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艺术论·序》《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翻译了《红色军队》、托洛茨基的《我们从什么着手呢》、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与青斯基的《神人》等[46]。泰戈尔的诗歌则是他的另一重头戏，他用文学的笔触描绘过与泰戈尔的文字初识：
有一天旁晚[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47]
郑振铎对本阶段工作评价很高：“我在《新社会》里写了不少的浅薄无聊的文章。皆不自惜，无留稿者。……（《新社会》《人道》停刊后——引者注）这时候我写了不少文章，也不外是东涂西抹的结果。然所作乃不复旁骛，几全为文学的译作。”[48]
正是如上作为，郑振铎填补了1919年陆续出国的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明星学生走后所遗留的空缺，成为青年翘楚。6月郑振铎发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以学生领袖的身份，批评“现在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者，据我看起来，他们的精神与态度还有许多应该商榷的地方”。他提出四点要求：“第一个应该注意的就是实践的精神”；“第二件新文化运动者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坦白的心胸，光明的行动，和高尚的人格”；“第三件新文化运动者应该注意的就是谦和的态度”；“第四件新文化运动者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应当有彻底坚决的态度，以改造社会，创造文化为终生的目的，不可纷心[分心]于别事”[49]。九月他联合北大学生罗敦伟、徐六几、周长宪、张邦铭、缪金源等筹备组织“批评社”，创刊《批评》，虽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但郑振铎仍然被推戴为首，可见他此时在学生界的地位已非1919年连地方性组织委员都不能获选的窘况所可比拟。
与五四领袖的深入交往，是郑振铎走上全国舞台的最后一步，于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周作人与蒋百里二位。周作人于1920年6月8日获郑振铎来函，邀请其就“新村问题”做演讲，并为《人道》撰稿。自周作人6月19日在社会实进会做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演讲后，双方交往日频，据周作人日记记载，截至本年底，半年之内郑振铎共登门拜访12次，双方函件往返23通，彼此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50]。蒋百里与郑振铎之间如何建立联系，迄今为止没有确切材料可供考索。不过正是他居中介绍，郑振铎才与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乃有随后文学研究会之诞生，郑振铎人生由此正式转向另一条轨道。据郑振铎的回忆：“那时是民国九年。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我们在蒋百里先生处，遇见了高梦旦先生，说起了要出版一个文艺杂志事，高先生很赞成。后张菊生先生也北来，又谈了一次话。此事乃定局。”[51]张元济1920年10月23日的日记有详细记录：
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知为福建长乐人，住西石槽六号，在铁路管理学校肄业。询知耿君在外交部学习，为上海人。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二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52]
商务的婉拒客观上促成了郑振铎倡导与组织文学研究会[53]。1920年9月份自铁路管理学校毕业滞留在京的他，因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和充裕的时间，加之谦逊务实的态度，成了筹办的最佳人选[54]。1921年1月4日，在他的不懈奔走下，文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正式宣告成立，郑振铎当选为书记干事，借用其诗歌的比喻来总结，昔日的少年终成社会提灯人[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