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与古代小品关系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到《呐喊》，追述成书原因时认为：“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1]鲁迅这句话旨在强调西方现代小说对他的巨大影响。同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内心深处秉承了他对传统的一贯态度，因此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影响。

但作家后来的追认显然无法掩盖其小说创作资源的多元性。一向对新文化人士非议颇多的钱穆对鲁迅的小说另眼相看，认为其延续了中国古代小品的特性：“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即如小说，戏剧等，平心而论，至今亦尚少几本真好的，只有鲁迅。但鲁迅最好的也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2]

作家鲁迅的回忆，与读者钱穆的判断，彼此论述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关系。这虽然与二位的知识结构与情感认同密切相关，但钱穆的观点亦是一个有趣的视点，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作家所刻意回避的“伟大的传统”。本文力图从小品文文体的流变、作家的认知和小说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勾勒鲁迅小说与中国古代“小品”的内在精神联系，以此打开理解鲁迅的新可能。